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噙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血与火浇铸过的土地和人民爱得深沉!
——题记
引子
2010年10月26日(注：检讨书上所写日期为该年的10月27日)，我正在Q镇某电子厂紧张地干着活。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之后，该厂的老板娘赶忙将门打开。Q镇派出所的三名刑警走了进来。
“你们厂有不有一位会写文章叫刘仙桥的员工?”一名刑警问老板娘。
“有啊!”老板娘用手对我一指，“这位员工很老实呀!”显然，对刑警的突然登门造访，她意识到了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不免疑惑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呀?”
“走，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一位刑警走过来表情严肃地对我传唤道。
我之所以用“传唤”一词，是从语言表述准确的角度考量的。我不知道用法律的程序表达，用“传唤”一词是否恰当。因为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刑警执法没有用手铐。
在电子厂压板车间工人惊疑的目光中，我停下手中的活站了起来。
刑警没有说要我去派出所的原因，既然提到我会写文章，我自然明白：自己上传在新浪网上的那篇报告文学《从××钮扣厂说开去》给我带来了麻烦。
我顺从地被夹在一前一后的刑警中间上了警车。
警车没有鸣笛，一路颠簸着把我送进了Q镇派出所。
警车在派出所的院内停下，从警车上下来，前后跟着的两位刑警变成了一左一右对我把手护送。
我内心坦然而又惶惑不安。我坦然，是因为我没有做亏心事，那篇报道只不过是以自己切身的体验表达了内心分明的爱与憎、理想和希望、信仰和追求;我惶惑不安，是因为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结局将会是什么。
我在左右两位刑警的把手护送下上楼梯至三楼，再沿着一条阳台式的走廊右拐进了一间有摄像机的房间。这里有一位女警在值班。
一位男刑警令我在摄像机前站好，气氛立刻变得更加紧张起来，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压抑得令人窒息。
拍完照后，值班的女警用电脑进行了处理。接着，一位男刑警拿出一精致的小方盒打开，从里面挑出一小枚片状形的铁制(或钢制)利器，然后把着我的右手令食指伸开。尽管这不是对我动刑，但利器刺破指肚的瞬间，我还是痛得轻轻地“哎哟”了一声。
我想：这一切，大约是备案存档，以留下一位热爱文学的农民工“诽谤”之罪的记录吧!
整个过程，我低着头一言不发，像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当那位值班的女警令我在验证机上留下指纹时，我笨拙得不知如何去做;女警不得不手把手才教会了我。
从备案室出来，一位戴着眼镜有着几分书生气的刑警大约是出于同情，很善意地轻声提醒我：“你要老实点。”我轻声道谢，内心涌起一阵欣慰的感激之波。
接下来，我被带进了左边的审问室。
一位警官从座椅上站起来，威严地立在我的面前开始了审问：“你在Y钮扣厂做了什么?”
“打工，洗钮扣。”
“除了洗钮扣，你还做了什么?”他拿来一叠《从××厂说开去》打印稿问道，“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
“是的。”我轻声答道，“我写的是工厂里的现实生活。”
警官蹲下身去，将稿件摊开，然后寻章摘句式地读道：“管家像一头贪婪成性的狼，一闻到猎人的气息，只好放弃对猎物的追逐，馋涎着口水灰溜溜退出了那名妇女的房间。”警官读完，仰了一下头质问道：“这是不是你写的?”
“是的。”我仍然轻声地回答。
警官低下头去翻了一下稿件继续读道：“脚猪(专门为母猪性交配种的公猪称脚猪)!”警官仰起头盯着我，“你这样写诽谤了别人!”
“我写的是厂里的现实。”
“你的证据呢?”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你就是诽谤!”警官拿起稿件猛地站起来在我的脸上狠劲地扇了一下，“你有那么好的文笔，为什么不写小说而要去诽谤别人?嗯?!”
仅仅从字面上断章取义，定为“诽谤”，实在让我无法可说。可是，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对于C管家那样的无道，该不该进行无情的鞭挞与痛斥?在定性我“诽谤”之前，首先应该调查这些不良现象是不是属实。但我不能说这些，因为此时的法律早已失去了公正，我再据理力争的话，带给我的将是更严励的惩罚。我不得不在担惊受怕中低下了头。这种在现实面前的低头反而令我的思绪波涛翻滚。这令我想起了2009年发生在Q镇的一件大事。
江西省一民工的小孩在某厂内玩耍，不慎被厂里倒下的货物砸死。孩子家属与所在厂老板的纠纷由此而起。在赔偿协议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双方只能请求Q镇派出所来解决。一天，当孩子的家长去Q镇派出所询问结果时，派出所的答复是：存放小孩尸体的房间墙壁被人打了一个洞，小孩的尸体被人盗走了。解决无果，尸体在维护治安的派出所不翼而飞且下落不明，气愤的家长只能叫来打工的亲属和老乡找派出所讨要一个说话，派出所无法一时做出答复，矛盾升级，这些民工气愤之下向派出所投掷石块，场面陷入混乱，一些围观的群众也参与进来，派出所不得不向W市政府求援，在赶来的特警援助下才平息了这场警民之间的风波。围绕事件展开调查，结果是：Q镇派出所某些办案人员悄悄将尸体运至S镇冷冻了起来，墙壁打一个洞是为了制造被盗的假象。后来，孩子的家长虽然获得了赔偿，但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派出所，发生这样的现象，其中有什么样的猫腻?在大是大非面前，相关的办安人员都能够坚持正确的原则吗?在处理案件时，能秉公制法吗?……既然在没调查之前便可断章取义定性我诽谤，就算他们去调查又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么?……
“等会，你要好好承认错误，写好检讨!”警官威严地宣布了他的处理结果，然后吩咐身边的刑警将我带出审问室。我被刑警带着左拐送进一间栅栏式铁门的囚房里锁起来。
接下来，我听见警官在审问室打电话的声音。
电话之后，约半个时辰，某老板与C管家匆匆赶了过来。走在前面的老板见了我生气地叫道：“刘仙桥——!你有文化有水平，不要乱写呀!说我养了情人……我做人清清白白的。”说完，走进了审问室，用本地话和警官交谈着什么。我不懂本地话，具体内容我不知道。
对于某老板是否养了情人，报告文学所写的内容中除了那位老乡的谈论涉及到他外，从厂内到厂外，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他的闲言非语。而在报告文学中，我也没有一句肯定他养了情人。这完全可以澄清和道歉的。
但此时我只能沉默。
管家则径直走过来，一副小人得势的派头，隔着铁栅栏门阴阳怪气地问道：“刘仙桥，你还认识我吗?”
我真想气愤地说：“一副龌龊令人恶心的嘴脸，就算化为灰烬我也认得。”但我只能沉默。
C管家见我低着头不吱声，压低身子向右倾斜，偏着头隔着栅栏门将一张皮笑肉不笑的脸呈在我眼前，依然不改阴阳怪气的口吻，“刘仙桥，你还认得我吗?”
我依然保持沉默。
“刘仙桥，我俩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那样写我?”C管家的语气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柔和，见我不吱声，他突然绷紧了脸提高嗓门严厉地训斥道，“今天，你要给我好好地交待清楚!”说完，愤然背转身恼悻悻去了审问室。
我低着头，耳旁只能听到从审问室传来一阵本地话难懂的议论。
老板与C管家走后，刑警打开铁门再次将我带进审问室。
“今天，你要好好检讨!”先前审问我的那位警官给了我纸和笔，严厉地说，“检讨要写得深刻，没写深刻的话要重写，直到写深刻为止。”
我接过警官的纸和笔，揣摩着警官的“深刻”，不得不违心开始了检讨。
金秋十月的天气，秋风挟裹着微微的寒意从审问室敞开的门吹进来，侵袭我单薄的衣裳，冻得我瑟瑟发抖……
现将这份检讨公布如下：
检讨书
尊敬的派出所各位负责人、某老板、管家：
您们好!
我叫刘仙桥，家住湖南省桑植县谷罗山乡周家凸村，现年40岁。辍学之后，因爱好文学和写作经东北哈尔滨的“小天鹅”展转至郑州再走进××钮扣厂打工，其间历经了生活的艰辛。
首先，我想说，能够走进××钮扣厂打工，我是有幸的。因为，在××钮扣厂，我从事的是洗钮扣的工作，这份劳动虽然较辛苦，但某老板与管家给了我不低于Q镇生活水平的工资待遇，工资也能年底结清。对于某老板与管家的恩情，我不仅没有报答，在2008年走出××钮扣厂之后，于这年的12月份写了约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即《从××钮扣厂说开去》这篇文章，对××钮扣厂的某老板和管家造成了人身攻击和诽谤。这是不对的。
作为一名写作爱好者，我首先应该明白：我可以写打工人漂泊在外的苦难与艰辛，把某些问题反映给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但不能去攻击和伤害别人，从而侵犯别人的名誉权。正如派出所的领导教育我时说：“你有这么好的文笔，干吗不去写小说，而要去诽谤别人呢?”仔细想想，领导们的教育对我人生是深深受益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给了人言论的自由，我怎能因工人们随便的自由言论，道听途说地写文章呢?幸好某老板及××钮扣厂的管家还有派出所的领导指出了我问题的严重性。(这)让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至犯同样的错误。
常言说：马不失前蹄便成了大象;人不犯错误便成了神仙。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犯错误，别人给你指出来，自己能够自觉改正错误才能是一个完整的好人。
曾经犯下的错已无可挽回，我只能在今后人生路上好好做人。希望派出所领导、某老板及管家能够原谅我犯下的错，给我一次人生改过的机会，我在内心里将感恩不尽。
检讨人：刘仙桥
2010年10月27日
每一位读者都可对比一下那篇报告文学，看看《检讨书》与之相比究竟哪一篇思想深刻。
我写完“深刻”的检讨，在那位警官的要求下按了手印，然后被释放出来。夜幕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拉下;道旁或明或暗的街灯，似乎以嘲笑的目光注目我穿越Q镇的茫然行走;秋风比以前吹得更加肆虐，摇曳乱晃的树枝，婆娑的树影犹如群魔张开的一双双罪恶的黑手在狂舞。
当Q镇西南路的一座小桥在路灯明亮的光辉里清晰地撞入我的视线，我终于清醒过来：由于自己的茫然，竟走错了路;我要回去的目的地是谷联工业区的一家电子厂。
因《从××钮扣厂说开去》派出所定性我“诽谤”之后，风波并未平息。
2010年10月31日晚，我在某电子厂紧张地压着板。
“刘仙桥——!”耳旁传来一声粗声大气地叫唤。
抬头寻声望去，C管家正站在电子厂敞开的门口怒视着我。我内心开始忐忑不安，但愣着没有动。
“你出来一下!”C管家愤慨地命令道，并招手做了一个令我出去的手势。
我不得不起身走出厂门。心想：既然派出所的那位警官能不经调查便定性我诽谤，C管家自然可以“理直气壮”，只要在Q镇，我便没有说理的地方。这样想着，不觉中已随管家走下了厂门口的台阶。
“派出所不是已经让我写过检讨了吗?你还要我再做什么?”我疑惑而担心地问。
“你这样就算交待清楚了?!你这样就算交待清楚了?!……”管家越说越气愤，转过身来开始骂骂咧咧起来，“他妈的，骂我是畜生!……你写的那些是听谁说的?!你必须把这个人说出来!”
“谁说的，还有让我说出来的必要吗?那么多工人到厂里打工，流动人口那么大，我能找谁去?”我明白此时不是说理的时候，“我能说出哪个人的姓名来，这不等于我有证人吗?”这一反问虽然没有令管家息怒，但无疑击中了管家的要害。
“他妈的，骂我是畜生!”管家不再坚持让我说出谁是证人，但对我文章中的“畜生”一词似乎耿耿于怀，他索性走上前气愤地在我的胸前推了一把，“他妈的，骂我是畜生!”
“你那样写，让厂里怎么好销售?!”这句话响在耳旁，此时，我才注意到有一位个头不高身体稍胖的青年随同管家前来。大约明白要在管家手下做事，不得已受人之托，说话虽略带责备，但语气平和，不像管家那样咄咄逼人。
“不论怎样，已经写了，最好的挽救办法是我明天将文章删除!”
“删除就行了?你必须得给我好好道歉!”管家怒吼道。
“行……行!……我明天就去。”
C管家依然气愤难平，骂道：“妈的，骂我是畜生!……”
“算了，算了，我们走!他已经答应道歉删除了;再多说也无用。”那位青年员工劝道。
“妈的，骂我是畜生!……”管家骂骂咧咧气愤地跟着走了。
第二天，我不得不走进网吧，将博客中的那篇报道删除并留下道歉的话。现将道歉的话摘录如下：
《从××厂说开去》文章已删除，都是道听途说，没什么根据的文章，对某老板和管家造成了伤害，这是我的过错。对此，某老板给了我大度的宽怀和谅解。我深深地发自内心愧疚和歉意!刘仙桥留言
11月8日晚，C管家让人开车来到电子厂的大门口，令我随他们一起去一家电脑公司，因为文章还没有删除干净。打开百度，一位北大新闻系毕业名叫斌斌的博客里还能看见那篇文章，我不得不留言请求删除。
12月3日，C管家手拿一份快递邮件再次来到我的租房，质问我：“你为什么将博客里的文章删除了?”
“你不是要我删除的吗?”对于管家的反复无常，忐忑不安的我感到莫名其妙。
“再把它打上去!”管家命令道，这似乎不够显示他的通天本领，他杨了杨手中的邮件，补充道，“我为什么要让派出所叫你写《检讨书》并按上手印?”
“你叫我删了，现在为什么要令我打上去?”
“不仅要将文章再打上去!”管家命令的同时将邮件递给我，“这是派出所让我传达给你的那份《检讨书》，你还要再印上几份贴在大街上。”
“将《检讨书》贴在大街上，这不等于让许多人知道这件事并闹得满城风雨吗?在××厂打过工的许多工人会怎样想?”
我的反问无疑击中了C管家的“软肋”，他内心里最清楚我的文章是不是诽谤。
我的灵魂，我的思想，我的追求，我的信仰，我的爱与恨连同这份《检讨书》都可赤裸裸地敞露给世人，但不是在此时。
管家不再让我将《检讨书》贴在大街上，却坚持令我将文章重发上博客。为了避免和管家的纠缠，我答应第二天去完成这件事。
当晚，我在厂里正紧张地干活，C管家在他的司机陪伴下再次来到我所在的电子厂，催促我上传文章。刚去不久又来急切地催促，自然引起了我的警觉，我以晚上急着赶货为由进行拒绝。管家和那位司机则要求我将博客的账户和密码告诉他们，对于这无理要求，我自然给予了委婉拒绝。
我想：既然Q镇派出所的那位警官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便定了我“诽谤”，至少在Q镇已经没有了我说理的地方;一旦将账户和密码告诉他们，他们自己便可完成这件事。如果他们以此为证据再次去Q镇派出所告我“诽谤”或者其它的“莫须有”之罪以此要我进行经济赔偿，我既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一身的冤情;但转念一想：既然Q镇派出所已定性了我的“诽谤”，我是否还应该按照C管家所说的去做?……
第二天，我没有按照C管家的要求去做，而是请假去了Q镇派出所进行咨询。
当我简单地承述了事件的经过进行咨询时，接受咨询的另一位警官告诉我：“既然删除了文章并道了歉就不要再理他了。”
此时，代表着管家意愿的司机正好打来第二个催促电话：“老五(这是管家司机给我的外号)，你上传了没有?!”
“没有，我正在派出所，警察告诉我删除了文章赔理道了歉就不要再理他了;麻烦你告诉他不要再找我了。”
一场因那篇文章带来的麻烦与风波才得以平息。
一 、 哲学式的思考
我被Q镇派出所传唤的事件自然在某电子厂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工人都来询问原因，我自然如实回答。对于像C管家那样道德的沦丧，人们已经司空见惯。这种司空见惯，渗透着工人们对现实的无奈。
“如今遇上这样的事，你拿不出证据，你就是诽谤。”一位戴着眼镜的90后青年A说。
“现在这社会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事如果落到我的头上，唯一的办法是砍他几刀后不在这里呆了，只要不把他砍死!”90后B说，“你坚持正义，只能吃亏。”
“这只能说明法律不能惩治真正的犯罪，道德的约束力荡然无存时，暴力将成为解决生活中许多矛盾的必然结果。”我说。
在90后青年看来，我似乎无知于社会的残酷简直有点暝顽不化了。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固执，怎么不会在现实中碰壁呢?
民工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妇女的尊严与权利得不到维护;现实中赤裸裸的罪恶，法律在它面前却无法彰显正义;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经济浪潮的冲击，我们不得不离开土地走进城市，“农民工”这一包含着双重身份新名词的产生，便意味着相同的命运已将我们的切身利益捆绑在同一条船上。每一位打工人所遭遇的不幸，都有可能是我们将会遇到的不幸;每一位打工人所渴求的权利和尊严，也是我们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尊严;每一位打工人所面临的生活问题，也是我们自身所要面临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那篇报道以我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写就，揭露并痛斥了C管家的无道与罪恶，深透了一位民工对于平等、自由、幸福、权利的思考与追求。当然，我没有说这些，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和他们开始了谈讨：“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该不该讲道德呢?”
散漫的谈话虽然无法获得什么决义案，但激烈的争论充满了思辩哲学的意义。
“其实，道德只不过是为了防范别人攻击而不得不人人都必须戴上的面具。”青年A说。
“道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用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就算是你们90后所说的‘面具’，面具是可以不需要的，道德是不是不需要呢?”
“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不要道德，而是我们对道德的解释或者说看法。”青年B说。
“既然承认需要道德，这证明道德形成后便在人们的生活中以一种精神物质客观存在。无论我们说它是‘行为准则’，还是说它‘面具’，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表达。你们的表达体现了思维的标新立异，以求给道德一词全新的表达。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这就好比人们习惯地把‘石头’叫石头，你们观察了石头进行思考后重给了它新的命名，石头的本质没有变。”
“许多人都喜欢指责我们90后的思想和行为;其实，人生就像一张白纸，刚出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长大成人的过程像彩笔不断涂染的过程;每一张‘白纸’上涂的颜料、色彩及所涂方式等的不同才形成了多彩的人生。我们90后思想不是天生就有的，还不是上一代人给涂染的?”A说。
“这一点，我很认同!但你们许多90后常说马克思的观点已过时，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内因与外因的问题。马克思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早已进行过一场大辩论，但举例用于辩论的类比物是苹果。严格地说，一张白纸除了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生’的概念。不妨沿用马克思讨论的苹果作类比来谈论人生，也许更贴切，更让人易懂。一个苹果之所以在生长的过程中最终成为苹果，首先是它具备形成苹果的全部基因，这是内因;而‘苹果’在生长过程中，要成为真正的苹果，还必须有充足的阳光、水分及各种营养成份等，这是外因。也就是内因遇上适宜的外因才能逐渐成为苹果。同理：一个人从精与卵的复合体开始，便具备人的全部基因。当人来到这个世界，其成长的过程同样受外因(客观环境)的影响。如：相应社会制度下的社会风气、所处的地方、家庭、父母与学校的教育、接触的人事等等。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因不同客观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人生，从而在对待和处理问题时，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和行为表现。
“人性都是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B青年说。
“人性都是自私的，这一观点无疑是错误的，错就错在以偏概全。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人在竞争中的自私才是真正的人性。这无疑是当今时代某些媒体宣传的悲哀。曾记得某杂志的一篇文章，为了论证人性的自私，以‘人之初，性本善’立论。然后，以孔融让梨这一典故进行分析论证。说孔融让梨并非是人性一种善的表现，而是后天教育形成的一种虚伪表现;人的天性本是自私的，如：一个不会说话的婴儿，有人给他一个苹果，他便知道那是自己的，不再给别人，这充分证明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这样的推理得出的结论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单从‘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来思考，同样是对人性的以偏概全;但后面还有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并例举了孟母三迁强调了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另外，古人还有一句话：人皆有七情六欲。而一个不能说话的婴儿，当她能拿稳一个苹果的开始是不懂得这个苹果是自己的，只有当小孩的监护人反复挑逗刺激，他才会明白这个苹果是自己的。所以说，无论是婴儿能够意识到苹果能够为‘我’所有，还是孔融让梨，都是外界刺激的条件反射，也就是说不同的教育导向产生的不同结果。所以马克思对人性的科学阐述：是人都有喜、怒、哀、乐;是人都有生的欲求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都有性的欲求。这是人作为生命与其它动物的基本共同点。但人作为智慧高于其它动物的生命，还有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更高的精神追求。我们看待人性时，怎能择其某一方面以偏概全地说人性本是自私的呢?只要是人，作为人的基本感情和欲望，你有，我有，他有。我们的教育偏面地强调人性在竞争中的自私又怎能给社会带来和谐呢?”
“社会本来就充满了竞争，没有竞争便没有发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和动物都一样。”青年B说。
“其实，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不同的物种的存在和繁衍是大自然选择的结果，适应环境的物种便能在大自然中获得生存与繁衍。然而，许多人引述它用于人类自身生存状态所建立的体制时，提倡竞争中弱肉强食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犯了认识上的错误：因人的智慧和生存能力强于其它动物，人便以统治者自居把所有的动物划在一个类别(如：老虎与角马的撕杀其实是两个物种在竞争中的撕杀);人以统治者自居成了划出动物圈的另一类，从而将不同物种之间的残酷撕杀错误地用于自身的教育。诚然，在同类动物中存在着竞争，如：老虎在杀死野鹿后的食肉表现;角马在狮子追杀中的争相奔逃。动物世界频道中，老虎食肉的表现曾有这样的镜头：群体中一只强大的老虎饱足之后，便不再将食物占为己有，而是任由弱小的其它成员去享用。人类在这一点上，特定条件下财富占有者所表现的贪婪要远远大于禽兽。人类血泪斑斑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每当一个朝代走向没落，两极分化，为富者‘朱门酒肉臭’，贫穷者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路有冻死骨’。我曾看到过这样一篇报道，写的是狼和赶着驼队的人在生存环境严酷的沙漠相遇，在没有水源与食物的情况下，狼为了和人博杀，体力不支的狼甘愿让同伴吃掉以保持对人的进攻。这应该算狼为了本群体而献身的表现了。我们怎能用不同物种之间的残酷撕杀用之于人类自身的宣传人性本恶与自私呢?”
“上学时，《思想品德》教育我们做人应该真、善、美。既然讲善，为什么要对其它动物进行杀戮呢?这充分说明人性的自私和虚伪。”A青年坚持道。
A 青年思维的敏捷所提问题的尖锐，令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沉默良久，我才说：“这是生命的尴尬。如果要真正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只有宗教所提倡的不杀生能理直气壮。人类作为不同物种之间竞争的赢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所能做的只能从生态环境考虑来保护其它动物。如果按你这种极端提问法，如果人类是作为弱者濒临灭绝在大自然与强大的食肉动物对峙，食肉动物会不会因为人的濒临灭绝而终止对人的捕杀呢?从这一角度，宗教不杀生的观念能体现一种真善，但解决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所以人类屠杀其它动物是为了自身的存在，就像蛮荒时代其它肉食动物食人是一样的。行善和生存是两个不同的话题。人类作为竞争中的获胜者，为了生存，对于其它动物的保护，只能从维持生态平衡去考虑，这也是人类智慧高于其它动物的表现。既然人类有不同于其它动物的智慧，自然能找到很好的生存方式将美好的生活变成现实。譬如，由大家共同劳动，积累了一堆财富，如果合理分配，每一个人都会生活得很好，这种理想状态的分配是一个形象化的简单比喻。将它上升到合理分配的理想社会，便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人类应该追求和实现的理想社会。只要所有人提高觉悟，不懈努力，为什么不能实现呢?”
“其实，绝对公平分配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A青年一转话锋，“我提一个问题，譬如：一只乘载着几人的船漂浮在大海上，所有人都想活下来，而用于生活的食物和水只能允许一人生存;如果平均分配，都将无法存活。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你，如何解决?”
“让一个有希望的人活下来，其他人为此而献身。”
“前提条件是大家都想活，不存在献身。”
他的这一极端而尖锐的问题倒真难住了我，不知如何回答才能找到合理解决的办法，思考良久，只好反问道：“如果是你，该如何解决?”
A青年回答得很干脆：“把其他的人都杀死。”
极端的问题，我以为他会有一个令我满意的回答，这种并不理想的回答甚至令我在失望中感到惊愕：“这就是你的回答?”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90后大多数都会选择这样的解决办法。”B青年很自豪地附和道。
我却深深地陷入了沉思：我们讨论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A青年敏捷的思维偷梁换柱式地转换了论题，以一个极端的问题来思考，并说出了解决问题的极端办法。这样的问题上升到一个社会来思考，只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发生?那就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和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怠惰且只讲享乐，从而缺乏积极的劳动热情，再加上自然灾害与战争(通常是异族的入侵)，人们不得不为少得可怜的财富进行争夺。当然，用A青年类比的极端例子所寻求的极端解决办法，其结果当然不是一个人(上升到社会是少数对财富的占有者)将所有的人杀死，而是很多人会觉醒并团结起来将那个人杀死。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阐述，那就是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自然会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人类血泪的历史，每一个朝代的更替无不证明了马克思的论述。
二、 妄评毛主席
毛泽东时代的劳动利益分配无疑是合理的。
为了完成这篇《教育考》(标题的简称)，我有必要以自己的视角对毛主席进行一个思考性地评价，限于水平，我的评价难免无以全面，所以只能加上“妄评”一词。
我与90后的许多青年讨论时，谈及毛泽东时代分配相对公平与合理，立刻会遭到他们的反驳和嘲笑。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时候的人们穷得没有饭吃，毛主席搞个人崇拜，搞运动，由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力实行独裁。这无疑是网络上某些文化人士对他的诽谤和诬蔑，从而在不了解那个时代的很多90后心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功过，应该运用辩证的眼光，历史而全面地进行分析和评价。
关于功劳，记不清是哪一位学者的评价较为全面。
这位学者从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对世界格局的改变，还有对台湾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而中肯的评价。在他的领导下，坚持民族独立自主，一穷二白的中国从无到有，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建成了完整的工业基础设施，打下了坚实的农业基础，将全国四通八达的公路修到了乡镇，消除了匪患，铲除了黑道，独绝了黄、赌、毒，从而将全民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现了买卖公平，实行了廉价的医疗和教育，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免费治疗疟疾与麻疯等病。他一生两袖清风，勤俭节约，反对奢侈和浪费，严惩贪官污吏，外交不惧霸权，倡导世界和平……最后总结时这样评价道：他的思想始终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考虑，从而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和利益。说维护，用词还有点欠表达上的准确，确切地说是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力和利益，因为那时代，少有弱势者因为处理不公而上访维权的。
那时的利益分配，与农、工，商三大产业相联系生活的人们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绝不是平均主义。所以，在那个时代同样有贫富差别，但不是太悬殊，所以从事各产业的人能够安居乐业。因为有差别，那些诽谤毛主席的人以此大做文章。当我们谈论那年代的劳动热情时，诽谤毛主席的人会说那时分配的绝对平均带来的是绝对的懒惰，许多人出工不出力;当我们说那年代的利益分配相对合理时，诽谤毛主席的人会说那时的利益分配同样不均，不公平的现象甚至更严重。这种前后诽谤的矛盾令他们的目的昭然若揭，那就是掩盖他们的剥削有理，压迫有方。如果要把现时代的劳动热情在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与那时代进行比较，无论面临的国际环境，还是劳动条件与劳动强度、时间都没有可比性。这就像两位赛跑者，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跑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我们不能只看结果便断定先跑了一段距离的人比零起点起跑的人快。毛主席的时代是一切从零开始，我们的发展和成就是建立在那个时代的基础之上。
建国之初，国外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敌对势力想对新建立的政权进行颠覆;要种好庄稼，没有化肥;遇上虫害，没有农药;要修好一段路，要靠肩挑背负地运沙石，要靠一个人把住钢钎，两人抡着铁锤打好每一个炮眼……毛主席号召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和敢于吃苦的开创精神打下了坚实的工农基础。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卖淫嫖娼，很少有偷摸扒窃的现象，更不要说抢劫了。对于不良现象，只要有人举报，便有人展开调查，举报人不用担心诽谤的罪名。一旦属实，严惩不贷。这等于赋予了人民参与权和监督权，从而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创建了很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那时的官员清廉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工人安心生产;农民能安心种田;学生能安心上课，全民激发起一种积极向上的劳动进取精神。而那些与不良现象为伍的自私自利者、倡导剥削有理的地主、资本家、好逸恶劳者，自然要对毛主席进行诽谤。甚至说，那时之所以没有现在这么多不良现象，是因为那时代穷，要偷没有偷的，要抢没有抢的。我们姑且承认这些诽谤吧!我想那时代生活过来的人都不是喝西北风吧，诽谤者会立刻反驳讥讽：没有喝西北风，但吃观音土。我想：在饥饿的年月，对于吃观音土的有无，我不敢肯定，但说成普遍性是完全可以否定的。那些对毛主席大肆诽谤与攻击的人，凡是论功，毛主席一无是处;凡是论过，所有黑锅都让他一人背着。
诚然，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犯错的时候。如果要说毛主席有错，三年大跃进犯了盲目的错误，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但错误不能由他一人承担。为赶英超美，号召全民大炼钢铁，结果广大农村没有炼出多少钢铁，却毁了大量森林。以“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口号命令百姓连续几个日夜去山里干活，百姓休息不好，是颇有怨言的。老百姓打着火把虽然去了山里，却因劳累在山里躲着睡大觉。大食堂有饿死人的现象，这是事实，但并不是那些诽谤者说的那么严重。毛主席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与中央的领导们从政策上进行了调整与改变。
只要懂得用全面的观点，历史而辩证地看问题，便会明白：毛主席作为开国领袖，他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
三、 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这是一个众说纷云的时代。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
有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持这种观点的人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确立缘于他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不朽功勋。在祖国危难中华民族处于危险的年代，可谓英雄辈出，怀揣一腔热情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与英雄豪杰并非毛主席一人;但他领导着衣衫褴褛的泥腿子红军由弱变强并走出了苦难。他的豪迈与志气，胆略与魄力，智慧与谋略以光辉的照射足以为那时代前赴后继的中国人民指引方向，走向光明。所以，既便他不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尤其是占大多数劳苦大众心中的领导地位也无人可以代替。
当我阅读了毛主席写给江青同志(允许我沿用那个时代的亲切称呼)在当时没让公开的私密信，终于明白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全世界200多个党，没有几个真正信马的了。”毛主席预言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国家会改变颜色，新的剥削与压迫将会重现。正是缘于此，他发动了那场文化大革命。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要让一个由他领导千千万万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新中国以怎样的面貌交给后来人?那便是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所有人都能幸福生活的新中国。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功与过留给后人评说。
今天的中国，呈现给劳苦大众的现实，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说明毛主席预言的准确性?这种准确性证明了他为劳苦大众的担忧并非多余。那些诽谤毛主席的人给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十年动乱，举国上下一片混乱，中国的经济倒退了三十年;再加上大跃进瞎折腾倒退了三十年，按照这个逻辑，整个国民经济不是倒退到解放前甚至过犹不及了?我们不听莫衷一是诽谤毛主席的言论。从乡村野史老人的口中可得一致的真实情况。如果要说混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什么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攻武卫”“红连”与“黑连”的武斗，不仅两派有打死打伤的现象，也有误伤群众和学生的事情。但随着毛主席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号召，这种混乱的场面很快便平息下来，武斗变成了文斗。批斗的对象是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及一切不良的社会现象。
文化大革命是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必然结果。它同时也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内心的挣扎与困惑。“那时就搞资本主义未免过快，因为刚从地主、资本家那里分得土地和财富。是不是要退还给他们呢?那样做不等于很快又回到了过去?所以咱们老百姓很担忧。”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时，一位村中老人的这句话很值得人深思。这种担忧不仅仅是老百姓，而是从中央高层到地方。这说明：一方面，中国人民面临着生活的困难和饥饿，渴望脱离捆绑在土地上的集体劳作;另一方面又担忧脱离集体，过去的那种苦难将会卷土重来。那时的中国人民对过去所受的苦难记忆犹新，挣扎的结果，这种担忧在内心深处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最终在毛主席的倡导下以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历史的原因与中国的国情，文化大革命有它存在的客观必然。就像邓主席的改革开放有它客观的必然条件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很多老革命、老党员受到了打击与蒙冤，这是事实。但反观今日，贪污盛行，嫖赌成风，很多不良现象的加剧，能不能说明我们这个时代道德的缺失与信仰的危机呢?诚然，中国人民不希望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毛主席对民众的教育和他所希望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值得追求呢?让全民有着崇高的信仰是不是值得提倡呢?
从那封信中，我们可发现，毛主席要实现他的愿望，身边几乎没有可信赖的人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他对周围变化的感知无疑是准确的。这种感知迫使他不得不借助江青同志来完成他的心愿。换一个角度，用江青同志的话说：她只不过是毛主席利用的一颗“棋子”。不管这“棋子”在发挥其作用的时候有过怎样的梦想，做了怎样“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都应该原谅她;不论她过去的出身如何，有过怎样的“劣迹”，我们从“劣迹”的另一面进行深思，可以窥见的是一位女性浮萍般漂泊大上海生存的艰难以及国统区精神文明的缺失。在旧中国，与江青同志有着相同身世与遭遇的女性何止千万!正因为国统区精神文明的缺失，才有许许多多的妇女在生存的感悟中寻找光明，为一颗红星的照耀纷纷奔向那块圣地。一些文人之所以拿她说事，是因为她做了一位开国领袖的妻子，而且是在一场运动中以一颗“棋子”的作用完成毛主席的愿望时伤害了许多老革命、老同志的感情。
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大度的胸怀去原谅她?我们原谅她也是因为她走进延安简陋的窑洞做了一位开国领袖的合法妻子，不是今日司空见惯名不正言不顺的情人，与千千万万革命前辈(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一道走过了艰苦卓绝的光辉岁月!不管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生活上有过怎样的“特殊”要求，与“天上人间”那种腐朽堕落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今天，我们可以给打家劫舍的惯匪平反，给地富揭去“冒子”，给屠杀过革命志士的国军正名，为什么唯独让一位开国领袖的妻子永远背上骂名呢?
我们原谅她，这是对毛主席及其后人最起码的尊重!我们原谅她，意味着正视那段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大革命，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广大民众的心灵里回归，从而激起全民的劳动热情来建设这片血与火浇染过的国土。切实可行的途径便是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结合。
四、 邓小平理论的思考
邓主席的改革开放以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形成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同样有其民众的土壤。对三大产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劳动热情得到了很大的激发。
毫无疑问，那些胆大而善于抓住机遇的创业者成了少部分的富裕者。其理论的功不可没在于发展了农业，扩大了工业，活了商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的紧张、市场的近饱和，垄断的形成，人民的劳动热情开始慢慢冷却。继续片面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带来的是民众精神的缺失。
“白猫黑猫咬得着老鼠的就是好猫。”改革开放之初，这能调动各行各业争创效益。三十多年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成了不管你以何种方式和途径，只要能挣到钱就是“好猫”。这很容易让腐败与各种不良现象滋生。
以出产粮食为生存条件的农民为什么要离开土地走向城市?农业生产脏苦累不说，农产品的廉价无法满足农民的生存。结婚、生子、盖房、子女上学、医疗等一系列生活问题摆在面前，是无法靠种粮来解决的。农民不得不走进城市进行打工。
这些走进城市的农民工，大部分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劳动，也就是说他们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一部分成为游手好闲的人，或偷摸扒窃，或卖身为业，或赌博为生。这部分人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这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呢?
中国劳动人民的肩头不仅支撑起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用他们艰辛的劳动养肥了许多贪管污吏和这些不劳而获者。现实带给人们心灵的冲击：这个社会只要有钱，不劳而获比劳动光荣。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业，这对劳动生产力是一种间接的破坏。而远离城市的边远农村，剩下的是更多的留守儿童和老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是以牺牲边远地区的农业为代价的。要根治一切不良现象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中国成为一个团结、和谐，奋进，民主富强的国家，我们不应该丢掉自己的家珍而去崇尚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与自由。有效的途径便是让民众不要丢掉了信仰，从而让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伟大结合。这种结合不是流于形式在利益的分配上愚弄和欺骗民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科学为理论基础寻找到切实可行的途径。
一、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把国企变卖出去，而是将私有企业变为国有;因为变卖国企为全面私有，实际上变卖的是全民的利益为少部分人所享有。
二、肯定改革开放，肯定全国工商企业家们在改革开放中为扩大民族企所做的贡献，承认他们的经济领导人地位，变老板(资本家)为厂长，全国工商及企事业行政单位普遍实行工资制。
三、恢复工作分配制度，首先安排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进工厂。剩下的空缺则由全国各地的青年农民通过考核来选拔。同时，允许有能力的人投资兴办企业，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这个集体;作为兴办企业的成功者，发挥的是经济领导人的作用，同样只能成为厂长，而不是资本家式的财富占有者。
四、注重思想品德，不论学位高低，出身贵贱，任人用贤，唯才是举;兴办教育，发展科技，挖掘民众智慧，鼓励创造发明。
五、改健身俱乐部有钱人的体育运动为全民的体育运动，增强全民体质。
六、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让做官者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为人民服务，打击制造假冒伪劣的奸商，严惩官商勾结产生的贪污腐化，铲除卖淫嫖娼、贩毒、吸毒、坑蒙拐骗、敲诈勒索及一切社会不良现象，净化社会生活环境，创建良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七、建全完善全国各地的农村基层建设，恢复农业生产劳动的年轻生力军，调动全民新的积极劳动热情让劳动者在农、工、商三大产业所联系的各行各业尽展所长，发挥其能，创造最大的社会财富。
五、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乡村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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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位民工，不是一位历史专家，自然不具备丰富的历史史料，从正史的角度去着墨。
对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国情的了解，只能局限在书本和影视作品中，既便是绞尽脑汁想办法去查找那时代的相关资料，也只是拿别人的成果进行“老调重弹”，所以，我只能避开正史方面的相关考究。
为了对教育思考得较为全面，我有必要从家乡老人的了解去追溯那时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
我的家乡，那时的一个乡，乡长所管辖的范围约现在的八个乡(现在的乡比那时的一个保略小)。基层的设置是乡下设保，保下设村，村下设甲(现在的村组基本保持了原来甲的范围)。乡长不仅有大片山林、良田数千亩，大大小小用于囤粮的庄房十多座。确切地说，那些山林和良田或祖上遗留，或自己购置，并非全部直接强行霸占，这是事实。但乡长有自己的团丁，握有几百条枪。保长也有为数不多的几条枪。对于偷盗，拦路抢劫，奸淫妇女等胡作非为者，一旦有人举报，无论是乡长，还是保长不经向上级请示，便可自行做主进行枪决。他们是处理一切地方事务的决策者。
我感叹代表那时政府的基层官员行使“司法”般的权力时剥夺生命权的随意性，同时也感叹“法律”的威严!却为什么不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妇妇女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力和利益?
那时，大大小小的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山林。稻子收入拥有几十担(不到一百担)的户主，解放后被划为中农;有的贫农有为数不多难以养家糊口的稻田，为了解决粮食的严重不足，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雇农一无所有，长年替地主耕种。租种地主的土地，收交的分配比用那时的话说是“四六开”或“三七开”。也就是说，有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如果收获一百斤粮食，农民得四十斤，地主得六十斤，为“四六开”;农民得三十斤，地主得七十斤，为“三七开”。雇工长年替地主耕种则为长工，地主提供一日三餐，一年有两套衣服，年终可得两百斤粮食作为报酬。我想：如果普遍是“四六开”农民的温饱生活应该能够解决。可是有限的土地，无法普遍。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如果耕种者耕种得不好，或者是关系不好，都将无法获得租耕的权利;另外，生产力的极其低下，粮食的低产，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歉收与匪患等因素，都将影响到农民的生活。无论贫农还是雇农，一年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显然是相当困难了。为了生活，有的人家养不活孩子，或将孩子溺死，或在孩子很小便让其给地主家放牛糊口，如是女儿，便卖为童养媳。
为了生计，有劳力的人不得不肩扛一条扁担成为出卖苦力的挑夫。这些挑夫身肩百多斤的重担，或翻山越岭，或走乡过县，有时行程达二百多里。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一旦遇上土匪，一切辛苦将付之东流，有时甚至付出了性命。如果其中有爱赌爱嫖的，同样也会让血汗白流，因为那时代嫖赌成风。赌场、烟馆遍布乡里，很多年富力强的青年不爱劳动，往往以赌博为生，以嫖为乐。当然，嫖赌作为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大量存在，但妇女以卖身为业的妓院不要说乡里没有，既便是我们那里的县城也没有。真正的妓院要在“津市码头”(指现在的津市市)才见得着，对我们那里的山民来说，津市是最繁华的地方。当然，这并不能说那时的精神文明要比改革开放后现在的中国好。虽然，那时的县乡没有妓院，但为官者和有钱有势者有合法的三妻四妾。腐败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不良风气，那些有钱有势者看上了哪位妇女，强大的生存压力下，谁又敢反抗么?既便敢于反抗又有说理的地方么?有的官员为霸占妇女，甚至不惜动用武装大打出手。那时，封建伦理的三从四德作为约束妇女的道德尚在，仁、智、礼、义、信，也为地方官员所提倡。无权无势的贫困者难以成家，既便成家也在艰难中度日。三妻四妾的官员推崇伦理，满口仁义却嫖赌成性。一旦无权无势者有伤风化，保长都可以将其随意枪杀。或者本家族的族长可责令族人将其澄水而亡。
那时，要打赢一场官司，不在于有不有理，要看你出身的族别大不大，是不是有得力之人在乡、县或更高一级的政府或军队做官。“陈、彭、谷、王、钟、刘、李、赵、朱、熊”是我们县最具实力的几大家族。不仅如此，无权无势者还得担心被抓壮丁的危险。
国民党政府征兵，开始是招募的，应征者的家里可以获得一定数目的大洋，后来由于地方官员的层层贪污，这些款根本到不了军人家属的手里。招募已经无法解决兵源问题。
国民政府的征兵任务由县传达给乡长，乡长则交给保长来完成。面对百姓对当兵的抵触甚至是反抗，保长要完成征兵任务，只好组队去抓，这就是抓壮丁。对于大家族或有权有势者或有关系与背景的，保长是不敢随便令抓丁队抓的，既便抓了，会被人多势众的家族成员给抢回去，或是因为关系与背景被放掉。虽然抓丁队有枪，但抓壮丁时打死了人是要负责的，所以抓壮丁时一般是不敢开枪的。村中一位老人年轻时因为反抗被抓壮丁，被抓丁队的人砍伤溃烂一直留下跛脚的毛病。所以为了不被抓壮丁，许多人给保长和乡长送礼，或者是去做义务劳动。只有那些无权无势，无门路找到关系背景的青壮年便如砧板上被宰割的鱼肉成了抓壮丁的对象。显然在抓壮丁完成国民政府兵役的任务中，乡长做为基层的最高执行官，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利益关系，乡长的直系亲属都可找个理由将保长抓的壮丁放掉，或者是暗中指使被抓的对象方面组织人直接反抗。保长虽然获得了一些利益，却两头受气，上要面对征兵的压力和官场的潜规则，下要面对百姓的反抗和怨恨;被抓的壮丁则是最大的受害者。为了防止壮丁逃跑，除了绳索捆绑外，吃的饭里面还要掺砂子或稻谷。很多被抓去的壮丁一去便杳无音信，或死于抗日前线，或死于内战。家乡有位国民党兵，与几位拜把兄弟走得国军的枪支为匪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曾抓他壮丁的保长枪杀。
不管是国民党的队伍还是土匪的队伍，让老百姓还有一怕的是被他们强行拉夫。一旦被拉夫，挑着沉重的担子随部队行军，往往一去十天半月不得回家。严重耽搁了农业生产。
在这样的生活压迫下，很多人不得不为匪。一旦为匪则向百姓筹粮筹款，如若不从则杀人放火;遇上民女或奸淫掳虐，或强行娶妻纳妾。在这样一个官场腐败，匪患成灾的社会里，广大妇女生命如同草芥，尊严与价值等同牲畜与商品。
镜头之一
有对夫妇养有一女，女儿长到十六岁，出落得如花似玉，却被土匪发现。土匪传话责令父母将女儿送去成婚。父母惧怕土匪的淫威又不甘忍受自己的女儿嫁给土匪这一羞辱，深更半夜将女儿活活勒死。土匪上门找父母强行要人时，父母谎称女儿已上吊自杀。
镜头之二
有一位婚姻不如意的妇女与乡里唱戏的青年产生爱意，想拥有自己的真爱，唯一的办法，只能与该青年私奔。族长知道后，令族人强行将这位妇女捉回。所用的酷刑是：棍打鞭抽，裸身滚刺，碾杠压身。可怜的弱女子在严刑拷打下被活活折磨而死。
那时的妇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权力。出身特别贫困之家的，很小便被父母送人，实则是卖为童养媳，以稚嫩的肩头过早挑起生活的重担;稍微有一点家业的，女孩很小便被裹足养在深闺中。一个乡里的学校，在我父辈那代人中，女子读书的只有两人，且都出生在地主之家。对于男女青年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没有自由。订亲时，连对方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女子嫁给谁，不管对方是痴是呆，是残迹还是健全都不可更改。如果婚后，男方不如意，一纸契约可随便将女方转卖;甚至有的赌徒在赌场上便可将妻子赌给别人。
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场的腐败与生活作风的堕落体现了那个时代精神文明的缺失，在这样一个精神文明缺失的社会里，广大妇女没有权利、自由与尊严可言。同时，乡村的物质财富也是极度困乏的。
那时没有汽车交通工具，在运输上除了驴马外，就是人力。有钱有势的人出行或骑马或雇人抬轿。交通运输的落后致使许多我们现在看来很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用品奇缺。很多人家没有盐吃;冬天没有御寒的棉衣棉被，也没有鞋袜。有的穷人单薄而满是补丁的衣裤连羞丑也无法遮住;有的穷人身披包袱再裹上蓑衣抵抗严寒;有的穷人裹几片棕再套上草鞋走过冬天;晚上睡觉，为了御寒，有的睡草窝;有的盖蓑衣靠着炉火取暖，有的将玉米壳堆在草房，然后掏一个洞，人钻进去睡在玉米壳里面抵抗严寒入梦……凡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货都带“洋”，比油纸伞耐用的布伞，叫洋伞;一种很大的铁钉，叫洋钉;自行车叫洋马儿车;一种密封装油的桶叫洋油桶……这一切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时期工业的落后呢?
不合理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下官场的腐败，精神文明的缺失，物质的极度困乏，贫富的悬殊，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突现，百姓之间，或为女人，或为争地相互仇杀。即便是本族人仇杀也不例外，这种相互仇杀，往往是同宗族的一大房人欲把另一大房的人斩尽杀绝，不论男女老幼，俗称“杀家刀子”。很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匪。于是，也就有了代表国民政府的警局和军队不停地剿匪。
镜头之三
这是村中老人讲述的真实故事：土匪不知是从哪个乡抢了百姓的耕牛，代表国民政府的县警局闻讯后，进行追剿，追至我们家乡的大山里，土匪扔掉所抢的耕牛跑了。警局的人混水摸鱼，顺手牵羊地将当地百姓放养在山里的耕牛也赶走。当百姓闻讯再去追赶，他们沿途已将许多耕牛卖掉了。百姓找他们论理，回答百姓的便是耳光。
请问：代表国民政府维护治安的警察和土匪的区别在哪里?
镜头之四
一位国民党的师长赶走土匪后，将乡里的百姓召集到一个大操场上开庆功大会。
师长问老百姓：“是我们来了好，还是土匪来了好?”
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静默良久，终于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柱着拐杖，迈着颤颤微微的步子走出来，冒着风险幽了一默：“你们来了好，土匪来了也好!反正我们老百姓不好!”
土匪来了为了筹响，向老百姓要钱要粮;国民政府的军警来了也要向百姓筹粮筹款。国民政府的军警来了，土匪逃跑了。国民政府的军警离开，土匪复来。百姓在担惊受怕中苦不堪言。
尽管我们那里，国民政府大多数直接征税是向有钱有势和年产几十担粮食的户主征收，但农民在集市上卖东西是要交税的。譬如：卖米，不管是谁，要被打筒;杀猪卖肉要交税。大多数贫下中农与雇农的生活难以保障，是无法直接向他们征收钱粮的。
镜头之五
这是我们家乡一位大地主的侄子亲口讲述的一个真实故事。
寒冬腊月的一天晚上，大地主家一座庄房的粮仓被盗。身兼乡长的大地主问讯后派他去查个究竟。当他身挎驳壳枪骑着马来到离家十多里庄房查看粮仓，发现粮食被盗了大约一担多。他根据别人的举报来到盗窃者的家里。男人闻讯早已吓得离家躲了起来，破旧的草房，高梁秆扎成的篱笆无法完全挡住寒风的侵袭，泥土磊成的灶台上正飘着缕缕热气;一位面黄肌瘦的妇女怀里抱着刚刚出世不久嗷嗷待哺的婴儿。对这位妇女来说，身上遮不住羞丑的衣服虽然单薄、破旧且满是补丁，但坐在炉火旁毕竟可以抵挡一下寒冷的直刺肌肤。当地主将目光转向临近灶台的一个大火坑时，他不由一下子惊呆了：灰堆里还蜷缩着一丝不挂的两个孩子靠着柴火取暖，因为怕冷完全不顾有陌生人来光顾!
见带着枪的地主进来，那位妇女没有想到打招呼，也没有想让坐或是对丈夫所做的一切进行解释。而是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这种低头，不是因为贫穷和身上的衣服遮不了羞丑，羞丑，在饥寒交迫面前已经让给了麻木!而内心的惊恐与不安又压倒了麻木，她担心的是带枪的地主不知该如何惩处她这一家子，就连地主的询问，她也不敢回答。只有怀里的孩子因为母亲奶水缺乏无法满足他本能的饥饿在不停地啼哭!他懵懂而混沌的意识无法明白这人世间的一场饥荒为什么会带给生命饥饿以及他母亲的处境和内心的熬煎!他也无法知道他对饥饿的本能诉求会不会给母亲带来更大麻烦或者是打动走进屋子里的地主……
见妇女不说话，地主径直走向冒有热气的灶台揭开锅盖，锅里煮的是一锅青菜鲜米粥。显然，青菜是女人自己种的，米是女人丈夫盗来的稻谷舂的新米。因为他的到来，女人的丈夫跑了，做好的粥全家人还没来得及吃。地主找来筷子一尝，无盐无油，这让吃惯了美味佳肴的他感到索然无味。
“这一切让我的心都寒了!我怎么会处罚他们呢?……走时，我给那女的留下话，要她丈夫回来后到我们家里去一趟。”地主说。
女人的丈夫回来后，显然不敢去见地主。地主两次托人带信要他去，他还是不敢去。地主第三次是以命令的口气叫他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去时带上背篓说是有活要干。
女人的丈夫想：既然自己犯了大错，去帮忙干活，也算是一种补过和谢罪吧。当他忐忑不安地来到地主家，才知道地主去他家后把情况如实告诉给了大地主，然后发动全家人为他捐钱捐物。让他带背篓是为了能将地主一大家人捐的衣物、食品等背回去。他带的背篓竟然无法全部装下。他不得不来回往返了两趟。
大地主的侄子是一位聪慧且很仁义的地主。七十多岁高龄时，与人谈论过去，他感慨地说：“如果我是一个无恶不作视财如命的人，我还能有幸活到今天?这财物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走。共产党要我交出财物时，我一点也没有保留……”
写这一故事，是为了让人明白，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有不缺乏仁义之心的地主。仁义之心播种的爱心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带给人阳光般的温暖，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不合理制度下产生的饥荒。
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两极分化，也决定了地主不可能将已获得且被当时法律认可的土地资源分给贫困的农民。两极的分化，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雇工。不论是“四六开”还是“三七开”或是低回报的长期受雇，或是借高利贷解决生活的一时之急，都是那种生产关系里产生的剥削“圈子”。这种“圈子”对于缺衣少食的贫雇农来说，不钻也得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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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到过我们那里的军队，纪律也有比较好的。如代表国民政府围剿过贺龙红军的陈策勋部。如果士兵乱入民房，会被枪决;奸淫妇女会被枪决。在城郊，一位士兵偷摘了老百姓的一个柑橘，被他发现，当场将该士兵枪决。一位士兵因下雨将老百姓的蓑衣顶在头上，被发现后，给予几十军棍的处罚。一位士兵强奸了一位妇女，该妇女带着从士兵身上撕扯下来的兵符告到师部，师长知道后当即命令集合队伍进行查证，核实后将该士兵立即执行枪决。所以他的士兵是不敢随意扰民的。但作为国民党的部队，没有完全脱去不良的气息。如：他的军队同样拉夫，有的军官也抽大烟。另外，大大小小军官很多都有几房妻室，且有钱有势，师长本身也不例外;这足以说明，这样的军队维护的是剥削有理的经济秩序，代表着有钱有势者的利益。
国民政府政治的腐败，官场上明争暗斗，官员相互倾轧，有的乡长或警察拖枪离开政府，当起了土匪;许多百姓不堪生活的负重与压迫，也抢枪拉队直接当起了土匪;乡里鸡犬不宁，老百姓白天吃不安，担心土匪，晚上睡不安，担心有人“打黑棒”。 尤其是民国三十八年，国共两党忙于内战，硝烟与炮火离我们那里虽然很遥远，但地方似乎处于没人管理的无政府状态。遇上大队的土匪，拥有武装的大地主，也无法保护家里的财产，只能携家带口地躲起来。老百姓种的庄稼还未成熟，有的土匪便守候在那里等待收割。百姓惧怕匪患，很多人干脆不种，很多田地荒芜。粮食的奇缺和紧张产生的饥荒，很多农户只能靠收藏的一点杂粮拌着野菜、树皮、草根来充饥。土匪来了，如狼似虎在百姓家里搜寻粮食，一旦粮食被抢走，百姓就只能挨饿了。因为饥荒，许多平时善良的百姓也带着棍棒结成“锭子队”(锭子，方言，即拳头。因为没有枪，所以称“锭子队”)。只要听说哪家有粮，便一起去抢。如果是熟人，为了怕被人认出，晚上去抢时，便将脸上涂得黝黑，这叫“打黑棒”。
国民党执政时期基层的官场、乡下的社会治安、民俗民风、劳动生产、利益分配、婚姻、权利、教育方方面面的生活表现，写这些，无意要贬低将委员长大陆时期的领导。这是乡下百姓面临的生存现实与生活现状。既便因地域差别而小异，但大同。这种现状应该是那时中国广大农村的普遍现状，因为那时代，我们那里也不缺乏全国其它省份以乞讨为生的逃荒者。的确，蒋委员长抗日，尽管被动，确实是有功的，那些被抓壮丁走上抗日前线的冤魂以及从抗日战场上死里逃生国军的描述就是证明，这点足以说明将委员长不失一位爱国的领导，但无论一些人怎样为蒋委员长在大陆的执政高唱赞歌，在爱民这一问题上，他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当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到土地问题时，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民，土地资源是大家共同赖以生存的根本。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不管这土地是你的祖上购买传下的，还是凭你的能力、关系、政治背景等置下的，一次性买断的不仅仅是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还有很多人作为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赖以生存的根本。
将委员长高举的政治旗帜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这一旗帜之下，“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决策本身没错。这需要蒋委员长首先解决好“三民主义”中的“民生”问题，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且利益均等。能如此，内自然安。这需要以蒋委员长为首的整个团队放弃眼前的利益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劳苦大众甘苦与共，如能这样那一段历史将会改写。可是蒋委员长的家庭出身、接受的教育、人生阅历等诸多客观因素在主观世界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决定了他在大陆发挥领导作用时没有这种如果——代表劳苦大众这一阶级的根本利益。如能这样，国共两党将是永久的合作，没有战争了。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一面知兴衰的镜子，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可随意假设。如果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失去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站在自我的立场随意选取角度去假设，每个人会为蒋委员长在大陆的执政得出千万种美好的假设与未来。或者是一句不加思索的“成王败寇”来开脱性地概括：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那场战争，所以历史会那样写。中共之所以能赢，是因为民众受了他们宣传的当。宣传果真有如此大的作用吗?仅宣传而不教育，或者宣传加上教育，当政者的所言所行与民众的生活严重脱节，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这样的宣传教育能有效果吗?的确，任何政党的宣传教育都是为该政党的政治服务。但该政党的政治主张与民众生活的切身利益是不是矛盾悖离，人民能在生活中直接体会和感受。
既然宣传教育的作用很大，以毛主席领导的中共能够做到很好发挥，以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做到呢?仅从宣传教育这方面是否也证明了国民党的失职或失败呢?
从政治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蒋委员长为代表的少数利益集团没有解决好一系列问题，最终被倾心向往他们的人民所抛弃。
六、 一位老兵的告白
2003年，我巧遇了家乡一位叫李云登的老兵。那时的他，八十多岁的人精神依然很钁铄也很健谈，看上去似乎要比实际年龄小十来岁;不知是那次战斗中枪弹打断鼻梁留下的弹孔，似乎在印证着战争年代共和国曾经的苦难和沧桑。
解放前，因家里有几弟兄，被保长派人抓了壮丁成为一位国民党兵。济南战役，共产党解放了济南城，他和国民党的军队一起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做俘虏开始，他担心被虐待或者被枪毙;与解放军生活上接触后，他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与转变。谈到这一经历，他无限感慨地说：“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多好啊!不打骂士兵，不虐待俘虏，生活上官兵一致。如果想回家，发给你路费;如果愿意参加解放军，解放军热烈欢迎!参加解放军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以后，等全国解放了，你的家里要分得田地，全国和你一样的穷苦百姓都要分得田地!家里穷，受了这样的教育，我哪里还想回家呢?……”
从此，他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经历过解放战争与入朝作战。作为一名入朝志愿军随着部队凯旋归来，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迎接，他为此感到无限光荣和自豪。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回归故里，他的身上挂满了军功章。
改革开放后，按照国家的政策，凡是参加过解放战争与入朝作战的军人可获得双定补助。然而，当地民政部门的某些相关工作人员却互相推诿，迟迟不给他办理。谈及此，老人感到非常愤慨：“你找他，他让你找别人，别人又让你找他，都踢皮球，就是不给你办!你有什么办法?毛主席在的时候，国家工作人员都是为人民服务，谁敢这样呢?”老人情不自禁忆起了那个年代的事情来，“当年，我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穿的衣服都打满补丁，不认识的人谁知道我是为国家立过战功的工作干部?一两米的稀饭，对现在的人来说不值什么。那时的旅社是国营的。早餐吃稀饭有一两米和二两米的。那年代，国家穷大家都想节约。吃早餐是自觉排队的。轮到我买时，也想节约便问服务员有不有一两米的，她说没有。我只好买了二两的。我端着稀饭坐在桌子上吃时，轮到后面一位挎包的，穿着比较讲究，像个干部，问她有不有一两米的，她说有，并给了他一两米的。我放了饭碗走过去问：同志，刚才我买没有，他买有，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她大约看我穿得比较破烂，没好声气地说：有，但不是给你准备的!你又不是国家干部。这下，我火了，骂道：当干部的是你老儿?是你野老公?你这样搞特殊!她质问我：你凭什么骂人?我说：我不仅要骂你，我还要打你!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江山是让你这样为人民服务搞不正之风的?!她感到情况不妙，哭了起来，并将情况反映给上级领导，说我骂了她。上级领导了解情况后批评她道：他骂你虽然不对，但你搞特殊，错在先，以后服务工作要一视同仁，不要搞特殊化。那时候，对于不正之风，谁都有权制止。难道我能乱来?我也有上级领导呀，革命资历有比我更老的呀!”老人又说起了自己的另一次经历，“本来，我在一次战斗中打伤一只手，当时的医疗鉴定为二级伤残，有这个证可以获国家一定的照顾，可是在一次砍火山种包谷的劳动中，不慎给丢了。我找到领导，要求给我补一个证。领导马上批评我：党组织给你的证件，你都给丢了，你还有脸要补?我看你的手还能够劳动，还能够为人民服务!我挨了批评还不是要遵守组织原则继续参加劳动生产?那年代，不讲原则是不行的，哪像现在的官员?为什么该办的不办?贪了!我的要求又没有违背国家的政策搞特殊!”他把话锋一转，“十月一日国庆节，镇政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要我去为学生们做思想教育工作。好，做思想教育工作，我去。来到会场的主席台上，我首先在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再转过身来面向会场站好很严肃地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大声说道：主席啊!你戎马生涯带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打天下，劳苦一生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们跟着你一起出生入死闹革命，也什么都没有得到!我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完了!说完，我愤然地离开了主席台。那些领导和工作人员都用眼睛瞪着我，你瞪着我能把我怎么样?”老人说到这里，依然难平心中的气愤，“哪能这样呢?当官的自身不讲原则不清廉，却教育学生要讲思想!这样的教育还有用吗?”
老人的威严、刚直与爱憎分明，再现了那个时代军人的风采!时至今日，老人如果还健在的话，应该是九十有几的高龄了。不知他的要求和愿望是否已经实现。但他对思想教育的反问，令人在沉思中震聋发愦。他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教育与生活脱节造成道德缺失的根源所在。
七、教育与致富
某些人为了达到诽谤毛主席的目的，把今日许多官员的腐败和很多党员的蜕化变质归结在毛主席身上。确切地说，邓主席为了要将改革开放推行下去，不得不让具备毛泽东思想的老党员与干部退居二线，干部普遍实行青年化。这虽然排除了改革的阻力，但毛主席时代通过教育在老党员与老干部中形成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与工作方式在生活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层。具体表现在，生活以矛盾论似的对立出现了有优有劣两种不同的表现与结果：青年化以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将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好地推行了下去，农民的温饱生活基本得到解决;同时，贪污腐化与各种不良现象开始滋生。但邓主席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思想，为了让老百姓有饭吃，又有很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他执政期间，全国进行了几次严打，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精神文明开始出现的滑坡。
我们的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的特点阐述与生活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表达并不模糊。它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特点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没有剥削与压迫;改革开放的经济模式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模式并存。提倡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八九年学潮以后，我们的政治教科书，也开始随着经济的市场化需要慢慢改动，到现在已改得面目全非了。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略了精神文明里思想品德的教育，于人于己，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
教育在谋取利益中企业资本化与市场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除了满脑子经济利益而外，更多的是社会公德缺失，没有是非观。基于此，不能不说九0年是学校教育的一个分水岭。就整体政治思想水平来比较，九0年之后毕业的大学生与九0年之前的大学生不可同日而语。之所以用整体来比较，是因为我不否认九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有理论联系生活实际，学以致用的姣姣者。
写至此，我想起了W市的一份日报珍对女大学生当老板情人这一问题的看法对当今的大学生进行调查。这些大学生的评论可谓五花八门，大多没有是非。其中有一位大学生的评论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大意是：对于这样的事，不干涉别人私生活的自由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应该是：与生产关系相适应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创造的物质文明与人们在生活中创建的精神文明，才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于物质文明，每个人不难理解，如，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交通运输、电讯、丰富的物产等;而精神文明则包含得很广，如：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社会秩序与公德、高尚的爱情婚姻观;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对自由与民主的正确理解与获得，权利与义务的自觉履行;生活作风、官员的廉洁奉公;执法者的公平度，全体公民的守法意识;人们对劳动生产的态度等许多方面。
我们提倡学校的素质教育，但忽略了道德品质，何谈素质?既便我们的学校重视品德而忽略整个民众的思想品德。学生通过学校的教育已具备良好的品德，一旦走向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严酷生存状态下，竞争中各种自私自利的不良现象，都将让人感到无以适从或者是抛弃道德发生本质的改变。这同样会导致教育的失败。“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同样说的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我们提倡“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却是贫富悬殊在不断拉大?对于如何共同富裕，我们的政治教科书却依然是闪烁其辞，模糊不清。
究竟如何走共同富裕之路?有人经商致了富，难道以此为例带动所有的人去经商，走共同富裕之路吗?显然不是，这将导致农工两大产业的失调;有人拉帮结派强行霸市走黑道致了富，难道以此为例带动所有人行黑道走共同富裕之路吗?显然不是，这种非法的途径只能带给社会以混乱;有人通过考试步入仕途，然后贪脏枉法致了富，难道以此为例走共同富裕之路吗?显然不是，这样的官场，会腐败横行，不仅为人民服务是一句空话，甚至会祸国殃民;有人装神弄鬼，靠行骗致了富，难道以此为例走共同富裕之路吗?显然也不是，这种榜样只能让人们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使更多的人丧失劳动生产的热情，这是对社会劳动生产间接的破坏。正常的途径自然是人们常说的勤劳致富了。
可是仅凭勤劳，现实生活中真能致富吗?可是从事农工两大产业的农民和工人可为什么永远富不起来呢?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以最直接最艰辛的劳动创造了最初也是最高的价值，可为什么收入可怜呢?可见勤劳致富不现实。
写至此，会有人举这样的例子：某某从一名普工做起，然后学得技术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后再投资办厂，现在已经是有着上亿资产的富翁了。又如：某某从摆地摊起家积累资金，然后承包民航成为拥有上亿资产的富翁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应该承认，二者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间的过程都是从资源利益享有的最小获得者完成了向资源利益更大获得者的转变。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是由工人变成了拥有雄厚资金的资本家——既最初价值的创造者变成了剩余价值的享有者;后者是由小商人变成了大投资商的资本家。每一位完成资本积累的资本家不同途径正当与否，每一桶金是否充满原罪谁也无法真正做到去详细调查与剖析，但能够获得资本积累的成功条件，我们也应该承认：国家相应的经济政策(这一点，广义上针对的是全民)、机遇、人际关系、家庭、政治背景等，这是客观条件;能力的大小、智力的差别、生活理念的不同，这是主观条件。生活，以多层面的复杂性往往只能将诱人的结果展示给众人，却无法将交错穿插成功的途径及客主观原因很清晰地再现给众人。尽管相应的经济政策广义上是针对全民，但由于以上客主观条件存在差别，决定了相应经济政策下无法做到利益均等，也就是说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拥有雄厚资本的富翁。更何况维系人类生存的三大产业的产业职能作用本不相同：农，社会繁荣稳定发展的基石;工，社会发展中创造财富走向富裕的途径;商，货币流通完成产品交换的血液。所以有“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之说。三大产业职能作用虽然不同，但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大产业的严重失衡都将带给人们生活的失衡。如果人人都能弃农工而从商成为拥有雄厚资产的富翁，谁去从事农工这一伟大而艰辛的劳动?所以说勤劳致富不现实。
是不是勤劳就没有了走共同富裕之路的途径呢?有，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曾有过的劳动生产与分配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的劳动果实共享，土地与市场资源共享，从而将所有中国人共同幸福生活之梦变成现实。运用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贪腐、房价、医疗、教育、司法的公正，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样，我们的教育所针对的对象不仅仅是学生，而是整个民众。学校的教育才不会与社会生活脱节甚至矛盾。
我们说劳动成果与市场资源全民共享，不是指生活上的贪图享乐，而是以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和分配原则创造共同的幸福生活。“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的这句语录强调了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是让人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任何社会忽略了劳动对于人类自身生存的伟大意义，一切稳定与繁荣，发展与进步都将成为空谈。
毛主席领导的时代，学校政治的思想教育与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分配，一点也不矛盾。教育的理论能做到与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毛主席的思想教育，不仅能将国民党的士兵变成立下战功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者，也能将土匪、妓女、地富子女及旧社会各种游手好闲的人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九四九年建国后的中国从军到民，从工到农、到商，从学校到社会激发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
那些打着档案解密对毛主席进行恶意攻击的“专家”“学者”“社会精英”们，这种宣传教育的目的是要将民众导向何方?那些为蒋委员长在大陆执政高唱赞歌的地富后裔们，借解密对毛主席的攻击与清算，大有否定那场土地革命让历史重新再来。这种宣传教育的目的何在?要给民众制造怎样的迷茫?的确，为了新生政权的巩固，建国初期，对地富进行过管制教育，地富子女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对地富子女并没有一棍子打死，“出身不可改，道路可选择。”现在，一些清算的言论是否证明了新中国还没有稳固的时候对这些人管制教育的必要呢?当改革开放打开了这一禁锢，是做一个完全的自私自利者，还是做一个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人呢?中华民族要的是团结，不是分裂;中国人民渴望的是所有人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不是少数人骑在人民头上的腐化堕落与作威作福;中国人民要的是和平不是战争。
八、民主、法制、自由考
1、民主的思考
贫富悬殊差距的拉大，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突现，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与矛盾的良方是什么?更多亲美者的言论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与法制;美国，那才是令人向往的地方。
要提倡民主，首先应该弄清什么叫民主，然后进一步在比较中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因为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对民主意义的解释不同。
马克思对“民主”一词的解释是：民主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民主具有阶级性;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保障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国家形式。
再看看标榜全球最先进美国的政治学家对“民主”的表达。
美国政治学家达尔等人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人们都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中，这种状况使得社会公民不可能在政治问题上形成多数，同时也不存在任何可以控制一切的势力，而只存在着以团体为单元的若干个少数之间就某个政治决策的相互复杂作用，民主的决策“并不是一个许多人在特定的政策上联合起来向政府庄严进军的过程，而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集团之间的稳步的妥协过程”。达尔称这种民主政体为多元政体，因此，达尔的民主观又被称之为“多元民主”。
无论是马克思对民主的解释，还是达尔等人对民主的表达，民主的含义都给人一团云雾。马克思的解释科学，但全是政治术语，要弄清民主的意义，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上层建筑;达尔等人对民主的表达显得很含糊。仔细思考似乎说的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达成一致的原则，而是强调不同利益集团稳步妥协形成的“多元民主”。这并没有对“民主”一词完成确定性的表达，这似乎是美国式民主生活意识的反映性概括。我姑且称这种概括为“美国的民主”。对这种表达，如果让我把问题提得更具体点：什么叫“美国的民主”?
什么叫“美国的民主”?百度搜索，也没找到很明确的解释，一位网民的《美国的民主是什么——一个收银机的故事》帮了我的大忙。不管该文是一位亲美者，还是一位反美者，还是一位真正倡导民主的学者。但这篇文章让我对“美国的民主”有了一个很清晰的了解。
用收银机的发明创造设计比较形象地讲述了“美国的民主”是什么。称“美国的民主”是一台设计成功的“收银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联邦、州、市、县直至小镇都有自己完整的权力构架。彼此之间，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各自独立，没有上下级关系。既不统一，也不高度集中。三大分枝，相互制约与制衡。从制度上说，我不能不说这台“收银机”三权分立制约与制衡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与进步意义。过分夸大他的优越时，说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利益集团的代表们)齐集费城制宪时，便在设计一台合理的“收银机”。但忽略了一点：商店老板设计收银机时，是从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最大化来考虑的。这点和制宪代表的想法相似。的确，收银机、顾客、老板三者之间的平衡与制约，与三权分立的平衡与制约也有相似之点。但又觉得收银机不能把“美国的民主”全部类比出来。这种“民主”在国际舞台上的许多表现中，如：与列强一道向中国倾销鸦片，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可以策化危地马拉的军事政变，让数十万印第安土著人惨遭屠戮;可以将导弹倾泻在伊拉克的土地上造成许多平民伤亡……既便在美国国内，如果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也不会出现许多血腥的枪击事件了。所以美国的“民主”不叫民主。这种为了利益的掠夺倡导的民主，只是一面掠夺财富的幌子。这也说明资产阶级倡导的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台作为人类社会机制的“收银机”与发明创造的收银机有着不可比拟的本质区别。当人类进入全球资本化的时代，这台“收银机”合理与进步的本质意义，不在于民主，而在于它更容易榨取金币的先进性——对世界财富的疯狂掠夺。人们对财富占有的趋之若鹜，美力坚成了更多资本家的聚集地。和所有资产阶级政权一样，从它产生开始便带有的缺限，依然印证了马克思的光辉论断：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为了对财富的掠夺，决定了它好侵略的本性。
然而，美国的政治家们是携带着导弹把“美国的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来推向世界的，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民主，而是利益;而中国的某些亲美的“专家”与“学者”是要把它作为“普世价值”引进嫁接给中国的。推崇“美国的民主”的人强调少数人对财富占有的合理性。现实中，面对司法的严重不公以及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亲美者倡导的依然是美国的三权分立。一时之间，似乎美国的民主自由与法制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如果中国真能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为了权力的制约与制衡切割得各自为政，中国人民得到的不仅没有“美国的民主”，也将失去曾经追求的社会主义民主，出现的将是新的军阀割据。这才是美国代表资本家利益集团的统治阶级所希望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实行“美国的民主”产生权力分割，不具备实力为了财富的掠夺，用利益将这种权力分割捆绑在一起并打着“民主”的幌子不断发动对外的战争。既便有这个实力实行“美国的民主”，那也只能是世界霸主的移位，人类依然走不出为利益争夺而不断战争的泥滩。这将意味着执政党更易了旗帜并失去远大理想的目标与追求。
美国的“民主”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从而掩盖了维护少数人在人世间“天堂”般的腐朽生活。一旦有损这种利益，美利坚的统治者们便可喊着“民主”刀兵相见。既然，这种“民主”代表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试想：如果人类社会中都推崇这种“民主”，人类将为占有利益和财富进行争夺，从而陷入不断战争的旋涡。
那么，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就叫民主呢?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因为，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在利益的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种幸福生活的大同世界是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民主所不允许的。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无产者，哪怕是罪犯都属于该国人民的范围内。
由此可见，无论是古希腊最初提出“民主”一词的时代没有真正的民主。时代发展到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式的民主，还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都必须加上专政一词。都不叫民主。
所以，马克思说：阶级社会中，民主具有阶级性。
资本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资产阶级没有了占有财富的民主，都只能叫不同阶级的“民主专政”。
那么，究竟什么叫民主呢?最简单、最直接、最明了的解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所以，要实现这种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民主，它必须是：人类社会中没有了阶级对立，也没有了剥削、压迫与战争，“人民”一词已成为两大阶级思想认识一致的统一体。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都能够正确理解“民主”
真正的民主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它包含着权利、义务、自由的辨证统一。如：享受劳动成果分配的同时有自觉参与人类社会劳动的义务;获得自由权利的同时不以损害他人和人类自身的社会共同利益为代价。人们各尽所能的劳动与智慧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实现了按需分配。每个人的主人翁意识都能从思想、劳动、行为、道德操守等来保障这一共同利益的不断延续、发展与进步。这样的民主当然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种真正的民主不在昨天与今天，在人类追求的脚步中，在人类社会遥远的将来。
两相比较，社会主义的“民主”在思想上是进步的，也是合理的。它的进步与合理在于有了要将“民主专政”变成民主这一人类共同幸福生活的目标，不是少数人的“人间天堂”。
2、法制的思考
什么是法制?
法制泛指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法制在不同的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因此，不可能有真正法制。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所以，法制有三方面含义：一是指法律和制度，也有指法律制度的；二是指动态意义上的法制，即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也包括法律宣传教育在内；三是指“依法办事”的原则，即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这一段对什么是法制的解释，是我认为在百度中搜到的最简单明了的解释。
不同体制的国家，法制的内容与形式的不同，说明了法制同样带有阶级性。法制作为维护本阶级的法律和制度同样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是本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
在相应的社会制度里，统治阶级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治理国家，严格依法办事，公平合理地管理社会事务，即为法治。这同样是对“法治”一词最简单明了的解释。
然而，人们对法制的探讨却一定要将“法治”复杂地与“人治”对立起来。仔细想一下：再好的法治，都不是通过“人治”来完成的吗?归根结底，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要从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不是“法治”与“人治”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思想教育的问题，劳动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从而影响到执法者是否公正严明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言，用政治的述语表达：社会主义的法制是否能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对于司法的严重不公，人们谈论法治时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像美国一样设立权力分割的监督机构。美国的民主、自由、法制似乎成了一把衡量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标尺。其实，既便有了美国这种监督机构，它的执行同样离不开人;在中国，只要这种机构为利益捆绑在一起，执行办理相关案件时与金钱挂钩，都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司法的公正问题。要从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属于“民主”的范围内赋予人民群众监督权和参与权。这需要我们首先要弄清法律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范，它强制的目的和意义不在于惩罚本身，而在于通过强制的措施来教育人，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给社会一片和谐与安宁。
我们高喊着法治，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不良现象和各种社会问题：我们喊着民主，占有着大量资产的“精英们”却带着财富移民国外享受“民主”;我们的宪法写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有着许多条款和理由为很多腐败的党员干部开脱罪责减轻处罚，有权有势者凭借对财富的占有可以将法律玩弄在股掌之间……法律成了有权有势的资本家们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人民已失去了民主范围内的监督权与参与权。毛泽东思想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在劳动生产中确立的分配原则在逐渐丢失。现实中的许多不良现象与罪恶，人民能判断出是非，可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制止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原因很简单，因为忽视了人民的监督权，不重视到人民群众中调查，人民群众担心诽谤的罪名甚至是法律的制裁，坚持正义的代价往往比犯罪的代价更昂贵。我们对犯罪者讲人权却忽略了广大人民的人权;我们对杀人犯讲少杀和慎杀，却漠视了被害者的生命权。那些占有财富的精英们高呼着“法治”却模糊了民主范内的是与非;高举着社会主义的大旗，唱着共产主义的高调，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却是财富与国有资源的占有者，从而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衷与真正的信仰。因为许多党员自身信仰的缺失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模糊甚至对法律的践踏，人们究竟该信仰和追求什么?有的信教，有的信鬼，有的信神，更多的人在拜金拜权……民众的思想在迷茫。而那些占有财富与资源的“精英们”，对民主范围内是与非的混淆产生的迷茫和信仰缺失的原因解释得很明白：那叫摸着石头过河。人民群众很明白生活中的是与非，自然也明白他们不愿意上岸总在“河里”摸石头的原因：他们很愿意在浑水中摸，不是在摸可以修筑堤岸的“石头”，他们摸的是损公济私的“鱼”。为了膨胀的私欲，甚至可以竭泽而渔进行掠夺性地开发，以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在中国这条美丽的“河”里，一切资源本身为全民所有，只要所有人各尽所能用智慧和勤劳去生产，然后合理分配，便能很幸福地生活。这便是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尝试过的社会主义劳动生产与分配原则。这意味着有损他们完全自私的利益，所以，他们很害怕人民会明白毛泽东思想，于是，抓住毛主席的一点错误扩大至他领导的整个时代进行大肆渲染、污蔑、人身攻击和清算。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的年代，是中国人民激情澎湃团结奋进的年代!那是一个人民热爱劳动敢于吃苦的年代，那时的中国人民要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自己的家园，肯定吃了不少苦，一些诽谤毛主席的人以此大做文章百般丑化那个时代，但那时代热爱劳动是光荣的!那时的中国人民爱着自己的国家，也爱着领导他们的党，因为那时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廉洁奉公的，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那时的党员干部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与老百姓一道同吃住并进行劳动生产，吃住是按原则付费的;党员干部带头吃苦在前，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形成了良好的官风与民风!那是一个正能量积极进取向上，正气压倒歪风邪气的年代，在民主范围内赋予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与参与权，法律能够真正惩治违法和犯罪;对于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人民群众敢于举报和制止，不用担心诽谤的罪名，也不用担心罪犯的打击和报复;那是一个司法相当公平公正的年代，公、检、法各部门各司其职，每个公民不是有了钱交了费才可以进去申诉的，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无钱无势的弱势群体有冤无处伸的问题，而对国家从事工、商、行政的公务人员实行工资制，从根本的制度上防止了官商勾结产生的腐败，为党员干部的工作提供了廉政的生活环境，所以那时的法治没有太多漂亮的口号，却能很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那年代虽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法律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因为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与参与权能让不良的丑恶现象在萌芽状态便被铲除，从而防止更多违法犯罪的发生，而对于总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铤而走险的违法和犯罪，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平民百姓，受到的惩罚是严励的，这是为了给罪犯以震慑，从而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让每一个公民能自觉地站在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队伍中来!那年代没有官员贪污了国家的巨款，换一个地方又可以续继为自私自利“服务”的;那年代没有贪污了上亿的公款还有理由活在人世间的!那年代，没有幼女遭受不法分子的轮奸，只能靠母亲不断上访维权要求惩治罪犯的!没有禽兽校长带着幼女开房而讨论幼女是否自愿的!这等于法律绑架了幼女稚嫩的意识，强迫她们具有成人的思想!那年代没有幼女遭受了奸污，在幼女指证禽兽后还要保胎不断折腾的，以至于原本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那年代没有毒奶粉与毒食品，没有医生失德拐卖婴儿牟取暴利，也没有假钞，更没有执法者集体去招嫖，从而保护了妇女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从军事到政治，从政治到经济，从经济到文化教育，从文化教育到社会生活，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的时代，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90后的青年们远离那个年代，无法用切身的体验去感受那时的生活。因为受了某些人对毛主席及那个建设时代的诽谤与丑化，以自己追求“标新立异”的思考，把那个时代教育的成功解读为传销式的洗脑。认为那时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劳苦大众是愚昧被洗脑的原因。为了“标新立异”如果要把教育说成“传销式洗脑”，我承认二者有相似之点：都是把一种理念或观点宣传给他人。但不要偏见地认为这种“洗脑”只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仅有的，任何政党和不同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会对民众进行这种“洗脑”。所以，一个人立足于社会都不可避免要接受“洗脑”，首先是家庭，再是学校，然后是社会生活在大脑中反馈式“洗脑”。一个人在思维上“标新立异”式的求新没有错，随着知识不断丰富，人生阅历的不断增加，他应该还是学会独立思考的人。生活的包罗万象，面对各种各样的“洗脑”，他应该学会在分析比较中去选择性接受。生活的、历史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文学的、哲学的、科学的、利益分配、劳动态度、民主与法制、婚姻等许多方面去思考、分析、比较。什么样的理论与思想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也利于人类自身共同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我”便接纳这种“洗脑”。那么，这个人便是一位思想上追求进步的人，一位爱人爱己爱家爱国也爱着人类自身且不失大爱情怀的人，一位热爱劳动也热爱生活的人;这个人也是有着崇高理想与信仰的人，不管他身处逆境，身份地位如何，财富多少，他也是能够正确理解并懂得幸福的人!这个人不管是地富的后裔，还是80、90后以及中国未来的青年，他会明白：在中国，有一位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用他的思想和他的战友们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凝成了一个紧握的拳头，从此，中国人民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战无不胜的坚强信念雪洗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同时，他也用他的思想教育民众，团结的中国人民以敢于吃苦的进取精神在农、工、商各个领域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青春朝气与劳动热情，从此，独立自主的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启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新纪元。
毛泽东，这位巨人不仅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革命家、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更是生活在最底层劳苦大众以及全世界反抗压迫与剥削民族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更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大同的征途中一切致力于爱好世界和平的!
九、结尾：自由、宗教的忧思
1
改革开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信仰的缺失，部分在开放中获利的“精英”们却带着财富离开这片滋养他们的土地，背离了养育他们的祖国和人民。一系列需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不论不说是中国人民面临的生活现状。
片面地强调致富教育，人们挖空心思所想的是如何找一份来钱快且轻松的事情，拜金与享乐占据了人们的意识。这是不是说明改革开放错了呢?不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之前，渴望解决温饱的思潮同样是浩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所以，历史客观的必然，改革开放本身没有错。只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待西方文化，我们连同它的糟粕不加选择地全盘拿来。我们要拿来的应该是别人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与科学技术，用创造性的劳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我们追求民主自由，应该包含有履行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不以有损他人、社会公德与集体利益为代价。也就是说，自由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是每个人想做什么便做什么。随心所欲的自由意味连着泛滥。卖淫、赌博、高利贷、嫖娼、贪污腐化、游手好闲，偷摸扒窃等一切不良现象的大量存在，正是自由泛滥的表现。农村青年抛弃土地涌向城市从工或从商，或与这些不良现象为伍，挣钱、享乐再也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在这样的生活大背景下，我不难理解，十八大召开之前，某位人大代表的提案居然是卖淫合法化了，不缺乏网民支持的点击率同样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缺失。其中有一位网友的评论写道：既然打压式地堵解决不了卖淫嫖娼这一社会问题，不如疏导让其合法化。这位网民前半句表达用词是准确的，后半句的合化法偏要冠冕堂皇地加上“疏导”一词，未免牵强，准确地说那不叫疏导，那叫放任自流。我不知道那位人大代表的提案代表了人民什么。从自身政治的思想修养来说，在他的意识里，忽略了妇女所享有的劳动权力保障和应该履行的劳动义务，忽略了卖淫嫖娼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忽略了人作为生命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只在于人的兽性与感观上的刺激和享乐!忽略了一旦合法化，这种生活的进一步反馈给人民的教育将起到怎样的反面效果!
毛主席用他的思想教育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旧中国许多以卖身为业的妓女改变成自食其利的劳动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新时代的许多中国妇女却又沦落为娼妓，难道不值得人深思么?的确，对这一不良现象，如那位网民所说的应该是疏导，但不是把放任自流叫疏导。我们的教育目的，不论是劳动与利益分配原则带给民众生活中的切身感受，还是道德的、文化的、思想的、法治的，都应让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应该是既要肯定改革开放的成果并进一步谋求发展与进步，也要完成农、工、商三大产业的劳动分工和利益的再分配。即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结合。这样，中国人民才会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前进的方向，思想上不致于各执一端出现意见上的分歧，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更加和谐与稳定。所以从事工、商的企事业单位，普遍实行工资制与国家公务人员相同的生活待遇。在平衡了农、工、商三大产业的利益之后，全民用劳动创造的财富，不是挥霍在腐化堕落的低级享乐上。这些财富，一部分用于人民自身的基本生活保障，一部分由国家集中控制，然后再通过国防，科研，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工农业生产的再投入、边区建设开发、环保等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返还给全国人民。国家这种劳动利益的再分配，不同于土改时期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而是承认工、商企业家们响应党的号召在改革开放中付出的艰辛劳动，在经济上的带头作用，只能是经济方面的领导者，而不是资本家。就像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打下江山不能因一己之功而独占天下财富是一样的道理。这样，我们的教育(包括法治的强制教育)针对的应该是整个民众，不仅这些不良现象能彻底根治，许多问题也能获得根本解决。
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荣传统的党，是饱经忧患意识，高瞻远瞩的党，是同情劳苦大众，密切联系群众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党!从解决土地问题切入发动群众赢得那场革命的胜利，同样从土地问题切入解决温饱并获得改革开放的成果，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难道不值得令人深思与重视么?年轻人涌向城市谈着消费与嫖赌，农村广大土地上的艰辛劳动却是大多数中老年人在承担。农村年轻劳力的缺乏，老龄化的劳动要完成农村土地的耕种已显得力不从心，有的土地不得不让其荒芜。为了发展经济，当我们用完八十年代(之所以以此为分界线，是从整体的劳动态度而言的。在此之前出生的人或多或少受过毛主席思想教育的人无论是生活还是劳动态度，整体而言是不一样的)之前出生的最后一批劳动力，谁愿意再接过农村这一伟大而艰辛的劳动?在劳动利益分配不平衡的驱使下，重工、商而轻农。和平年代，只要有钱，既便粮食不足无关紧要，可以从国外购买来弥补。
可是，人类中为利益争夺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往往令国际风云变幻;再看看我国周边虎视眈眈的局势，一旦战事突起，大量工厂倒闭，经济崩溃，国外再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所有人都不事稼穑，只讲享乐，粮食的紧张会带来内忧。所以，就此来说，农村广阔的土地不仅能解决大量就业问题，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同时，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也是粮食储备的天然粮仓。有这一天然粮仓的保障，也不必引进对人有害的转基因粮食。我不是粮农专家，我不知道现在的粮食需不需要进口，当我们用完了最后一批农村劳动力之后，大量田园荒芜还需不需进口。这只是我作为一名民工的忧虑，也但愿这永远只是一个忧虑。
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欧阳修也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如果中国人民都有这种忧患意识，能够居安思危，脱离贪腐及一切不良现象的极时行乐，以全民的劳动热情与智慧投入到农、工、商各行业的实践工作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难道不指日可待吗?
2
在W市的Q镇，和其它开放的沿海城市一样，不少富裕的本地人有能力开上宝马、奔驰等名车，也有能力让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游鱼般穿梭的车辆，街道旁高低不一整齐排列的楼房像一个个扩大的琴键，将分散聚集工业区机器的轰鸣与喧嚣弹凑成一曲曲缥缈悦耳的福音;在每个村随便转转，你会发现在厂房聚集的旁边，会有一处奇特的地方，那便是为了纪念“真主”耶稣的降临，供人们祷告的教堂，每到周六或周末，这里不缺乏前来祷告的信男信女。这些信徒中，多为本地人，外来的务工人员为少数。每年的圣诞节，为了庆祝耶稣的诞生，有的厂里和每村的教堂一样，还会举办宣传耶稣的晚会。晚会的节目有现代的歌舞，也有咏颂与歌唱，交错穿插着表演，还有表演各种乐器的乐队。但主要内容大多以宣传耶稣为主。
对于外来的务工人员，如果下班早没有加班又觉得无聊的话，来这里看看表演，紧张劳动之后，放松一下身心，不论不说是一种很好的消遣。当晚会结束，凡来这里观看的人，不论是谁，都会有一点意外的小收获，如：几个桔子加一小袋花生，或者是一盒康师傅方便面等。这些食品，据说是传教者发动村民自发募捐的。这也算耶稣给予来这里观看表演的人一分“福音”吧!在一场场表演中，主持人很自然地将耶稣的教义宣读给观众。教义中主张的让人善良，克己奉公、忍耐诚信等观念，对于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有益的。“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只要信耶稣，每天坚持祷告，就会获得上帝的宽恕并有福音降临，死后便可进入天堂!……”“耶稣为救赎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宣读声伴随着圣经唱诗的乐曲，所有的人似乎忘记了Q镇过去曾经的记忆。这个小镇曾经仅桥西南路那条老街，许多地方都是田野和荒滩。房屋的破旧表现的贫穷，这里和内地的贫穷地区没有两样，而生活习惯表现出来的文明甚至不如内地。据第一批来这里打工的工人描述，刚来时，许多厂里，没有分开的宿舍，只能男女工混住一个宿舍，最不习惯的是没有解决拉撒的公厕，即使有厕所，也是很简易遮挡不严地立在大路旁边。在一个有横木支架下打一个地坑，人便坐在横木上蹶着光屁股解决拉撒。他们描述这种拉撒的随便，说是一种风俗与习惯。这种随便的程度可以是父女俩同时坐在横木上解决拉撒而谈笑自如;因为没有公厕，有的刚来不久的外来男工不知这里的风俗习惯正在横木上解决内急，突然来了一位本地妇女让外来男工给挪个位置，外来男工不由羞得满脸通红。外来工害羞是因为难以随乡入俗……几十年的发展才有了现在的Q镇。每当劳动之余，谈论Q镇的过去，这往往成为权当一乐的笑资。我们无需考证其真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外来工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进行了一份伟大而艰辛的付出，也因他们的到来影响和改变这里的生活;另外，海、陆、空便利的交通便于与国际市场接轨，很多本地人理念推崇经商的传统，党的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才成就了今日沿海及各大小城市也包括Q镇的发展与繁荣。这是看得见，也能感知的人世间真实生活。
也许，信耶稣或者其它教的人们会说，之所以有这些成就，那恰恰是因为上帝或神的旨意在操纵着这个世界。不管马克思的理论从客主观将问题的原因分析得怎样细致入微，信教者一句上帝或神的旨意便可笼统地给予了否定，从而放弃了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因为上帝或者神支配着人的意识从而对现实中的问题和真正的罪恶表现出麻木。
于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歧和结果。
信教的有神论者将幸福的追求寄托在虚无的天堂神的世界。
无神论者用勤劳和智慧将幸福生活的追求迈步在真实的人间!
当宏观意义的经济扛杆向工、商倾斜，才有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同样可看作马克思论述的价值规律所起的扛杆作用对经济市场的调节和影响。如果用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结合来作为平衡农、工、商三大产业的支撑点，用全民劳动(脑力和体力劳动)的热情创造的价值，肯定会大于大部分人劳动创造的价值。
“耶稣是大度的，不论什么人犯过什么罪，只要信耶稣，就能获得救赎，进入天堂……”
不管传教的人如何把上帝描述得多么万能伟大，进入天堂有多么美好，上帝的万能无法改变人世间的现状：该赌的赌，该嫖的嫖，该贪的贪，该卖身的卖身，该劳动的劳动。因为反正大度的上帝说了：“只要信耶稣，就能获得救渎进入天堂!”但上帝从来不会说，人世间劳动者的基本权力该如何保障，罪恶如何得到惩处，正义如何得到彰显……
既然上帝那么万能与仁爱，为什么不能消除苦难和不幸将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创造在人间?
看来人世间的幸福生活，还得靠人类自身的劳动和智慧。
权力和义务、劳动与价值、人性与社会、道德与法律、民主与自由、公平与正义、罪与非罪等直接与人们幸福生活相联系的问题，上帝或神给不出很合理的解决办法。
对于上帝与神的有无，权当信教者们的一种寄托吧，因为人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一个民族如果忽略了公平与正义环境下脚踏实地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幻想祷告依靠上帝或神的施舍获得幸福，这个民族将是悲哀的。
在Q镇，我用劳动在不同工厂的流浪养活自己，也用劳动尽我所能与千万农民工一道创造着价值与生活!同时，我也用生命体验着劳动的艰辛和幸福。因为劳动，我更加热爱生活，也热爱文学。因为这种热爱，我更加热爱血与火曾浇染过的这片国土，还有这块土地上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价值与生活的人民!当生活将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大书展开在我的面前，我毅然走进去，溶入到里面，成为了千千万万农民工中的一员，才真正体验了这种劳动的艰辛和伟大!他们用艰辛的劳动创造了最初也是最高的价值，他们最基本的劳动权力和人格尊严却得不到保障。
“刘仙桥，我俩无怨无仇，你为什么那样写我?”
在Q镇派出所，C管家这句不同寻常的反问，言下之意是我在故意诽谤他，他不会首先反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和所做的一切。更何况这人世间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我没有走进Y钮扣厂之前，你我之间的确没有怨仇。当我走进Y钮扣厂之后，几年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心灵的震撼，不是“你我”之间的怨仇所能表达的。那篇报告文学，以生命的真实体验写就，用我沉重的思考记下了我的思想，我的信仰，我的追求还有我分明的爱憎与良知!其中，也包含有我作为一名普通工人为获得属于生命最基本权力无奈的抗争与挣扎，困惑与迷茫。
这种最基本的权力，没有相悖人类崇尚和追求的社会公德，也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种最基本的权力，属于我，也属于重庆那位与我素不相识名叫美慧的妇女(美慧，化名，在《从××说开去》误写为贵州，实为重庆人)。这名弱女子以她的智慧敢于在深夜将禽兽一样的C管家赶出Y厂的女工宿舍，却不能够将C管家绳之以法。试想：既便她诉诸于法律，又能惩治C管家的罪恶么?但这位弱女子的果敢给了我诉诸于笔端让C管家的罪恶暴露在阳光下的勇气和决心!在私营企业，一个有着特别权力的管家用自备的钥匙强行打开女工宿舍的门欲行不轨，这属于什么样性质的恶劣品质?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恶?
那位我不认识的警官没有调查便从报告文学中的语言断章取义判定我诽谤(既便调查，也难以公正)，没有调查也罢了，作为一名警官，不能从文章中读出一个人的思想、信仰、追求所包含的正义和良知么?不能读出工人们生存的艰难和无能为力么?或许，要读出这些，是阅读的要求，也罢了，避开警察的职业不说，如果为人父母，希望自己的妻子儿女能有这样不公正的对待么?法律的强制教育是将人改变成有理想，有道德有利于人民与社会的新人，还是将人变成只懂得兽欲发泄寻求感观刺激的禽兽从而加以保护?当法律不能惩治阳光下真正的罪恶，胡作非为者会无视法律变得更加嚣张。
当Q镇派出所定性我诽谤之后，C管家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着他的罪恶。这是从Y厂的出走的员工向我讲述的又一恶性事件。
河南一名外号叫“苹果”的女孩，在Y钮扣厂的包装房从事包装的劳动，因容貌出众，同样成了C管家欲猎艳的对象。一天，管家突然问女孩要电话号码。女孩知道管家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不想将电话号码告诉他。管家一本正经地说：“有时，工作上有事情便于联系，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女孩没有办法，只能将电话号码告诉给他。一天晚上下班之后，C管家以有事为由，将女孩骗出厂外，在无人的僻静处，管家兽性大发，欲对女孩施暴，女孩拚命反抗，撕扯中将管家的脖子抓出了几道深深的血痕，才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第二天，包装房的工人见了C管家脖子上结痂的血痕，问他缘由，管家吱吱唔唔说不出口。女孩悄悄将事情的真相与委屈透露给工友，工友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女孩同样逃脱不了被逼出Y钮扣厂的命运。
这种人生最基本的劳动权力保障与尊严属于在C管家魔爪下敢于抗争的苹果姑娘和所有妇女，属于天下私营企业面临相同境遇的所有农民工。
在Y钮扣厂，面对生存的压力与C管家的淫威，满足管家的兽性，可以获得“好处”，道德习惯压力使然，对妇女来说自然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道德的约束力，很自然地将一把枷锁强加在妇女身上，这会给取证带来难度;美慧与“苹果”是敢于直面生存的强大压力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的两位女性，但都写着被迫出厂的相同结局。这等于管家的罪恶不仅可以不受法律的制栽，而且连道德的约束力也可以荡然无存。
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力和尊严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因为没有证据，真正的罪恶得不到惩治。在私营企业连最基本的劳动权力都无法得到保障，如何能提供证据?这等于要求所有的农民工都具备警察的侦破取证能力。而有的农民工不明白这是属于自身的基本权利，对于C管家这种赤裸裸的罪恶甚至觉得只是一个“色”字而好笑，精神的麻木如同看着日本电影，面对屠杀中国人的镜头高兴地喊着“呜拉”的那群看客。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毛主席时代依靠群众的监督，用他的教育让相关机构与执法人员秉着“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到人民群众中去调查，才得以从根本上保障了广大工农及妇女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力和利益，现在却成了一条维权的漫漫长路和希望。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来：“希望本无所谓有，谓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013年8月29日完稿
附文：从Y钮扣厂说开去——我的打工经历：//m.drhuete.com/Article/gongnong/2013/09/3058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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