中国 “主流经济学”的本质与本质特征
“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解决这个悖论的根本途径，是改变主流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
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就是在中国经济学界拥有领导权与话语霸权、对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指导、主导和主要影响作用的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前，指“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指整体移植西方经济理论、影响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学。由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无所谓主流支流之分，所以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狭义上指后者。
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源头是《资本论》，《资本论》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源头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在西方也曾经“主流”过一阵，但从未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性恶论、私有化、个人主义、货币主义、金钱至上、配置(而非再生)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腐败合理论、反对政府宏观调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资本论》、传统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的共同点，是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前者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后者认为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市场经济。实际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这些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也即这些经济学合法性危机。只有对称的、五度空间的方法论，才能完整把握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的相互转化，才能与时俱进，自觉把握与推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它们只能自形羞惭，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家的“主流经济”观有两层含义：经济发展的主流与经济学的主流。前者他们把西方走过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后者他们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是人类经济学的主流。而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把支流汇入主流;在此过程中，应该由他们起引导、领导、主导作用。这就是问题的要害，也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共同特征：1.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予;2.私有化;3.唯科学主义、唯实证主义、唯客体主义，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吹带血GDP、货币GDP。主流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分裂。一方面，他们强调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另一方方面他们又强调金钱至上，货币主义;4.腐败有益论，通胀合理论，投机有用论;5.世界工厂论;6.擅长数学模型;7.不但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位为非主流，而且拒斥新经济带来的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移，把西方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8.否认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经济的重新洗牌与历史发展的螺旋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是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老路，发展观是直线的、线性的。
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GDP带血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必然代价。中国“主流经济学”脱离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都是抽象的、片面的、空洞的理论。
科学真理是多样性、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象通向罗马的道路虽有千万条，罗马只有一个。作为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而不能有不同的模式。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一般的经济学。在这里研究的方法、结论、模式都是一般和特殊、个别的统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吸取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股份制，民主制与法制等等，而不是公有制，更不是仅仅国有制，或根据掌权后的意志和既得利益来各取所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以后的非主流经济学，也只不过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主流经济学的回光返照;除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经济学给改革开放带来的失误进行抨击、主张走回头路以外，并无新意。
对改革出现的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是人为失误，一种认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两种方案：一种是走回头路，一种是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中解决。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共同特点，都是走回头路。一个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一个是以反私有制、反两极分化为名，要回到计划体制。两者都同样秉持线性思维观下的线性发展观，都不能真正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从逻辑和现实两方面来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中解决。
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所以，“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解决这个悖论的根本途径，是改变主流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可以把颠倒了的人和财富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
要把幸福确立为经济学的目标，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只有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
对称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区别不是什么要素的片面和全面的量的区别，而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的根本不同的本质区别。
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的关系的前提下，二者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所以，经济学只研究经济发展、不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是不行的。只研究经济发展、不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是主流经济学的模型不具备解释力的根本原因。
对称经济学范式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后者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这既是逻辑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因而体现了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中国“主流经济学”唯科学主义造成的时空错位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双向同步过程。唯科学的主流经济学陷于时空错位。
“主流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要害：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已经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两大旗帜。按唯科学主义者的说法，民主也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只要打一面旗帜就可以了，何必要打两面旗帜呢?打两面旗帜，简直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后来居上。
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
两种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走回头路的共同特点，使他们都同样陷于时空错位。必须给唯科学主义造成“时空错位”的主流经济学以迎头痛击。
经济学是否科学，应由实践来证明，而市场检验本身就是实践检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市场检验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健全，健全的市场包括自由竞争与保护自由竞争的法制。
实践证明：隐藏在主流经济学家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腐败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规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优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
在他们看来，如果人是理性的，就应该是完全利己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应该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诚信，通通都是伪科学，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他们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狼道;讲科学就不能讲道德，讲道德就不配来经商。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使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世风日下，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虽然兵不血刃、润物无声，然而暗流汹涌、潜移默化，正在以加速度侵蚀我们民族的机体，危害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他们打着科学的旗帜，通过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否定中国的人文精神，使西方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正统与主流，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正统与主流，把中国文化贬低为迷信，磨灭中国人民的创造性，磨掉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使中国人民唯西方资本的马首是瞻，使中国成为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殖民地;是我国建立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思想大敌。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性相辅相成。爱国热情是民族主体性的基础。以经济全球化为名扼杀人的爱国热情、抹刹民族主体性，只能使自己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论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主流经济学家就是这种殖民主义者和殖民主义鼓吹者。主流经济学家的“唯经济观”已经到了对爱国热情也要算经济账的份上;在他们看来，算经济账的“爱国热情”是理性的，否则是不理性的。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良心值多少钱”?爱国热情值多少钱?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双向同步过程。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与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无国界的幌子，用前者来吞掉后者，妄图摧垮民族的主体性。如果说，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抢占地盘，现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经济侵略，那么当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文化统治。主流经济学家、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代言人打着科学的旗帜、反伪科学的幌子，代表西方先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然后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最后对中国进行政治殖民，妄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政治、经济的傀儡。在此过程中，他们因势利导、顺水推舟、水涨船高，“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逐步取得在中国各学科领域的话语霸权，并最终实现他们更大的野心。从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打着经济学科学化的旗号，照搬西方数理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理论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可以看出，唯科学比伪科学危害更大;前者是全局性的、深层次的，后者是局部的、表层的。伪科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算术级数的，唯科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几何级数的。对数学方法顶礼膜拜的主流经济学家应该知道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的区别。主流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货币主义、价格拜物教的核心观点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渗透、危害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细致观察。
中国“主流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
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观经济微观化，把完整的经济系统搞得支离破碎，肆意夸大某个要素、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作出错误的结论。
“主流经济学”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要害：宏观经济微观化。他们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私有化(产权万能)、经济人、世界工厂论、腐败合理论、通胀有益论、价格万能论、金钱GDP等，都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具体表现。
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不仅仅是民间与政府、企业与产业的关系。从结构上看，市场除了民间与政府、企业与产业的关系以外，还有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物质经济与精神经济、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关系;在性质上，还有财富与幸福的关系;在空间上，还有企业、产业、区域经济同全球经济的关系;在时间上，还有配置与再生、生产周期与循环经济的关系。这说明：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完整把握经济系统，才能给经济系统中每一个要素与关系以合理定位，包括就业与物价的关系。
而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观经济微观化，把完整的经济系统搞得支离破碎，肆意夸大某个要素、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作出错误的结论。
“主流经济学”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理论。就业工资发多了，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了，物价就上涨了。似乎这些增加了就业的人口都是吃干饭的。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每个人都回家抱孩子、喝西北风，物价就可以下降。实际上，只有“隐性失业”——表面就业实际上拿钱不干事，这样的就业率提高才会造成通货膨胀。否则增加就业意味着扩大生产，扩大生产意味着增加供给、提高货币效率，怎么会造成物价上涨呢?如果增发的工资不足以抵消增加的财富，那这个生产率也太低了，那这样的就业同隐性失业无本质不同。那么问题的症结不在增加就业而在于失业形态——隐性失业;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降低就业率而在提高生产率，在于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
市场经济是主体经济，也是立体经济。如果说，过去的计划经济是从宏观调控方面违背了市场主体化、立体化原则，那么现在的“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则是在中观产业层面，“产权核心论”、“经济人”理论则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违背了市场主体化、立体化原则。
市场主体化、立体化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统一的基础，也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基础。只有对市场的立体的思维，各种对立才会扬弃、分歧才会趋同，各种意识形态才会被统一到科学的发展观中，成为一元与多元相统一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人的利益也是立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人”理论认为，理性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利己的动机。然而人的利益有眼前的、长远的，肤浅的、深层的，局部的、全局的。真正理性的人，应该更多看到长远的、深层的、全局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眼前、局部、肤浅的利益。
因此，“经济人”与“道德人”并非对立，“理性人”并非都是自私的。问题的关键，与主流经济学宏观经济微观化相应，他们把人的利益也微观化，似乎每一个理性的人都只看到眼前的、肤浅的、局部的利益，只知道一时一事的成本收益核算。他们的经济人只是斤斤计较、功于心计、精于算计的葛朗台。这是小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人”的写照与放大;以这样的“经济人”为出发点，也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
“主流经济学”宣称的“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帝国主义”，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产业化、产业市场化、市场金钱化、一切向钱看的“帝国主义”，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帝国主义”。
地震这一突发事件，以极端典型的形式宣告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像地震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只能通过政府力量才能救灾与组织灾后重建工作，才能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这说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离只是历史的产物。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大量自发的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社会各个阶层纷纷解囊向灾区提供捐款捐物各种赞助的普遍现象也宣告了主流经济学“经济人”、“理性人”理论的破产。
中国“主流经济学”造成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与规范性的对立
经济行为的规范性就在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之中，经济活动的规律性就在经济行为的规范性之中。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科学性，本身既不规范也不科学。
“主流经济学”唯理性主义的要害：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规范性，用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否认道德价值。但“主流经济学”的“实证经济学”既不规范也不实证。
“主流经济学”的金钱至上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
什么是主流经济学的唯理性主义?司机撞倒了人，如果车下救人，赔偿数额大于把人压死，是非理性、非科学的;如果索性二次碾压把人压死，其赔偿数额小于仅仅把人压伤，因而是理性的、科学的。这就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观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主流经济学家却鼓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入人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血和泪的历史阶段，成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靠人民币币值低估来倾销以换取美元，是以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以降低质量为前提、以降低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前提。把换取的美元又借给美国投机、投资、救市，是以降低本国发展速度为前提。
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点，是把价值绝对化了;前者把价值绝对化为抽象劳动，后者把价值绝对化为货币，因而二者都脱离了经济活动的实际和价值本身的属性。金钱至上、价格核心是经济规律论与经济主体论对立的根源，《资本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对象、性质、内容、方法、阶级性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性质是使经济规律性与经济主体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不能兼容的根本原因。
“主流经济学”的产权中心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明确，而不是私有制。私有制也有产权模糊的，公有制也可以做到产权明确。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要害，是把产权明确同私有制混为一谈，把二者划等号。《资本论》和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都是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产权模糊等同于公有制。不同的是，前者通过否定私有制而走向产权模糊，后者通过强调产权明确而走向私有制。
“主流经济学”的“效率优先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
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资本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二者都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前者过分强调自由而否认了政府的作用，后者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否认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对立起来，因而也都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马克思反对剥削是实行平均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不要公平;二者都没有真正实现公平。没有效益，没有真正的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真正的效益。弱肉强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效益。最优不是效率第一，而是效益至上。资本主义讲效率不讲效益，传统社会主义讲效益不讲效率，转型、改革是二者的扬弃，使二者各自扬长避短，从而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效率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说明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
“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
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点，是把私有观念同个人主义、私有制混为一谈，前者通过否定后者来否定前者，后者通过肯定前者来肯定后者。
善的本能也是一种本能;在这种本能的冲动下，为了伸张正义，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也是一种利益。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人”，认为理性的、正常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利已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恶论”。
因此，“经济人”的一部分是性善者与性善论者，一部分是性恶者与性恶论者。一半以上的人、人的一半以上的行为，是利人(包括利人利已，利人不利已)的。这些人、这些行为都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而都是正常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性恶论”来剖析人性和人的一切行为，认为“经济人”要么都有利已的目的，要么是不正常、非理性的人。如果把经济人理论建立在人的多层次本质的基础上，全面地把握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那么这个理论就是科学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本性、动因、动机、目的是对称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把人的本质抽象化，势必以偏概全、脱离现实。
“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规范性就在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之中，经济活动的规律性就在经济行为的规范性之中。同样，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中，经济学的科学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主流经济学妄图离开经济行为的规范性寻找经济活动的规律性，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科学性，本身既不规范也不科学。主体性与科学性离开了对方，其自身也不能成立。思维规律与客观规律的相互建构原理、相互建构的基础与纽带说明：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与“是什么”是内在一致的。在经济学领域，主体性与科学性是基本对称关系，价值关系是这一对称关系的纽带与桥梁。而通常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就是这种对称关系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使之对称，是建构对称经济学体系的必经途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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