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美国后第一份正式的“永久”工作是在电话上销售电视天线与节目，报酬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资。虽然劳动时间不好，业务却相当轻松，平均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为公司工作。按照经验，每当工作量不足时，公司总会采取各种措施，最终实行裁员(lay off，不同于因为职工个人理由而离去的辞职或开除性解雇)。我们都预感到将被裁员，只是因为那时相同待遇的工作比较容易找到，也没有心理压力。
一天晚上，我接到公司经理电话，让我第二天提前一个小时上班。我意识到可能会宣布裁员事项，并期待着一顿免费午餐。
第二天我到达公司时，发现同项目的职工都到齐了。公司宣布：因为电视公司取消了此项目合同，从今天起，所有职工全部被裁员。我们在签署了以后不得控告公司声明后，领到相当于两周工资的遣散费，并可以申请州政府的失业保险。
这对在日本公司里工作过的我，是一个记忆深刻的体验，美国的雇用制度竟然允许一个公司只是为了一个项目而雇用或当天解雇职工!
我也曾在一个“地球上最好公司之一”的纯软件开发公司Adobe Systems(插图为其标志)工作过。[1]我感到自己无法适应人品恶劣的经理。也很惊奇为什么职工同事们为讨好上司竟然不择手段。我当面向公司总裁建议公司考虑改善管理制度，适当地评价、检查对职工握有太大权势(从雇用、提升到解雇)的各级经理。当时，美国的泡沬经济正达到顶峰，这个有两千职工的公司声称下一年将要招收一千名新职工。所以，我这样的资本主义体制异端也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得以生存下来。我同时预感到美国经济也有泡沫破灭的时候，为了能够在跨部门范围内组织职工应付可能的冲突，我积极组织全公司范围的乒乓球比赛、参加演讲俱乐部等，特别希望有可能在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内也组织起工会来。不过，事态的展开完全超出个人主观设想之外。
2001年9月11日，我较早赶到公司，知道了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事件。公司总裁当即决定当天放假(付工资)，大家都惊恐、慌张地往回赶。我留下来与警备、清扫的工人(他们不属于公司职工)“坚守阵地”，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来此公司找麻烦。就连美国略有头脑的学者如Chalmers Johnson，都预测到同样性质的攻击行动(他在事件之前刚出版了一本叫做《反戈一击》的书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我当时很可惜公司为此损失上百万美元。现在想来，公司此举是为了保护公司最大财产——职工，因为公司大楼或设备并没有多大价值，且不能创造剩余价值。我可以预知国际政治的大体趋向，却不能控制公司的随之而来的变动。当我被经理告知我处于“再配置”过程时，心情很欣慰，期待着新的经理和工作无论如何都比目前的好。但是，我最终还是被解雇了。因为在美国的公司里，得罪了经理就不能在公司里留下来。
对于英美式资本主义而言，欧日式资本主义带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经常执政，工会也十分强大，在普遍萧条之际，一般采用降低工作时间(降低收入)的方式“同舟共济”。日本的《劳动基准法》只简单规定“必须在解雇前三十天通知”，但按照东京高等裁判所的判例，还必须考虑“人员削减的必要性”、“选择解雇方式的必要性”、“确定解雇对象的妥当性”、“劳资协议程序上的妥当性”等基准。这就是日本资本主义“终身雇用”特征的法律基础。我也向公司建议此方式，一般职工也很赞同。公司管理阶层其实也不反对。但是，华尔街不高兴，不允许这样做。
日本的上市公司每年只须公布一次财务报告，且股东大会都选在同一天举行以防止股东们有理无理的控制或干涉。再加上多数公司都隶属于以银行为主力的所谓六大系列，公司之间交叉控股，公司管理阶层直接受股票控制而改变经营、削减职工的压力不大。相反，美国上市公司每个季节必须公布财务报告，一旦出现亏损，就必须最终以裁员的方式反馈给股票市场。特别要指出，几乎所有上市公司都以“股票选择权”(即股票数额)的形式奖励员工以及管理阶层，典型的公司总裁甚至不要工资，只要“股票选择权”以示对股东的忠心。这种经营方式，已经远远脱离传统资本主义的“朴素”信条，把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营越来越多地置于甚至连传统金融产业也控制不了的股票投机上。
很显然，越贫穷的人越没有本钱和胆量参与市场投机;而市场投机的最终全体平均回报或亏损，不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而是由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政策决定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属于成熟、腐朽型，把政治上的民主形式(主要指选举时的一人一票制)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形式(即消费时的一元一票制)完全脱节。“民主政治”提供了垄断经济必须的劳动力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同时，也制造出大批没有“买主”(雇用公司)的劳动者“库存”--其中许多人拥有高等学历与技能。总体而言，我们所听到的还没有被淘汰的美国公司都很有竞争能力，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与浪费。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战后的日本、德国的经济完全被拋向市场，不但不会有所谓的“经济奇迹”，恐怕会陷入墨西哥今天的处境，或者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德、日的统治阶层因为战败，也没有能力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比较“谦虚”地吸取教训，把全体劳动者的就业视为社会秩序安定的必要条件。其结果是：保障了雇用，又极大地促进了增长。这对美国式资本主义而言，确实是奇迹。
冷战结束以后，支持日本过去成功发展的国际条件不复存在，骄傲自大的日本资产阶级追逐的泡沫经济加速了日本经济的衰退。随着日本政治上进一步附属于美国，来自由美国经济政策改变所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日本一步步效法美国经济，同时在政治上更加军国主义化，以防止、镇压社会矛盾即将到来的带来的动荡。但民众的抵抗仍然顽强，焦点就是雇用与解雇的制度改变。
依靠一国霸权地位的美国因计算器通讯技术的突破(美国高科技公司45岁以下的技术员绝大多数来自外国)，得以拖延经济的崩溃，但更加剧了社会分化。在高科技产业工作的阶层，人数并不为多，尚没有工会那样的组织方式，许多人被解雇后失去了居留身份，不得不离开美国。一般美国人工作在我第一次正式就职那样的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公司，或者根本没有正式的工作，即使被组织在劳联-产联的工会旗号下，根本没有权力与公司交涉包括受雇用权在内的劳动权。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任何工人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参加过三次罢工，就可以被开除解雇。
作为一个产业，如果它整体上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是劳动行为。所以，按照“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股票投机行业即使禁止不了，也不能让它膨胀得足以支配、影响经济。目前世界经济的危机来自于它的政治制度：广大的迫切希望提供自己的劳动力的劳动者找不到“买主”。这告诉我们这个制度已经破产。
任何制度都必须确立在劳动权这个基本人权之上，只有这个基本人权获得了保障，才有可能为进一步的社会政治权益，如受教育权、基本医疗福利等提供基础。劳动权其实就是生存权，因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希望、都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不能提供、保障劳动权的制度就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也是反人类的制度;与奴隶制度一样，这样的制度应该被废止、被摧毁。
[赵京，首发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4期]
[1] 其人均产值超过五十万美元，比微软还高。我刚被正式雇用后，公司的股票猛涨，公司给我的“股票选择权”在一个月内的升值就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不过，当我一年多以后被裁员时，公司的股票降到低于我的“选择”价值，我分文未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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