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他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标准：看他的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的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他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有160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我相信丁学良先生在这“被学术界推崇的”“20种”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正因为这样，丁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标准”有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嫌疑;用于羞辱和他同样学术背景、处于同一经济学范式、但又进不了他的“20种俱乐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行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他们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行有行道，道有道规，谁叫你和丁先生师出同门，是同行同门加同派?这门派的老规矩，你又不是不懂!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科学学的角度来看，是刊物因为论文有影响力，而不是论文因为刊物有影响力;论文的影响力根源于它的原创性、先进性和实践有效性，而真正的原创理论(不是仅仅标新立异的“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被同行引用情况不能同步准确反映这个过程。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人类学说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而包括丁学良先生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迄今不承认《资本论》的影响力，更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论文被引用次数只不过是影响力的极不可靠的参数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数，更不是影响力指数。“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等都是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是指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尊重，你把它夸大成“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把特称判断夸大成全称判断，通过这种夸大其词把美国和世界划等号，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把西方经济学界和学术界划等号，那也只不过是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建立在同一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相吹捧、通过互相吹捧自我量化自我拔高而已，而科学的发展恰恰体现为科学范式的转换，体现为旧的“科学共同体”的瓦解与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所以丁学良的这种“经济学家”的“评判标准”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奚落他的同门小弟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至于其他“主流经济学家”所谓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差50年以上、中国20年内不要考虑诺贝尔经济学奖等等说法，更是罔顾科学学常识、不顾科学史事实，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和别有用心的胡诌乱侃。知识本身有共享性;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不断地吸收人类前沿的科学成果，实现相容超越，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因此后来居上才是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科学史的基本事实。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某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弟子、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阻碍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
任何科学范式的转换都是必然的，而这种必然性只能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经济学也不例外。通过对能体现经济学范式转化的必然性的偶然性——重要经济或经济学事件的案例进行典型分析，是揭示这种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说明经济学的发展规律、澄清经济学发展与评判模糊标准、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科学标准的最好途径。
2011年11月2日发生了哈佛大学本科生退出哈佛经济学教授曼昆主讲的经济学必修课，参加抗议华尔街的示威运动的事件;与此事件同时，哈佛校刊《哈佛政治评论》全文刊登了退课学生致曼昆的公开信：
今天，我们离开经济学十讲(注：曼昆主讲的课程名称)的课堂，以表达我们对于这门导论性的经济学课程中之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不满。我们深切地担忧这些课程中的偏见将影响到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大学，以及我们所身处的整个社会。
作为哈佛的本科生，我们选修“经济学十讲”这门课程是希望能获得广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的介绍，帮助我们进一步在经济学、政治学、环境科学、公共政策等诸多学科和知识领域中作出深入思考。然而，我们发现这门课程，对于我们认为已经问题重重且对不平等束手无策的经济，秉持偏见和有局限的视野。
真正合理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同时包含对各种经济学简化模型之优点与缺点的批判性探讨。由于在您的课程中不涉及第一手资料，学术期刊中的关键文献也并不充分，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来研究经济学。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就比其他任何理论，例如凯恩斯的理论更重要、更基本，这是毫无道理的。
对一门准备要为将来进一步研究经济学打下基础的课程来说，采取一种无偏见的观察经济学的视角，对于这个课堂上的700名同学来说相当重要。许多哈佛学生没有能力选择经济学十讲之外的课程，因为此课程对于经济学、环境科学以及公共政策学学生来说是必修的。当社会学专业必须选择一门经济学导论课程时，唯一的另一门可供选择的课程——Steven Margolin教授的经济学批判却每隔一年才开设一次(今年就没开课)。许多其他专业的学生只是希望在高质量的通识教育中获得对经济学的简单理解。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学导论使得后续的经济学课程难以有效地展开，因为它只是提供了有严重偏见的角度，而不是为其他课程的拓宽提供坚实的基础。不要希望学生们通过躲开这门课，或者拒绝整个经济学学科来表达他们对经济学导论的不满。
哈佛毕业生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的更广博知识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五年来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将加入波士顿的游行队伍，抗议高等教育的公司化，声援全球的“占领运动”。由于经济学十讲中不公正的本质不仅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象征，甚至应当为这一严重社会后果负责。我们今天走出课堂，不仅是反对您对于有偏见的经济学理论的讨论不够充分，而且我们还将投身整个运动，去改变美国经济学的所有不公正的逻辑。曼昆教授，我们希望您会认真对待我们的想法和今天的罢课行为。
哈佛经济学本科生在这封公开信中明确表达了以下信息：1、西方经济学以偏见为导论;2、这些偏见形成的有严重偏见的角度不能给学生提供广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3、这些偏见形成的狭隘的视野导致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熟视无睹，束手无策;4、这些偏见虽然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而不容许学生对其进行批判，或进行其他选择;5，这些偏见培养出来的哈佛经济学毕业生由于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担任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前一段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有偏见的西方经济学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实践可以说已经证伪了西方经济学。如果按照西方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所谓可证伪性是科学、因而也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的说法，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证伪西方经济学来证实西方经济学，就是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证伪了西方经济学所以证实了西方经济学，那么这些罢课的哈佛经济学本科生就是吃饱饭没事干撑着，理应继续将错就错学这些有偏见的错误理论，然后继续将错就错用这些错误的理论指导错误的实践，让金融危机来得更猛烈、更频繁才对。然而这是明显荒谬的，任何头脑没有毛病的人都不会这样干。这说明，西方经济学被证伪就说明西方经济学是错的，既然错了就不应该继续占据神圣的经济学殿堂，以免误人子弟，贻害社会。必须让正确的经济学走上讲堂，错误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必须下课，这就是哈佛经济学本科生集体罢课和给曼昆公开信事件的经济学意义。
让我们打开曼昆《经济学原理》(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第一篇导言 第一章 经济学十大原理 原理一：人们面临权衡取舍;原理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原理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原理四：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原理五：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原理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原理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原理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原理九：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原理十：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如果以上曼昆的经济学十大经济学原理对应于曼昆的经济学十讲，我们可以看到，曼昆的经济学十讲在极力使经济学基本原理常识化、通俗化的背后，是经济学出发点的偏见。因为曼昆上述所谓的“经济学基本原理”都是经济某些方面现象的客观描述，因而从现象学意义上看都是正确的，但就经济整体来讲都是片面的;通过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把经济发展复杂系统中的某个方面抽象出来，上升为“经济学基本原理”，势必使“经济学基本原理”以偏概全甚至本末倒置，造成对经济学生和经济实践的误导。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特定对象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那么经济学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价值的创造固然需要资源的配置，但价值的创造不能归结为资源的配置。从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出发点来看，资源的配置是手段，价值的创造、资源的再生才是目的。因此，人参与经济活动固然需要选择理性，但人参与经济活动首先需要创造理性——选择理性从属于创造理性，创造理性主导选择理性。如果把人的选择理性抽象出来，使它离开创造理性，并且使之成为“经济学十大原理”的第一大原理，那么将使经济学成为为配置而配置的经济学，而非为再生而配置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把经济学定义为配置经济学——关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哲学根源就在于把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的经济理性和选择理性划等号，从而使选择理性脱离创造理性。选择理性脱离创造理性、经济学由再生经济学变为配置经济学的结果，是使经济学不能完整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而只是对这条规律的某个环节、某个片段的抽象，从而使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根源所在。
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为选择理性，把经济活动定位为资源的选择和配置，那么经济活动就是单个人可以进行的抽象的活动，进行这种单个人抽象活动的就是抽象的单个人——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由于每个人都可以独立进行经济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是对有限资源的选择和配置，因此人与人之间利益此消彼长，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只能在相互提防勾心斗角信息不对称中进行非合作博弈，最后大家只能落个“纳什均衡”即利益均衡的结果。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于创造理性，把经济活动定位于价值的创造与再生，经济主体间就有可能是双赢的关系，那么经济活动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是合作关系;虽然每个人也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只能在合作互利过程中才能实现。这个合作互利的过程不是什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过程，而是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既为自己也为别人的过程;是贡献与索取对称、付出与收获等价的过程。所以经济人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为选择理性，那么经济活动的所得就是所选择的东西，这个所得的代价就是放弃的东西——有选择就有放弃;在配置经济学中，所谓成本唯一的就是机会成本。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于创造理性，那么经济活动的所得就是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个所得的成本就是为了创造新的价值而投入的旧的价值，或转化成新价值的旧价值。只有把创造新价值的成本看成投入的旧价值，“边际量”这个概念才能成立，考虑边际量才有意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这个命题和经济学的其他原理才能兼容。曼昆一方面“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另一方面“理性人考虑边际量”，两个命题之间是一个悖论;他的一句“在机会成本为既定的条件下”(同上，p6)不但不能化解这个悖论，而且只能强化这个悖论。同理，人们确实“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但只有把经济活动看成主体合作创造新价值的活动，人对人的激励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选择，那么“激励”就不能现实发生。贸易固然可以通过选择和交换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但贸易只是商品创造全部价值的必要环节不是充分条件，产品的开发、生产是完整的商品价值创造过程中更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得出经济理性是选择理性、经济活动只是选择活动的结论。市场确实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但“市场”概念有多种含义，如果仅仅是指交换产品的场所，那么曼昆“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不管指的是政府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抑或有利条件，都说明由市场组织的经济活动只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虽然这部分内容对于创造商品整体价值来讲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把经济理性和活动归结为通过市场的选择是不成立的。曼昆“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更是直接证伪了他的“选择论”。“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固然没错，问题是如果“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仅仅是“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造成，那么又怎么会让我们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进行“短期权衡取舍”呢?是通货膨胀增加就业，还是增加就业引发通货膨胀?莫非通货膨胀会增加就业，或者就业增加会造成通货膨胀?就业增加必然产出也增加，就业增加怎么会造成通货膨胀?也许曼昆的选择论经济学可以从逻辑上得出就业增加就是吃干饭、白白占有稀缺资源的人增加，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会增加就业，那么 “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岂不是增加就业的好办法?如果曼昆只是把一些短期现象而不是长期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原理”只能让学生云里雾里，不着要领;如果曼昆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间不兼容，只能给其学生提供逻辑不严密、充满悖论的经济学体系;如果这个不兼容是由于作为出发点的某个前提本身错误，那么只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造成学生反感和反弹是正常的。
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经济人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直接间接地以“理性的经济人是自私的”假设作为其体系的明确的或隐含的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这就不能不使经济学体系建立在沙滩上，并诱导经济大厦建立在沙滩上。自私自利，以邻为壑，把经济活动等同于赚钱，把人生目标定位于最大限度地赚钱，为赚钱不择手段，以致经济活动本末倒置，使虚拟经济蜕变成虚幻经济。从自私的经济人选择哲学到配置经济学，经过一般均衡论的中介与过渡，进入价格经济学——把价值归结为交换价值或价格的经济学，是西方虚拟经济通过投机盛行转变为虚幻经济，并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的经济学逻辑与经济逻辑。在此过程中，掌握娴熟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哈佛经济学毕业生起到推波助澜的引领作用。“哈佛毕业生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的更广博知识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五年来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哈佛经济学本科生退课及给曼昆的公开信揭开了哈佛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内幕，从经济学理论和掌握经济学理论的主体两个层面证明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内在本质联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证伪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这充分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必然的。
俗话说：是驴是马牵出来溜溜。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如果说，哈佛经济学生罢课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说明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当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求转变经济学范式，而经济学家们仍然把旧的经济学范式视同神明、顶礼膜拜时，旧的经济学范式必然会对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哈佛经济学生认为是曼昆教出来的经济学生带来了经济危机是正确的，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是正确的，英国社会科学院对女王难题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深刻。每年发表在丁学良所称的“世界上有影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符合丁学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标准的“经济学家”也多如牛毛，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原创”程度再高，论文中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即便是丁学良举双手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