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革命”
郑彪
阶级分化是一种历史久远的客观存在，不是学者的杜撰。随着近代西欧海外殖民掠夺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竞争和战争的激烈和频繁，西方国家内部阶级的分化也愈演愈烈。这种情况首先引起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关注，并与此相联系，最早提出了劳动价值论。那时候马克思，更不用说列宁，还没有诞生。大卫·李嘉图更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关系在分配领域的经济表现，从而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封顶”，因此李嘉图经济学的阶级分析被西方“主流”认为是把政治经济学引入了歧途，但是却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道路。道不同不相为谋，西方也是如此。李嘉图生活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尖锐化和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政治观点、意识形态急剧分化的时代。为资本主义制度作政治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应运而生。李嘉图以后古典经济学的终结，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后，西方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沦为庸俗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代表官方利益的主流经济学。这既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需要，也是经济学家的利益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但是科学不管饭，还砸饭碗，更遭到迫害;而搞庸俗经济学，政府既欢心个人又实惠。历史上西方国家不但不容忍马克思，而且也不能容忍再出李嘉图。多数学者不想过马克思被迫害的流亡生活，甚至于不能学李嘉图。因为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古典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历史条件已经不需要也不允许再出马克思、李嘉图;二是李嘉图乃历史上最有钱的经济学家，别人学不了。按照“经济人”理论，西方学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既符合理论，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资本论》的诞生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逼到了背水一战的“死角”，或者说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到了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是一场革命，它是无产阶级的“圣经”。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将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十九世纪的顶峰，在实践上，这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这一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使得资产阶级政府不仅需要打压马克思主义，而且需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革命，动外科手术，就是去政治化。因为这时候的政治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正确不正确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符合资本的利益，是否违背当局的“警章”。所以，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需要是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旷日持久地搞经济学“去政治化”这一悄无声息的“运动”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需要一场“革命”。首先是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革命”。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论基础，既是唯心史观，又受到培根唯物主义新哲学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谬误和真理混杂的矛盾体系。马克思是在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完成了认识论的伟大变革以后，才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的。而庸俗政治经济学也恰恰是在方法论上与古典经济学家分道扬镳，从十八世纪的萨伊和马尔萨斯开始彻底跌入唯心主义。选择何种方法是与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目的相联系的，要想回避或掩盖阶级矛盾甚至公然为资产阶级辩护，就不可能选择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甚至于机械唯物主义也不行，只有选择唯心主义。马尔萨斯从斯密关于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所能购买到的劳动的庸俗观点，引出了利润来自于贱买贵卖的荒谬结论，其实这是早已过时的早期重商主义的观点。1867年《资本论》出版。这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科学巨著，以观点的彻底和严整以及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也使得资产阶级国家急需自己的思想武器，使得西方经济学家面临选择。既然马克思的路不能走，斯密和李嘉图阶级分析的路也不能走，又要继承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成果(凭空不能发展)，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学习马克思(嘴上决不能承认)，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李嘉图学说中找出路，只不过是向与劳动价值论完全相反的政治方向，以边际分析为基本分析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867年出版，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攻击马克思的阵线中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数理学派等纷纷出笼，正是这个道理。
其次，政治经济学演变为经济学，标志着西方政治经济学开启了“去政治化”的过程。其“去政治化”有两个方向。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都是在“去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贯强调的劳动分工、生产组织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分析加以抛弃，这是一种“去政治化”。其结果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而边际分析方法则从此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另一个方向就是以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为代表，完全放弃了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视国家和宏观经济问题的传统，将政治经济学引向微观经济学，并“试图用一个数学框架对古典主流经济学加以数学化”。⑤这样一来就不仅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令人不安”的政治倾向，更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清了界限。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和宏观问题即政治性阶级性强的问题“交还”给了政府，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大大缩小了。到了二十世纪，微观经济学越来越向综合方向发展，终于把心理学派、数理学派都“综合”到了自己旗下。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既是宏观经济学，又是微观经济学。那时没有这种明确划分，但实际上是这样。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已经完全不需要政治经济学来介入它的宏观问题，特别是利益分配问题，而是需要政府的国家垄断调节和通过法制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政府来解决那些市场解决不了的两极分化问题、公平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垄断问题。特别是鉴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高涨的形势，更是如此。宏观经济问题也要通过政府和法制解决。例如1890年美国总统哈里逊搞了《反托拉斯法》。宏观政治问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西方国家也用法制和再分配的财政加以缓解，就是通过立法来迫使垄断资本让步，并保障逐步增加工人的福利。这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在《资本论》出版引起工人阶级空前革命浪潮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领导的又一次“光荣革命”，它持续到罗斯福“新政”甚至战后。不过这一次，资产阶级又得了大头，无产阶级得到的利益很有限。于是1890年马歇尔适时地推出了他的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经济学原理》，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福利经济学也应运而生。
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是西方经济学的一次革命。其所以是一场革命，不仅在于对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和建立了宏观经济学，还在于凯恩斯向西方经济学和国家经济政策注入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些社会主义因素来源于《资本论》学说和早期苏联计划经济实践，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立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明明“借鉴”了马克思的著作和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但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表述上被处理得了无痕迹。对于凯恩斯借鉴马克思的《资本论》，著名的琼·罗宾逊夫人曾有过一个很委婉的说法。她在1942年出版的《论马克思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学遇到的许多问题，马克思在几乎一百年前就已经研究过了，并在七十年前的《资本论》中做了广泛的论述。她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有许多“相通之处”，例如都力图抛弃传统经济学只研究微观经济的局限，开始把经济学引向宏观经济研究;都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贫富分化和大量失业;都认为光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难以实现经济的“和谐”。⑥何谓“相通之处”?不过是“借鉴”的婉辞而已。凯恩斯自称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坚决地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强势群体)一边，这是“明智”的选择，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凯恩斯非但不光明磊落地说明其理论来源，象马克思坦言自己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而且“不屑一顾地把《资本论》比作《古兰经》，认为它们都是无用的教条。”⑦这种做法就不象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有教养”了。凯恩斯还进而得出结论：“《资本论》排除一些偶然的但却非建设性的和不连贯的思想火花以外，其当代的经济价值是零。”⑧“借鉴”了马克思，却说其“当代的经济价值是零”，这不仅是教养问题，简直在人格上有点忒不地道了。可是，这也怪不得凯恩斯个人，这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即使凯恩斯个人“有教养”地声明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垄断资产阶级政府也断不能允许。因为这在政治上无论如何是“使不得”的。凯恩斯身后是英美国家政府。所以，即使罗宾逊夫人明知其“借鉴”了马克思，但至多也只能回护说是有“相通之处”，决不是“剽窃”。不然夫人在英国怎么“混”得下去，岂止是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擦肩?有趣的是，“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爱米尔·莱德勒曾指出凯恩斯同马克思的三点“相同之处”：第一点是凯恩斯采纳了劳动价值论，包括在‘工资单位’概念中用熟练劳动力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折算来说明。第二点是他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这一点常以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的形式作伪装。第三点是凯恩斯承认消费和投资之间有必要保持比例，从而承认了马克思关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⑨爱米尔·莱德勒是原东德人，否则这么“直罗锅”是要砸饭碗甚至于惹祸的。可见西方的学术自由也有其政治潜规则。可是，在垄断资产阶级眼里，凯恩斯的《通论》是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向是“魔鬼”或“异教徒”。而“革命”居然在垄断资产阶级眼皮底下与“魔鬼”公然“私通”。“私通”之后，官方还要瞒天过海，然后大肆鼓吹，将凯恩斯捧上“神坛”。这也是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国家政治上“没得办法”，不得已而为之，与“教养”、“道德”无关而与利益有关了。这样讲，并不是完全否定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具有某种理论上的创新价值，例如有效需求理论。但是，即使是这一点，按照罗宾逊夫人引用另一位曾在剑桥从事研究的波兰学者米哈尔·卡莱茨基的话说，“马克思的方法为有效需求的分析提供了基础，而学院派经济学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的轻视，已经浪费了大量时间为自己重新找到这一方法。”⑩显然，此话暗含着对凯恩斯的批评，而不是褒扬。罗宾逊是在卡莱茨基的影响下转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有趣的是，罗宾逊在1942年完成《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之后，顶着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桂冠”，却不断地接受马克思的影响和不懈地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作“泥瓦匠”的工作，力图“融合”两个似乎势不两立的正教徒和异教徒。她的不懈努力居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于“其他那些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她的引导之下，并常常被认为是形成了一种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式。”(11)后来以哈罗德- 多马模型成名的多马也直率地承认自己的研究“受惠于马克思”。(12)所以，不要小看罗宾逊夫人的“泥水匠”工作，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有意义的理论“综合”，这代表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种进步趋势。这是否也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与时俱进”的一种形式呢?罗宾逊夫人在当时的英国这样做，已属难能可贵。
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前已经成为法制国家。二次大战更确立了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霸主地位，并开始了东西方冷战。正是在这一国际政治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垄断资本的政治需要使得西方经济学开始了战后表面上进一步“去政治化”亦即工具化的过程。这一方面表现在西方经济学开始大量使用数学方法和引进计量经济学，作为建立和检验经济模型的方法，从而西方经济学迅速数学化、模式化和工具化。另一方面，战后西方经济学的进一步“去政治化”的实质却是相当“政治化”的，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战后东西方对峙条件下西方发展计划的实施，包括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为了在政治上争夺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在战后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上，开始推行面向发展中国家的“马歇尔计划”。正是哈里· 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向美国国会所作的就职演说中提出要致力于“发展”，以努力改善“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基础。战后半个多世纪中发展中国家总体状况的恶化无情地暴露了西方推行“发展计划”的实质。
二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即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经济学大规模地向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科学渗透，引领了世界学术潮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只不过不是由经济学家发起，而是表现为国际政治学向经济学的渗透。战后西方经济学“政治化”实质的另一个表现，或者说是集中表现是将经济学理论的某些部分抽取出来，“包装”成新自由主义作为冷战工具，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肆“推销”。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渗透着“理性经济人”理念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和理论潮水般地席卷全球。这是一个在美国全球化战略推动下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洗脑运动”，推动着美国主导和以“美国化”为目的全球化战略。这方面在全球取得的战果是惊人的。当然，由于西方经济理论的“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政治化的过程，其目的在国内是要防止经济学发展的《资本论》倾向，在国际是要向一切后进国家树立一个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因此，发达国家从来不会拒绝而必然会鼓励另一种政治方向的经济学的政治化，例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之类的著作。经济学之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也不光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在西方国家何尝不是?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因为政治是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属性。所以经济学家想要超然物外，标榜“中立”，如同想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当年从“经济人”理论出发，发现了一个对西方国家极有用的道理和方法：“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力，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无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斯密不愧为大师，这个方法成为后来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洗脑，进而颠覆和肢解这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也成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法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最有效的宣传”的定义是：“宣传对象按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认为是他自己选定的。”这种当代“洗脑战术”不过是斯密方法的现代版和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应用。事实证明，由于美国占据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的综合优势地位，利用人心的势利，人性的弱点，这一招相当阴险而有效，不但不可小觑，而且需要下大力气认真对待。我深信美国的当代意识形态“洗脑战术”一定有现代心理学实验的基础。斯密这个方法对于现代垄断资本的意义决不亚于他那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难怪斯密的学术地位在西方被官方捧得天高，可惜民间并不买帐，“千年思想家”的第一美誉还是献给了马克思，第二名是爱因斯坦。
战后西方经济学进一步“去政治化”的第三个表现，就是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原本在二次大战以前，在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流行的只是殖民地经济学，但是在这些国家已经有人在研究本国的发展问题，例如研究中国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当时这种弱势的研究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学科。战后在两大体系对抗的条件下，为了争夺广大发展中国家，使之留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避免倒向共产主义，于是在西方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大力推动下，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牵头创立了发展经济学。这时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恰好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以中国资料为背景的《农业与工业化》研究，于是张培刚先生脱颖而出，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几十年来发展经济学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但是总起来说，这门学科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殖民地经济学的性质，基本无用，致使七十年代以后实际上走进了死胡同，以至于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经济学已经死亡”。对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政治背景和目的，杰拉尔德·迈耶的一段话说的很透。他认为，战后初期，“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丧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13)冈纳·缪尔达尔指出：“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主义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14)如此这般，发展经济学的衰落命运就注定了。九十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二级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不低，但是它的发展实际上面临严重危机，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根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根本思路对其从体系到内容进行根本改造，使之真正成为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否则继续沿着现在的路子滑下去，结果必然是边缘化，或者干脆被取消。
回顾西方国家近代经济学理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趋势，即越到晚近的年代，经济理论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或说政治地位表现出某种“边际效用递减”趋势(但是作为资本统治利益集团的工具性质一直不变)，而日益沦为国际战略工具。例如重商主义与政治的关系最直接，也最密切。因为重商主义“一出娘胎”，就具有政策属性，是“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如此，重商主义者本人，也大多不是学者，而是“朝廷重臣”，如柯尔贝尔是法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美国开国时期的汉密尔顿也是财政部长。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当时的重商主义几乎就是政策。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对政治决策有如此重大的直接影响的政治地位，在近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是后无来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政策的影响已经逊于重商主义，但是仍然很有影响。这一点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著作的名称具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即可看出。例如威廉·配第的《赋税论》、《政治算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研究》，大卫·李嘉图的《黄金价格论》、《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等等。这些著作许多直接就是政策建议。法国重农主义者安·雅·杜尔阁本人就是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长和海军部长。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其所以有很高的政治决策影响力，这是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上升时期，经济理论支撑对于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十九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实质已经揭破，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问题上升至国家政治决策层面。这时候摆在资产阶级政府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认识”阶级矛盾，而是处理或缓和阶级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封杀和打压，至多可以允许其在不危害其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在“象牙塔”中作为学问研究，经济学与政治也就“渐行渐远渐无书”了。其结果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终于沦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女仆”。(15)这表明在西方国家，经济学经过长期“去政治化”以后，实际上已经被“革命”，阉割了经济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这种经济学对政治决策影响的“递减”趋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以后凯恩斯经济学兴起，经济学的政治影响重振，俨然独霸了官方经济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滞胀”发生。以后就是各种经济学流派轮换登台，“你方唱罢我登场”，诸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等。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学一方面继续有限地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实际政治影响并不“显赫”;另一方面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学术界、社会上特别是在国际上作为一种“显学”和领导世界思想潮流的地位还是相当显赫的，这是因为它被赋予了冷战和意识形态工具以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示范”、“指导”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战后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数理化、模式化、工具化趋势，本质上是一种自废武功的“无用化”趋势，因为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认识客观世界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被废掉了，对西方国家的利益并不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化发展趋势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客观上已经具有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要求。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所说，“20世纪末，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重新流行，甚至在经济学家中也是如此。”(16)这也就是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但是新政治经济学在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先。西方政治学者特别是国际政治学者已经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率先打破了政治学与经济学分离，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兴起。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家反倒未见有所作为。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利益，也就需要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也是当代全球化的现实，只是在转型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例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冷战和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成为霸主国美国及其盟国推行全球化战略的有力的理论工具，具有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其目的就是在维持现存的国际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尽可能推动这一格局向更有利于全球美国化方向演进。
(本文系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十一章“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一个目，该书200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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