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

论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　　

何其多　　

[摘    要]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乃至社会本身以及全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意义深远的严重影响，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社会观和生活观，而且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及其制度某种程度的演变。因此，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肃清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制度及至人的生活方式的消极影响，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重构社会主义理论，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推进。　　

[关键概念]   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西方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意识形态　　

ON THE IMPACT OF NEO-LIBERALISM ON THE 　　CHINA　　’S SOCIALISM　　

[ABSTRACT]   Of neo-liberalism in China as well as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society itself, as well as the entire Chinese people's way of life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far-reaching, it has not only changed people's outlook on life, values, political ideology, social outlook and outlook on life, but also achieved a certain degree of socialism and its system evolution. Therefore, we must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vigilance neo-liberalism, elimination of neo-liberalism and its system of 　China　's socialist way of life till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covery on Marxist economics and ideology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dominance of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theory, to ensure that 　　China　　 will keep advancing forward along the socialist road.　　

[KEY CONCEPTS]   Neoliberalism  capitalism  socialism  Western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Marxist Economics  ideology　　

一、引言　　

自从经济学理论界将以宣扬新自由主义为己任的西方经济学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移植到中国之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开始从苏联主义倒向了美国主义，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从过去曾经时髦的苏联范式转向了新自由主义者所顶礼莫拜的美国范式。因此，主流经济学阵营中那种对经济学阶级性的否认就象皇帝的新衣那样连三岁小儿皆知就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装做不知了，或许还有真不知其阶级性的具有极高智慧的经济学家群体？而在“经济学无阶级性”的声明的背后显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怀着民族虚无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而投靠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时候把自己装扮成了十足的“自由主义”卫道士。　　

从新自由主义及其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推行中可以看到，经济学理论研究者和其它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一样，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所需要具备的知识、洞察力、判断力和其它的研究能力这样的智力水平，更需要有作为一个学者所需要具备的良知、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如果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缺少最起码的社会良知和学术责任，那么这样的经济学研究者是不可能追求真理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经济学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理论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认为，一个缺乏社会良知和学术责任的经济学理论工肯定只是经济学界的学客、学痞、学盗、学阀或学霸。学盗的行为特征是抄袭剽窃（直接抄袭、由其学生或缺乏地位的枪手代劳等）或搬弄现成的某个经济学家的既成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过去那些搬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苏联经济学理论而现在又转而投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卑劣人格已经令世人所不齿），而学客的行为特征则是通过玩弄学术理论尤其是被“圈内人”共同吹捧的理论模型（如数学模型、计量模型─甚至以是否懂英语或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这样荒唐的学术标准来判断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洞察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论水平的）来骗取纳税人向其支付的金钱、学术地位（学术带头人、导师、职称等）、基金和官职等利益。这些学客、学痞、学盗、学阀或学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官学商勾结的“三位一体”。他们不仅利用手中已经取得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为自己谋取非正当利益，而且还利用这种权力控制行政资源、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拉拢与其同流合污者并迫害学术创新分子尤其是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工。　　

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推崇及其影响　　

经济学理论研究尤其是深入到所有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对于每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家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肉身与灵魂的最深层的较量。事实表明，人类的天性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是无法在此种灵与肉的较量中升华而实现能够理解人类正义的真正的人类生命原则和生命价值的。从经济学研究本身而言，毕竟经济学研究者也是人，也有肉身的七情六欲。因此，在经济学中追求符合正义的人类生命原则和生命价值并不象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人活着是为了享乐”那样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得舒服。从人类生活的自然状况来看，大多数人所能够获得的可以满足其肉身和灵魂对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东西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稀缺性；而从人类生活的社会状况方面看，通过投机、欺诈、偷盗和抢劫获得满足总是比通过劳动获得满足来得更加符合人自私自利、贪图安逸、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原始本性。为了满足酒囊饭袋的物欲、野兽冲动的性欲和充满着渲泄感的权力欲，所有不能克己服礼者都只能变成行尸走兽、跳梁小丑甚至杀人越货的强盗或者卖国求荣的汉奸─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逻辑，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因而人都要为个人的私利最大化来延续其生命。　　

资本主义逻辑是与社会主义逻辑完全对立的。资本主义逻辑是：人是自私的，所以人类社会要发挥人的自私性并按照利己主义原则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逻辑则是：人是自私的，因此，人类社会要克服人的自私性并按照利他主义原则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资本主义逻辑的本质是激励利己主义而反对利他主义并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逻辑的本质是激励利他主义而限制利己主义从而实现在全社会和谐条件下的个人生活质量的最大化─这就是资本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的区别和全部分歧的根源。　　

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不管是自称的还是那些企图从追捧中获得非劳动利益的新闻追捧者于混乱中胡乱喊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们经常并不顾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真正能给人民带来实质意义上的自由的正义，而将经济学理论拿在自己手心里玩弄得得意非凡。在金钱面前，在社会最底层呻吟着的民众面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即“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断地用看起来深不可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反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尤其是看起来似乎是科学得不得了的数学模型或计量模型（实际上都只是数学游戏）玩弄着“经济学”以及学习经济学专业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不知渊之深浅的年轻学子。这些“经济学家”们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他们高喊着自由主义的口号，却干着霸权主义（主要是经济学霸权主义即毛泽东所称谓的学阀主义）、资本主义（主要是资本积累主义、资本暴力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卖国主义和剥夺主义（提倡以私有化剥夺公共资源和公有资产为其基本主张）的一系列罪恶勾当。就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确实很容易让民众以为他们真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勇士。然而，我们发现，中国甚至包括美国这样受新自由主义者极力推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新自由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根本也不懂经济和政治，有的甚至仅仅只是搞点文学、数学或计算机拼贴游戏甚至连文学、数学和计算机拼贴游戏方面也相当差劲的学术痞子。　　

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推行的自由主义内容中不难发现，事实上，他们所推行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而是当权者和资本家对公有资产进行抢劫的自由、强迫中国人民接受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和个人利益至上的自由、资本和资本家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自由以及通过对资源进行掠夺和资本运作席卷财富的自由，这一切只不过就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学霸实质和对人性之恶的发挥─不需要劳动去创造财富但通过资本主义的“合法”抢劫方式（私有化等）和“游戏规则”（资本运作、资本投机等）实施抢劫就可以成为全人类最富有者的索罗斯和巴菲特之流就是全中国的资本主义者崇拜至极的对象—由以中央电视台为主角的全国新闻、出版和文学领域的鼓吹者和企图在市场中大发横财的资本主义投机分子组成的拜金主义阶层。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在剥夺了劳动者财富之后，还鄙视和污蔑豢养着他们的劳动人民并要求宪法和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来保护他们抢劫和剥削所得的财产—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全部行动内容的集中表现。　　

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背景进行简单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西方经济学自从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一整套旨在论证以资本对人的奴役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的“自由秩序”是合理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自由资本即可以采取任何方式的资本自由竞争、资本自由积累、资本自由集中和资本自由崇拜。　　

以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武器的早期资本主义将封建帝王和封建贵族从统治宝座上赶下来之后，资本主义就获得了统治西方世界的权力。但是，一旦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全部资产阶级中也存在着一些仁慈的资本家，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资本家）就会由当初的反封建的斗士退化为为利润最大化而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剥削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资产阶级需要御用文人为他们提供理论工具来证明资产阶级及其资本对社会实施资本主义统治的正确性。于是，新自由主义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粉墨登场，并在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庇护下和资本的利诱下逐步取得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在新自由主义的构成中，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为以马歇尔开创的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具有严格的资本主义特性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而以凯恩斯所开创的具有国家主义倾向的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为主体）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因此，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微观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移植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过程中首先清洗了自己曾经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转变为新自由主义者，他们不但自己被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和平演变，而且还成为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推行者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主力军。从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学中讲授和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研究和从事微观经济学教学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为私有制、自由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而那些从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思想的宏观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为政府干预主义的支持者─这说明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洋教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过程。正是这种“自然过程”说明，新自由主义即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进行的和平演变呈现出的青蛙效应和蝴蝶效应，这种后果不仅正在断送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而且正在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新自由主义是否是一种科学真理？如果是，则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就是积极的、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而如果否，则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就是消极的、是应当加以否定的。　　

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的真理性及其意识形态或理论的利益获得者的性质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历史的规律中去寻找答案。而我们只要忽略掉一切细节去纵观历史的长河，就不难发现，在旧制度的没落时代对旧制度进行批判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昭示着正义和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在没落时代维护旧制度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历史的反动和对正义的蹂躏；反之，在新制度建立起来之后的和平时代对新制度进行改造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正义的反动和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反动，而在新制度需要完善的时代，维护新制度基本框架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历史的责任和对正义的捍卫。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武器─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则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反动和历史性倒退。以美国范式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就是一种严重的历史性倒退。这种意识形态一声不响地进入了中国的大学，把英语作为各种考试的必考科目、西方经济学作为财经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最重要的考试科目等进行残酷的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的清洗和灌输。新自由主义者对青年学生进行全面的大脑清洗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方式的灌输─宣扬利己主义、利润主义、金钱主义、剥削主义及其实现手段（通过广告等方式进行诈骗、通过资本运作等方式实施对财富的剥夺等）的意识形态对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形成了极其恶劣的误导。最为严重的是，中国大学的意识形态领域几乎都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者完全占据─从本科教师到硕士生导师最后到博士生导师几乎都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宣扬者和实践者，从而使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利他主义人生观（如雷锋精神、传统美德）被一代一代地改造成为缺乏道德和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的行尸走兽，使人民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使人类生活堕落为物欲横流的动物生活，使整个中国社会变得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善恶不辨、混乱不堪。最为罪恶的事情是，那些玩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真正玩弄的正是那些给“经济学家”们支付工资并为其提供衣食住行的全体人民。　　

三十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从价值观念而且从知识体系方面都发生了几乎是脱胎换骨式的转变。由于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遭到整个知识界甚至遭到绝大多数政治界控制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抛弃，在中国的权力机关和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占领着中国的话语霸权地位的、在毛泽东时代因为低工资未享受到他们所认为应该享受的东西而形成的实质上地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公开宣扬其资本主义化改革思路（新自由主义者通过人大、政协等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力对中国改革产生了实际影响）、享乐主义人生观、资本主义立场甚至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他们将权力对人的奴役极力转化为资本对人的奴役（笔者对权力对人的奴役和资本对人的奴役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中国社会，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仅已经牢牢把握着大学讲坛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灌输权和文化专制权，而且已经利用通过清洗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信仰所完成的对青年人的改造形成的社会影响以及他们在政府取得的权力和从他们的主子─资产阶级那里获得的金钱支持对中国社会包括数百万亿的公有企业资产、矿产资源以及城市和农村土地的全面掠夺。公有企业的私有化造成的是八千万城市工人和上亿农村工人（“农民工”）的失业、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更加残酷的剥削和数亿人真实生活质量的下降，土地的私有化等待着中国人民的不仅仅只是九亿农民失去土地后的苦难，而且将是中国史无前例的莫大灾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的公有制被新自由主义者所演变和作为实现资本主义的凌驾于对劳动人民财富的剥夺之上的私有制的建立并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的事实，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倒退正在一步一步地完成，而它的鼓吹者和实施者就是中国私有化运动的主导力量─权贵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新自由主义者。　　

在中国社会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资本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意识形态环境下，很少会有人有勇气敢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而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坚决的反击。因此，反对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行动和难以得到附和的孤独声音，这种行动势必会将自己置身于被新自由主义者围攻之境地。我们的观察发现，即使是在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之下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由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行政资源、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都已经被新自由主义者所控制—评职称、评导师、评学术带头人甚至报课题这类权力都紧紧地捏在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的当权者手里，新自由主义当权者对社会主义者的排挤正是通过不评职称、不让当导师和学术带头人甚至不发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文章等方式对在公立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那些维护正义的社会主义者和正直人士实行学术专制的。因此，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中没有人敢冒着被围攻挨整的风险站出来对新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和人民最无耻的亵渎进行旗帜显明地揭露。　　

一个直观得关注并且几乎是社会各个阶层妇孺皆知的事实是，所有制显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社会正义和社会主义命运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制是决定人类生活方式的最基本的因素。因此，从马克思开始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都将所有制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即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而私有制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所有制是社会制度的核心和基础。离开了公有制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而离开了私有制也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以及市场配置资源和分配资源的制度是对社会主义追求的全体公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安居乐业的理想的倒行逆施，作为受到新自由主义者攻击的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在私有制和市场配置并分配资源的条件下也只会化为泡影。但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主流社会开始逐步从过去极左的苏联模式倒向了极右的美国模式─人类历史上最善于走中庸之道的中国从一个左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右的极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就叫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者就是毛泽东所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者，而那些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系统地推行新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新自由主义者正是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指出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所当心的中国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结果已经被新自由主义者得到了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或部分地实现—作为反社会主义者的急先锋，茅于轼就已经直言不讳地宣告他们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和诱导中国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被直接解释为资本主义。　　

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已经大量地被国家所有制取而代之，人民民主也同时被官僚特权的坼所取代。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在打开了国门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从左倾极端主义的方向迅速完成了向右倾极端主义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集经济和政治的功过是非于一身的国家所有制（被扭曲了的公有制）也通过“改制”的方式变成了私人所有制，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至全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中国人民百年来的奋斗成果的全面否定。因此，历史似乎只是对数十亿中国人开了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如果中国过了一百年之后重新回到了1890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初步发展的道路上（那时的皇权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还比现在的通过私有化运动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好得多），那么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革命就没有了任何意义，甚至革命反而破坏甚至中断了中国当初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百年来产权制度变迁的轨迹表明，从皇权制到私有制（官僚所有制、民间私人所有制等）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再到国家所有制最后回到私有制（官僚所有制、民间私人所有制和外国私人所有制等）的所有权制度变迁只是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循环往复了一周而已。不同的只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几年被以解放名义镇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变成了国有资产或党产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公有制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高管又将从当初的民族资本家手里剥夺来的资产和由数亿劳动人民历经几代人创造的公有资产悉数囊括进了自己的腰包。资本家换了，镇压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积累资本（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剥削）的民间资本家，而换上来的却是用权力剥夺财富的权贵资本家。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新古典经济学，它的主要内容源自于1890年肇始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哈耶克、米塞斯、弗里德曼、科斯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构成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它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者推行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的工具，而且也是新自由主义者配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　　

本来，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实际上应该是包括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马克思在内的前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精髓。同时，1936年发端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也应该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但是，前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并不符合资本主义者的需要，因而不可能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不过，由于古典经济学中的思想并不具有完整的、一贯的和统一的体系。因此，古典经济学中也不乏对新自由主义者有用的理论。其中，倍受新自由主义者推崇的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和自由竞争理论就是最符合新自由主义者需要的东西。因而在灿若星辰的前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众多经济学大量中，只有亚当·斯密被新自由主义者尊崇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从历史事实上看，新自由主义者在构建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时并不尊重历史和事实地选择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发端者表明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用意是有其严格的阶级意志的，即西方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及其知识体系。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完善的，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备以及市场交易存在着高昂的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因此，不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可能是完备的，而且资本主义制度本也就是不完备的。通货膨胀、通化紧缩、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恶性失业、恐怖主义、暴力犯罪以及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的堕落这些资本主义现象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无法克服的，也是新自由主义及其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凯恩斯为拯救1929-1931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创建的经济学理论不仅成为全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的唯一的救命稻草，而且也成为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别无选择的救命稻草。但是，正如新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弗里德曼领军的货币学派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所证明的那样，宏观经济学及其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是无效的而且不会加剧经济波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矛盾显然已经彰显无余。然而，凯恩斯理论所宣扬的可以用战争、温疫和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拯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具有愚弄性和荒唐性的方法竟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经常的应用：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等都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应用。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经济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过投机新自由主义而获得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者所占据。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中国的学术队伍的数量规模无论如何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目前的科研人员规模、博士规模和本科生规模都是世界第一的），非但不可能取得什么学术成就，而且学术队伍的庞大规模只不过是给纳税人和真正创造财富的工人和农民们增加了一座压在头上的大山而已─劳动人民需要用更多的劳动和血汗来养活他们（他们一个人的消费需要数百甚至数千个农民和工人创造的财富）。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实际上也包括自然科学界的相当一部分“科学家”）的那些并不真正做学问的学术权威对学术创新的压制、对学术资源的贪污性配置和学术权力的滥用以及通过行政权力和宣传影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了实质性的破坏作用。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应当保持对新自由主义的警惕，坚决杜绝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享乐主义人生观、拜金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生活观、利己主义社会观和剥削主义政治观以及资本暴力对人的奴役思想，防止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的腐蚀及其所导致的精神颓废和其它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要真正从根源上消除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本身的影响就必须彻底肃清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宣传教育中的主导地位，重构符合科学原则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全民尤其是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国民的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社会观和生活观，保证中国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稳步向前推进。　　

起稿：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四日星期日大年初一20时15分14秒

改稿：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四日星期日大年初一21时13分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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