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七岁——第三次西南新左翼文艺笔会

　　第三次西南新左翼文艺笔会

　　我的十七岁

　　序: 阳光不蚀，阴雨不侵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

　　这首诗是1910年初秋17岁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留给父亲的，踏出乡关的这一步，在毛泽东的人生中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他已经用他随后的一生来阐释，甚至到今天他遗留的思想依然具有光的神奇。

　　每个人的17岁都有不一样的精彩，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感悟，影响到每个人不一样的未来。或混沌、或早慧、或独立、或糊涂、或立志，成年之前的这一岁的状态对我们的整个人生作用之重要，如醍醐灌顶，怎么说都不为过。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烙印，这个烙印深深的嵌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和人生历程中，并在个人漫长的道路上发挥它自己的作用。

　　17岁的雨季，这是十几年前的一部风靡青年学生群体的连续剧，只是我没有认真看过，剧情也模糊难记了，雨季这个涵义可能就是成长中的磨难的意思吧，既有阳光的明媚也有阴雨的泥泞!

　　蓦然回首17岁，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反思，也有不一样的心情。有尴尬后的释然，有茫然后的思考，也有不以为然后的惊喜，它们都是沉甸甸的人生收获，指引着我们面对27,37,47,57,67...人生的若干个7!不管是阳光坦途还是泥泞难行，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认识自己内心本质：追求真理，永葆纯真，阳光不蚀，阴雨不侵，才是我们的本心。

　　这是我们西南新左翼文艺群第三次笔会，群里有理论专家建议我们写写自己的往事，以此打开我们新左翼文艺的创作之路，毕竟写自己的往事与完全凭空地去创作对我们这些业余的文艺爱好者比较而言还是要容易一些。于是在我们最近的一次文艺评论交流的时候就有群友明确提出写自己的17岁，写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片段。大家颇为认同，于是便有了这个命题：我的17岁。

　　2013年6月16日一早，我们六个人笔友一起去到新津，参观了那里的观音寺。下午，一个正在新津办事的老群友也赶了过来，和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文艺问题。

　　（主持人：田锋）

　　杨豆霜：自己思想

　　1981年我十七岁，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因为有日记，回顾起来不算难。脑海里三件大事，则需要记下来，立此存照。

　　春天，反对分田单干。我回到农村过五一节，耳闻目睹头等大事就是回到小农时代分田单干，我家二个半人的责任地和自留地，那是妈妈和妹妹，外加同二妈平后分奶奶那份。多年来，我们欢蹦田间地头唱《我是公社小社员》，可如今集体被瓦解，总不信个体劳动会比大兵团作战更有力量。集体干活，点着200瓦白炽灯分粮，小儿四面高呼：“沟上沟下的，搞起点担挑箩篼来分谷子啰!”“坡上湾头的，搞快点挎起背篼来分花生啰!”“房前屋后的，赶紧甩起提篼来分芝麻啰!”孩子们爬到粮堆上钻洞藏猫打滚，那些笑声再也无法打捞了。我气得拒绝巡视责任地，要是儿时出远门回到生产队，我首先巡游团山顶下、鹳颈坳内、合意渠边三分自留地，看看天星苋红花花儿长老了没，太阳花结饼了没。每到排水沟，免不了肃立先祖母坟前，默致孝思;蹦入院坝：“奶奶、二爷、妈、妈妈，洪二娃回来啰!”各位亲长，挨一挨二地去亲候到。从原始氏族到人民公社都兴集体劳动，现在退回核心家庭个体刨食，比封建家族的生产单元还小，阉割工农联盟，个体农户卖力气对冲工人岗位，人也被异化，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哪有你好果子尝!

　　夏天，反对《决议》明褒暗贬毛主席。天气热了，火炭一样的少男少女穿得单薄，内江财贸学校一堆男生在过道上奇形怪状拿腔拿调推推搡搡，故意去撞美丽女生高耸的乳房，她们脸蛋红得像一扑扑鸡冠花，急急闪开。一会儿，走廊上挣膘扯怪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响遏行云，惹出抗美援朝归来铁塔一样的学生科科长李邦葵同志，严厉训斥推撞事件暴徒，三令五申不准再唱，中央已经否定文化大革命了。没几天，塞给人手一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刘老师拿着讲课，讲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我撑的就站起来，高声武气和他唱反调，侏儒自己没远见，心胸狭隘，鼠目寸光，却埋怨高个子太高了，把高人的远举污蔑为大错!我本来很乖，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之后我不佩服，喜欢独立思考，不再无条件服从。

　　秋天，电影迷拒绝迷恋电影，不肯接受视觉强暴，一头扎入图书馆贪婪阅读，自己思考。从岁多大人背去看露天电影起，16年间看过有印象的可以说出片名的电影246部，多数是免费。5岁那年，爸爸给买了一张5分钱电影票《沂蒙颂》，我独自闯资阳县人民电影院，却不会对号，急得要哭，一位漂亮阿姨招呼我：“小弟弟，你几排几号啊，来我带你去入座!”落座开映，心想这么乖伤了的女子要是抱着我一起看并讲解该多好啊，哎呀啥也没记住，就记得嫂子乳汁给解放军伤员解了渴，啧啧。我少年买票观看美国故事片《恶梦》，写警察奸污黑姑娘，说是揭露资本主义罪行。连看几部，都是形批实贩，从此扎气不进电影院，除非学校和机关单位包场，再后来，包场教育影视片也能躲就躲，精神食粮要自己找，缺啥补啥，你那些恶梦、巨贪并非稀缺资源，犯不上人人进补。

　　放弃了电影、戏剧欣赏，沉浸在中外文学名著里。小农哺育乳儿，花生米呀核桃仁呀嚼碎了喂，母亲如有口臭、牙病，幼儿就苦不堪言;待他换牙，唾弃嚼来喂，自带粉碎机，亲齿啃来吃，谢绝别有用心的喂饲，要多舒心有多舒心。

　　那年我十七岁，迷恋文学，节衣缩食，日以继夜，非读即写，立志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学家。回顾往事，年华没虚抛，作为一个天良未泯的立言者，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人脑壳没长在狗脑壳上，不是他人的倒影和传声筒，因此很自豪，很欣慰，我就是我。

　　(2013-6-15 成都合江亭)

　　倪剑雄：我们出行的起点

　　我们这次笔会，是去新津看那里观音寺的壁画。

　　新津是个小县。过去那里民风非常淳朴。这对一般人来说，就是你能随处感觉到那种待人的宽厚和温暖。那里是我的老家，小时候放暑假我常常回去。80年暑假，我和一个同学终于拿到了各自家里的自行车，顶着盛夏的烈日，骑车去了一次新津。

　　整个少年时代，我都非常向往能够独自骑自行车出门远行。而这次去，已不再为了到那里去放肆的玩耍和恶作剧，成天就跟一帮娃娃去河边钓鱼、游泳;找一个根柔软的藤条当鞭子，把人家刚拳头大的冬瓜抽下来;用锄头把村外田埂上一株“屁那么大”的青杠树铲掉;或者躲山坡上去躺草地上抽烟;然后跟村里的娃娃吹牛，夸耀我们城里的学生，一天到晚如何调皮捣蛋等等。这次我已十七岁，已不再是为了这些小孩子的玩乐，而是为了另一个目标：坐飞机。

　　小时候，每次赶车路过花园机场，我总爱翘首张望草坪上停放的双翅膀教练机，心里充满了向往。那时候，别说一般人没机会出门旅游，没条件坐飞机，就一般干部，也要上了级别才能买到飞机票。而我那个同学他舅舅，正好是那飞机场的政委。所以我们才有条件去搭坐一下教练机。那时提前好久，他就给他舅舅写了信，他舅舅也非常欢迎我们去。我们兴冲冲骑车到那里时，他舅舅还叫一个大小伙子带着一个小妹妹远远到营房大院外面来接我们。现在已不记得这个小伙子是他们家什么人了。那天晚上，我就住那里。睡前我们还偷偷摸摸到我们的寝室后面去抽烟。同学他舅妈装没看见，不理我们。

　　第二天上午，因为暂时没有合适的机会登机，我们相约去了一趟老君山。

　　这个老君山现在也是新津的一景。凡去新津的人，都能远远能看见南河大桥头的宝资山后那座黑森森的山。一丛高大的柏树非常突兀地立在山顶，遥望似有可观之景。但那次登上山我们才知道，那里其实索漠之极。除了柏树、杂草，就一座早已废弃的道观的残垣断壁。当时好象正在修复，荒草漫生的大门前堆放着好多石板。一个老石匠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錾石碑。我们几个娃娃也按照和今天搞笔会一样的、不知道哪来的规矩，一起勾头去看看那些碑上正在凿出的文字：“昔驾青牛过函关……”。其实关我们屁事!那老石匠大概一个人在那里劳作终日，也烦闷之极。见终于来了几个活人，顿时高兴，也没顾大小之别，直跟我们客气：“喝茶、喝茶……”

　　然后我们下山，吃了碗豆花饭即分手。我去乡下舅舅家住两天，临行约好时间返回机场赶坐飞机，“去天上转一圈”。结果回机场那天上午，我舅舅非要买点“船钉子”给我吃。这“船钉子”是当地的一种野生鱼，也是我吃过的真正的美味。它身体象一根指头大小的钉子，属于深水鱼吧，学名叫什么不知道。

　　就为了买这个“船钉子”，我上午跟我舅舅一起骑车到一个很远的场镇去了一趟，开始了我平生第一次那么长时间的骑车跋涉。

　　那天我们去买鱼的那场镇地处蒲江，骑自行车来去，已经中午。兴致勃勃吃了饭，我又骑车往机场跑。当时倒还没觉得累，只是下午烈日当顶，我已经一脸的汗水。骑车到了花园镇穿越机场时，却把我累得够呛。原来头天晚上下了雨，雨水刚好淹没自行车胶带，不下公路光看那宽阔机场绿油油的草坪，倒也觉得非常宜人;天气又那么好，机场对面柳荫掩映下的营房也似近在咫尺。可下到草坪，车轮立即带起草丛中的一溜水花，并发出哗啦啦的声音。我一下就感觉车登不动了。虽说“浅水才觉没马蹄”，但它形成的阻力却非常大，以至我必须站起来使劲一脚一脚往前登。我当时穿的皮鞋，下来就只能站在淹过脚踝的水里，因此肯定只能坚持穿过机场，决不能下来。结果那一路真的是玩命地登啊，简直把我双腿都登疼了。

　　临近营房大院门口我上了正道，还在心里庆幸，结果又忽略了进门下车，被门口的卫兵拦下来。我说我刚才骑车太累了，疏忽了。那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兵成心想刁难我：“舒服，想舒服呆家里别出来——哪有那么舒服的事!”然后严肃地上下打量我好一阵，想处罚我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处罚，没办法才让我进去了。可到了我同学舅舅家，在洗衣台洗衣服的他舅妈仰脸告诉我，上午他已经搭车回成都了。当时电话尚没普及，确实没法联系，他们走也没法通知我。

　　没坐成飞机，我一点不失望。独自长途骑车的自由感，象夏天的风一样鼓荡我心。为写这篇文章，我借助网络计算了一下我当天骑自行车的里程，大约一百公里多点。要不算穿越机场一段特别的劳累，这些也不算什么。虽然当天烈日当顶，晒得我回家就蜕了一层皮。

　　在返回成都的途中，偶见有人卖水——还不是大碗茶，是用食用色素兑成的红红绿绿的糖水，用玻璃杯陈列在一张方凳子上，杯口盖着一块玻璃片。今天想来也许非常不卫生。但当时我想买，居然不敢买，因为想节省身上的几毛钱。因此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在途中幺店子坐下来喝了口茶。

　　那时，我看到身边那些拉架架车过往的农民，借吃午饭，在店铺门前水沟打湿毛巾洗洗脸，饭后多坐一会儿歇口气。我幸福地享受我的自由，很惬意地抽烟，正满怀自得，浑身来劲。长途跋涉的乐趣，大概就在吃苦。我后来也搞过好几次这样差不多算“极限运动”的事。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人脑子虽然因生理的极度释放而显然很亢奋很清醒，但实际上大概不一定会有什么思考。因此我对身边这些拉车农民的辛勤，自是浑然无觉。

　　然后我继续上路，在酷热的阳光下奋力登着自行车。我看见湛蓝的天空铺洒下耀眼的阳光，把宽阔的、绿油油的农田生机勃勃地呈现在我面前;泛着泥土芬芳的风抚过我火热的面颊;我看见偶尔路过的带人的加重自行车;看见挑着菜筐赤脚行走的农民;看到在竹丛淹没的小村庄里游荡的狗;看到走在路上大嫂手里拿着正在纳的鞋底;直到渐渐看见远方市区的轮廓出现，我终于兴奋地回到车水马龙的嘈杂的城区，再次被我身处其间的实际淹没，我一直沉浸在对自己精力充沛、潮气蓬勃的自我体验中，没有思考。思考被青春的幸福感埋没了。

　　那种感受，本来当时我就想好好写一下。但没想到，这个文章直拖到今天。

　　很多人出行或者旅游，都不写自己当时的感受，往往是将事后思考所得敷衍成章。而有的人，还有掉书袋的习气。磕完瓜子回家了，再找很多资料来凑文章，表明自己是文化人。这个可笑的习气是有点来历的。我在报社当编辑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搞旅游地质学的专家写的关于瀑布前观瀑亭建造的文章，知道这些我们不关心的事也有很多名堂。但我们素常就是不爱关心这些。我们这次去新津观音寺，说是看壁画，其实因为天气的原因，当时不仅没看清楚多少，回来还立即就忘记了它到底画了些什么。而因此留给我的困惑是，我们到底能从那“著名”的、“国家级保护文物”上看到我们需要的什么?我们需要吗?我们需要什么?

　　回想80年那次去新津，其实我并不那么在乎坐飞机“上天去转一圈”，我要享受青春的自由。我得到了。但如果深入一点想来，是不是我们普通人，就只能享有完全个人的自由?我想起现在很多人旅游，去一个风景区，但却几天聚集在宾馆里打麻将，对当地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根本漠视。这个算回复到我们“非文人”的真实了吗?

　　在过去30多年以后，写这个涉及到新左翼文艺笔会和我老家的文章，面对是应该抛弃实际上不属于我们的那些旧文人习气，还是该享有个人放任的自由的问题，我感到非常迷惑。

　　——我想了很久。

　　也许在这里，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思考起点，就是那些我们常常看到的身边的普通人——那些普通农民。

　　由此，我想起我老家的亲戚们，我的亲人们就是那些极普通的农民。

　　想起那年，我外爷跟我外婆在一月内先后饿死在家里。我舅舅当时才十四岁，就独自一人负责料理他们的丧火。那天他上街去排队，希望买点肉。前面还有几个人，肉架上的肉就快没了。他鼓起勇气冲到前面去，一把把那块肉夺过来，然后流着泪对那些排队的人说：“我老汉我妈都死了，我要拿点肉回去给他们打丧火。你们哪个家里也死了妈老汉，这个肉你们就拿去!”

　　我哥哥见过我外爷，他聪明能干、力大无穷。过去那种只得依靠强体力劳动才能支撑的粗糙的农村生活，造就了他们的粗犷性格。他凭着技艺，就能徒手在河水里抓鱼;我舅舅对我讲述过外爷性格的强悍，他心非常细，但骂人也非常凶;我大舅因为抗婚，被骂到了成都，进了当时的军校，后来他去了朝鲜，再没跟我外爷见过面。那次回来，面对外爷外婆的坟墓，70多岁的大舅也哭得象个孩子!

　　而我的外婆，她一生连名字都没有……

　　外爷他们那时候为了到成都卖猪，因为途中有土匪，因此总要邀约几十个人一起出发，用鸡公车把肥猪推到成都。我想象他们半夜刚过就起床，几个男人一起，把生猪从石头累起的猪圈强拉出来，用麻绳把它紧紧地捆在鸡公车上，然后带上沉甸甸的蓑衣，也许还得在腰间的草绳上别一双草鞋，这才各从自己家出发，一路吆喝着慢慢走成一排，在那时的泥巴路上，推车徒步走整整一天。那个鸡公车，我试着推过，但即使是空的，我也推不好。它不仅特别沉重，没操练过足够的时间，平衡也很难掌握。我徒步走过都江堰，在周围朋友的夸赞中，还以为自己是个英雄，而一想到用那沉重的鸡公车推着一头甚至两头肥猪，躬着背脊在泥路上行走40多公里，我们今天的人，根本无法胜任!

　　每当我想起，跟我外爷一样的过去那些普通农民承受的繁重而艰辛的生活，我就感到我们今天自诩的文化，始终显得那么轻浮。想象我的先辈们那种坚韧和顽强，就不得不叫我这个无知的后辈由衷敬佩!

　　（2013-7-13 写于成都）

　　张建华：水

　　当越军第五次炮击后，617高地已被一层厚厚的灰土覆盖，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硫磺味，让人感到呼吸难受。

　　“各排各班，检查伤亡人数，以及弹药损耗。”连长耿大炮大声地命令着。各班、排战士迅速地从地上站起来，半蹲在掩体内，马上清点着枪膛、弹夹中所剩的子弹和手雷。

　　“报告连长，一排伤二人，阵亡一人。”一排长于小军高声地报告。

　　“报告连长，二排伤五人，阵亡二人。”二排长周山报告着。

　　“三排呢?三排长报告情况!”耿大炮一连声地催促着。但阵地上死一般沉寂。耿大炮又是一阵雷鸣般的吼叫：“三排长王成军，你他妈的死了?哑巴了?耳朵让驴毛塞住了!立即报告人数……”

　　连长吼叫过后，又是两三分钟的沉默。在散兵坑附近的八班长孙波慢慢站起身子来，手里抓着一顶军帽，低声报告说：“报告连长，三排长牺牲了……”

　　“什么时候、咋牺牲的?”指导员王连富急切的问着。八班长孙波擦了擦眼睛，低声说，就是在炮击前，二排长为了观察敌情，被敌人的炮弹活生生削去半个脑袋，连哼一声都没有，就一头载倒在战壕里。血和脑浆跟泥土搅合在一块儿，殷红的一片，叫人感到惊恐。

　　连长耿大炮冲上前，抬腿就给了孙波一脚，骂道：“他妈的，你就不会拉他一下!都老兵了还不知道，炮击时紧急蹲下，抱头……”

　　副连长向连长和指导员通报了战后情况，全连这次阵亡八人，伤十二人。弹药消耗较大。目前，每个战士携带量还基本保持在三至五个基本数之内。但要命的是，纱布、药品和水已用完。

　　我们连是在十天前奉命接防老山617高地的。617高地是老山的侧峰，同时也是我军在老山插入敌阵的一个楔子。攻可以沿山谷两侧穿插到敌那塘地区，退可以积极掩护我主锋安全，是一个战略支撑点。

　　全连从十天前进入阵地后，一共参加战斗二十余次，共歼敌二百余名。我连也有三十几名战士伤亡。狡猾的越军每次进攻，都是采用游击和偷袭战术，他们凭着地理熟悉、战术灵活、老兵多等优势，也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伤亡。但好在越军的火炮在我军的炮火面前不占优势，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故而，当每次越军进攻失败后，为了掩护其队伍撤退，反而要用炮火拦阻我军的追击。只是每次越军的炮火掩护暴露后，都立即被我军的炮火所消灭。所以到了84年，越军已不再敢轻易使用火炮。这是我军打击的结果。

　　在这次炮击当中，在我军阵地上落弹约二百余发。好在我工事建得巧妙坚固，且隐蔽性好，故人员伤亡不大。但由于饮水储存被敌炮火破坏，导致从这次炮击之后，到撤离阵地时，我们连基本上无水可饮，成了新中国在西南前哨的第二个上甘岭之役。

　　晚上，连支部召开了干部会议。连长通报了全连情况。为了坚守阵地，连党委决定，全连每个党员、干部、共青团员都积极行动起来，除战斗值班之外，每人每晚负责采集草木露水集中给伤员饮用，连部派通讯员到团部要求后勤支援。

　　一排长和指导员带领三个战士成立了饮水战斗小组，在天黑后到山谷中寻找水源和甘蔗，以解危机。

　　老山地处西南边陲，被炮击后的阵地空旷而湿热，风也是带着丝丝的潮气和热浪。人在狭小的散兵坑中，就如坐在蒸笼里一样，闷热难耐。再加上亚热带丛林中的旱蚂蝗和蚂蚁、蚊虫的叮咬，更让人感到黑夜的难熬。

　　当满天星星升起的时候，已是子夜。指导员和一排长带领三个战士，身上挂着水壶，背上背着砍刀，轻轻的一跃，出了战壕。顺着阵地之间的草丛向下快速的移动，直到他们的身影在我们战友的视线中消失……

　　我在连部指挥所抱着枪，注视着连长耿全民，看着他一边嘴里在叨念着什么，一面焦急的来回踱着步，时不时还骂上那么两句粗话。过了好一阵子，我慢慢在地上蜷成一团睡着了。

　　快到天亮的时候，在阵地的左侧，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猛的一下撑了起来，抓起枪就向阵地跑去。由于跑得急，头重重的撞在了岩石上，撞破了头皮，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刚到二班的散兵坑时，就见一排长背着指导员一路叫嚷着跑过来，“让一让，指导员受重伤了……”我赶紧侧身，一排长背着指导员已经冲进了连部指挥所。后面的两个战士拿着枪，手里、身上挂满水壶，一阵风似的也跟了进去。这时，阵地上的枪声也跟着渐渐的稀疏了下来。

　　水!终于有水了!

　　当各排把水送到阵地上的伤员身边时，也就那么一两壶。这时，除伤员外，其他的党员、干部、战士都没有份。大家只能摸摸自己由于长时间干渴已经开裂的双唇，默默地忍受着，都不会向连长要一滴水。

　　在分水后，连长和连干部们都没有出现在各排、各班，他们一直守护在指导员身边。看着他断折的双脚，连长只能用毛巾一遍一遍的帮着擦一下他脸上不断渗出的汗水和留下的血迹。副连长和一排长用自己的双手紧握着指导员的两支手，深怕他此刻离去。

　　大家听一排长讲，在他们取水回来时，由于地形复杂，为了绕开敌军狙击手的设伏点后，指导员不幸踩到了地雷。那是美制T28步坦雷。当时指导员就被气浪抛起几米高，又重重的摔在地上。在一排长的掩护下，他们边打边撤，终于回到了我军阵地。敌人也因为是在夜间，所以也不敢派人追击。这次行动，另一名战士也负了伤。

　　就在当天上午不到八时，指导员因伤势过重，双脚鼓动脉破裂，失血过多而牺牲了。

　　正当全连为指导员的牺牲伤痛不已的时候，连长忽然把我叫到连部。他从水壶里倒出一小杯水递给我，和蔼的说：“小张，喝杯水吧。”

　　我摇摇头，说：“我不能喝，伤员都没分到多少水。我又是党员，不能违反连支部的决定。”

　　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喝了吧。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今天是你十七岁的生日啊，得给你祝贺吧?”然后又说这是命令。

　　我这才接过这小半杯水。我手捧着这透着丝丝清凉气息的水，眼泪慢慢的涌出眼眶，打湿了我两颊。我知道，这杯水是全连战友对我的深情祝福，也连长这个长兄的关怀。我捧着水杯，双腿一软，一下跪在了指导员留下的军帽前……

　　（2013-7-12 成都）

　　陈茂文：17岁，我刚懂事

　　17岁那年我刚上高二，正好分科。

　　因为高一努力不够，成绩一塌糊涂，数理化尤其差。父亲本擅长数理，力劝我读理科，但是自己考虑到数理成绩太差，升学困难，可能读文科通过背书，反而有翻盘上大学的可能。于是父亲在和我争执几次无法改变我之后还是就遵从了我的选择。不过后来到高三后我自己才发现其实父亲的劝告还是有道理的，原来最差的数学居然成为学的最好的学科，而背书的政史科目成绩平平，这才发现自己其实是适合学习数理推理，不适合去背书硬记，但为时已晚。虽自己没有后悔，但是也认识了一个成长规律，父辈的眼光毕竟还是要远一点，看的准一点，也是我成长醒事之后的第一个较深刻的印记。

　　那时读书最恨就是英语。初中尚可，但到了高二,英语已经彻底没辙，大量需要记忆的单词和句型让我彻底找不到北，现在回想起来和我努力不够相关，也和我不擅长背书有关。后来到了高三心里不服输，一心还是要努力争取考个大学，但是英语在耗尽了我大量的时间后依然成绩惨淡，相反的是用时间不太多的数学反而步步上升。这个巨大的投入产出效应使我对英语非常的愤怒，花了大量的时间却几乎没有收获!尤其是后来英语对自己几乎没有什么用途，更是感到学生时代耗费到英语上的学习时间，完全是巨大的智力浪费!直到今天我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国家要强制学习英语，并成为社会人才选拔的一种必须的科目，难道这样强制学习英语就能强国?现在看来恰好相反，不顾国家实际条件的全民强制学习英语，在一定程度上矮化了自己的文化，导致了崇拜西方文化的社会心理泛滥，也是今天自己的政治传统出现危机的文化根源。

　　整个高二年级，我耍的时间是主要的，学习的时间相对还是比较少些。整个班级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除了从农村出来的同学要刻苦些，我们这些城市里住家的学生相对就要贪耍得多。于是在班级中就经常邀约几个男女同学一起郊游，聚餐，聚会。经常在周末晚上和几个男同学在学校操场边上的杂草地里聊天到凌晨，或者是到同学家几个人在一张床上睡通铺，在铺上就是不停的玩笑折腾，有时候甚至闹腾到天亮，同学和我床铺都被弄垮了好多次，现在看来总觉好笑，那时候精力旺盛，思想单纯，就这么折腾也是乐此不疲。父母也是无可奈何，像后来一个电影《大话西游》中那个唐僧似的不停地念叨抓紧学习，学习要紧，但我们很难去重点关注学习。青年人的友谊就这样在折腾中不断的加深，又在不断的折腾中看到彼此的缺点和优点。我最好的朋友和主要的朋友也是这个时期交往上的，尽管后来大家天各一方，甚至人鬼殊途，回想起来这段时光都是越来越甘醇，弥久宜香!

　　高一阶段的时候，特别希望能碰上有学识的好老师，但是结果很失望，为高考服务的教育制度决定了大多数老师都只能照本宣科，许多老师的能力和方法都呆板缺少生趣，我对学习的兴趣很快就掉到了地板上。有一段时间特别讨厌语文老师，上课就念书，从上课念到下课，最后逆反心理发展到她进教室开始念书我就在教室后面喊“出去”或者就睡觉。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老师很宽容，虽然知道我捣蛋但是没有找我麻烦，现在想来还是颇有些歉意。高二的分科与分班改变了我周围环境，也调整了我的心态，不再关注老师，而是关注与同学的友谊，也不再和老师捣乱了，更重要的是这种友谊调整了我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随着与同学的交往，闹腾的持续，闲话，空话，废话所有的话都基本说完了，二年级也快结束了。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男生又像往常一样在足球场的边上闲聊。月光分外清晰通透，沁凉的晕光淡淡散在身上，四周的虫鸣此起彼伏，我趟在地上看着天上那遥远的月亮，不由自主的说了一句：你们想上大学么?大家都沉默了许久，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要为自己负责了。从关注老师到关注同学最后到关注自己，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是如此绕了一个大弯，我是属于醒事比较迟的。第二年毕业，我们玩的好的七八个同学带着几瓶白酒和卤菜到江边喝的大醉，我被他们几个抬回了家。那年我们这群人里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

　　青年人需要友谊，友谊会催化人的成长，也会带给青年人对自己的反思。今天城市的孩子业余交往时间更少，学校里每天的作业和学习占据了全部时间，学校基本不培养孩子的社会交往和协同做事的方法和能力，更不给孩子这个时间，我感觉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太会玩了，也越难与陌生人交朋友，常常看着孩子作业到半夜，眼睛也越来越近视，心里暗暗叹息：我们的教育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到底是在育人，还是在毁人呢?

　　(2013-7-12成都)

　　韩非：那首令我心动的歌

　　十七岁是一个蓬勃向上生长的年龄，十七岁是人生的花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十七岁的人，脑海里充满了梦想，因为人生的画卷刚刚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他们有时间在心中描画未来的蓝图。

　　我十七岁那年，有一首歌最令我心动，这就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优美的旋律至今还记忆犹新：“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我们怀着无比欣喜地心情经常在校园里蹦蹦跳跳地唱起这首歌。那时的我们由衷地感到自己和祖国一起成长，赶上了好时光。在我们的心中对自己生活的这片故土充满了期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地感到物质供应越来越丰富，过去一些需要限量供应的东西，也开始不受限制的可以随意买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还延续着，还没有出现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人们受过去思想教育还在起作用，所以那时人的思想仍然还很淳朴、向上，大众的幸福指数普遍很高。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原来美好的期盼会变得越来越遥远，我们国家这艘航船会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的主航道，而驶向别的航道。在“接轨”声中，有意无意地撤掉社会主义的“轨道”，换上别的“轨道”，几千万产业工人被迫下岗，失去稳定的劳动的机会。

　　那首歌的第二段是;“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其实我的真实感受是那时的春光比现在更明媚，那时我们在市内经常能看到平原周边起伏的山脉，天空是那样的纯净湛蓝，水也是那么清澈甘甜……

　　而现在要看到那么美丽纯净的蓝天几乎是一种奢望，取而代之的是灰蒙蒙的雾霾，能见度很低，PM2.5这个词渐渐地为大家所熟悉。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全国约80%城市不达标，看看PM2.5的数据，你会是发现每天吸入的不是空气而是可怕的东西!我们的肺越来越像个任劳任怨的吸尘器，它将空气中的粉尘等有害物质吸入，沉淀在肺泡上，然后呼出气体。

　　再耐用的吸尘器也会有极限的时候，更何况人体的肺脏，那些娇嫩的肺泡膜，日复一日地吸入PM2.5，肺泡膜会逐渐地失去弹性和活力，最后丧失其换气的功能。据流行病学资料显示，目前，肺癌是我国癌症第一大疾病，每年因肺癌死亡人数总量第一，每五个死亡人群中就有一个是肺癌患者。

　　普京说：“住房，教育，医疗，应该像空气和阳光一样的送给人民，如果一个政府不能这样，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政府。”而我们连呼吸清新的空气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回望过去，再次听到这首歌时，心里不免有些伤感和失落，但那豪迈的旋律永远留存在我们这代人青春的记忆里。

　　（2013-7-16 成都）

　　李牧檄：来自星空的少年

　　天边有流星划过，抬头看着漫天星辰，我张开双手想飞翔，却发现没有翅膀，欲转身，一挥手，一道光芒划破了星空，回头又看见了那个少年，他微笑着从天空走来，身上的光芒如朝日，染白了漆黑的夜空。

　　少年在我身边坐下，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少年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绿色蔬菜，生活在一个出门不怕车撞，逛街不怕小偷，走路不怕警察，在学校不怕校霸的世界。

　　少年有一颗童心，在山梁，在树梢，在峰顶，处处有他身影，面对着连绵的青山，翠绿的山谷中回荡着他的呼喊，他是大山之子。

　　少年相信人生而平等，只是分工不同，总是为对城管低头哈腰的小贩，对领导低眉顺眼的职工感到迷惑。

　　少年不懂爱情，为痴男怨女惊异，坚定的告诉父亲，此生独此一人。

　　少年是孤独的，投身书海，在遥远的星空中飞翔，在历史的长河中漫步。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宙，渺小的他面对漫无边际的宇宙不知所措。

　　看着少年如清泉般迷惑的眼神，我也迷惑了，为什么如此熟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猛然，迸发。

　　醒了，却发现在梦里，也会想起那个天真善良执着的少年，理想不知何时已展开翅膀飞走，只留下我孤零零的在地上。我东奔西跑，四处寻觅，却再也找不到它的影子。回不去了，那是永远的17岁。

　　（2013-7-16 成都）

　　老蜗牛：青春回忆——我的知青生涯

　　在人生的经历中，有人以当过兵而自豪，有人以当过官老爷而骄傲，也有人以当上了啥“星”之类的为荣耀，还有的人以发了横财而炫耀，这些辉煌的经历当然都算是人生的闪光点，值得他(她)们这般如此。我的人生经历则非常平淡，可圈可点之处甚少，确实没啥值得自豪、骄傲、荣耀的地方，炫耀就更谈不上了。不过回想起来，也有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那就是我走出学校、迈向社会的第一步——上山下乡当知青。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位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名叫《蹉跎岁月》，反映了六、七十年代男女主人公的一段知青生活，后来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其中有一首主题歌当时非常流行，歌中唱道：青春的岁月象小河，岁月的河，汇成歌……，一支歌，一支忧伤的歌，一支蹉跎岁月里难忘的歌……。曲调有点悲伤凄婉，其“伤痕文学”所表达的主题我并不完全赞同，但剧中主人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却引起了曾经一代知青的共鸣。

　　我五岁就上小学，又读的是第一届五年制试点班。记得母亲带我到小学报名时，学校认为年龄太小，怕跟不上教学进度，劝母亲将我送回幼儿园厮混两年再来。母亲答曰：试试看，若真跟不上进度再到幼儿园回炉不迟，结果非但跟上了进度，而且成绩还不错。读完五年小学，十岁就跨进了中学的大门，阴差阳错地“误入”了特定历史时期“老三届”的行列(即66、67、68这三年毕业的初、高中生)。记得进中学时还戴着红领巾，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矮，比我高出一个脑袋以上的同学比比皆是，有的在我心目中已经是“大人”了，不等老师安排座位我就理所当然前排就座。记得一次上课前，我站在一位姓潘的同学面前听他们胡侃，该同学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谓大家曰：你们看，这家伙站着还没有我坐着高呢，同学们哗然大笑，实在有伤自尊，但事实又的确如此，不得不服。

　　初中只读了一期，文革开始，学校就停课了。当时我年龄虽小，又是出了名的调皮，但学习成绩特好，记得期末考试下来，数学老师气得哭，原因是全班一半以上同学考试不及格，只有四名同学得满分，我便是其中之一。英语考试全班只有我一人得满分，所以老师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几十年过去了，相逢时提起往事仍记忆犹新。

　　随着“文革”开始，各校学生都起来组织宣传队、战斗队，校园内外传单、大字报满天飞，大街上经常有游行的学生队伍。后来，学生组织又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派别，由于观点不同，经常进行辩论，通常是在大街上放一张乒乓球桌，两派学生代表上台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表达各自的观点，台下则跟着起哄，你争我吵，非常热闹。当时我年龄太小，不懂事，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些啥玩意儿，就连跟着起哄的资格都不够，所以稀里糊涂地一味玩耍，爬墙上房，撒尿和泥，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无所不及。折腾几年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掀起，便响应号召，下乡插队落户，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

　　记得是1969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各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那时的“知识青年”，就是特指“老三届”学生而言的。

　　当时，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非常高，很多事情只要中央发一个文件就能达到积极响应和贯彻执行，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最强的时期。很多“老三届”学生都主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每一批知青下乡，县里都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敲锣打鼓，夹道欢送，还要给下乡的知青们戴上大红花，场面非常热烈。

　　我的很多同学都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了，一般都是几个或十几个知青在同一生产队落户。白天出工，晚上大家在一起做饭休息，娱乐取闹，非常自由。我也不时到他们那儿去玩上两天，见他们离开父母后自由自在的模样，心中甚是羡慕，巴不得自己也早点下去自立门户，与现在的年青人总想脱离父母管束是同样的心理。

　　1970年初，我还差半年才满16周岁，在家实在无聊，便主动向父母提出，要求提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理由是“老三届”知青反正都要下，到了年龄也躲不过去。父亲觉得也是这个道理，表示同意，还说男子汉就应该下去吃点苦，经历一点人生磨难对今后有好处，并说了一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类的经典。母亲无奈，只得煞费苦心在一个叫“双河口”的地方给我联系了一个生产队。该生产队属于下渡公社管辖(注：公社即现在乡的建制)，与县城相隔一条岷江河，且距离县城不远，仅几公里路程，过河后大约步行一小时左右就到了。

　　记得下乡那天，天气真好，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象一只即将脱离束缚的小鸟一样兴奋不已，感觉自己似乎就要融进蓝天，获得翱翔的自由，一路上不切实际地憧憬着未来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肤浅，少不更事。

　　母亲亲自送我到生产队报到，一起下去的还有另外两个知青，都姓王，个子高的我们喊大王，个子矮的就叫他二王，他们两个都是高小毕业生，本不属于必须下乡的范围，是他们自己主动要求下去的。到生产队后，母亲将我们交给生产队长，并向队长再三嘱咐，说我年龄小，不懂事，会给大家增添麻烦，望队长大人多多关照云云。母亲离去时，我隐约看见她眼中闪烁着泪水，但当时根本体会不到身为人母那份复杂的心情。

　　我下乡的地方全称叫下渡公社双河大队第一生产队，因有两条小河沟在此相汇，故得其名，又简称双河一队。该队是由原来的四个生产队合并而成的，这四个生产队因地理位置相邻，但土地资源相差悬殊，有的水田多土地少，有的正好相反——水田少土地多，特别是第四队，水田很少，土地多为山坡地，若是独立核算，恐怕一年到头只能以杂粮为食，很少吃上大米了，所以公社在搞试点时，将这四个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以平衡其生产水平，宿小地域差别，共同过上好日子。以现在的眼光看，显然不符合总设计师“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观点。这四个队合并后，分别叫一组、二组、三组和四组，我们一行三人落户的地方是三组，因此，该生产队也称为双河大一队。队长姓吴，约40岁，瘦高个子，背有点佝偻。另外接待我们的还有生产队会计、保管等“队级领导”，以及一部份前来看热闹的贫下中农。

　　国家对下乡知青是有政策扶持的。刚下乡第一年，由于还没有参加分配，国家每月要补助粮票和现金，记得是每人每月十二元钱，三十斤粮票，期限是半年，由国家拨给生产队，再由生产队按月发给我们，并且还要给我们添置部份基本生活用品，如被子、棉絮等，另外还要负责给每个知青配置劳动工具和修建住房，当然，钱也是由国家拨给生产队的。

　　刚下乡，队里还来不及为我们修建住房，我们也没有锅碗瓢盆做饭吃，于是生产队就将库房腾出来让我们三人暂时居住。每天收工后就在一户贫下中农家自己烧饭吃，吃完饭再回库房睡觉。当时，大一队其它组已经有了十来名知青，有的已经下乡两三年了。整个双河大队的知青共有二十多人。

　　生产队的库房约有七、八十平方米，只在收获季节晾晒粮食时作临时储存用，一旦交过公粮和分配给社员后，库房就空了，平时也就是放一些劳动工具。我们在库房一角放了三张床，一张桌子，作为我们的临时宿舍，床和桌子当然也是生产队提供的。

　　库房墙壁是用泥土夯起来的，约有一尺厚，冬暖夏凉，但由于修建已久，墙壁上已经裂开了不少缝口，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开有约半个平方米的“牛肋窗”，光线很暗，只有太阳偏西的时候才能透进一束阳光来。屋顶上盖的是厚厚的稻草，下雨天可隐约感觉到一股稻草发霉的气味。库房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地坝，约三百平方米，主要用来晾晒谷物和小麦等，平时也成了我们进行户外活动的场所。农闲时，我们曾在地坝边立上一根柱子，柱子上挂一只没有底的箩筐，将地坝当作篮球场，又用节省下来的伙食钱买了一颗篮球，精力过剩的时候就在地坝中蹦哒几下，但篮球很容易飞出地坝，滚到很远很远的河沟里去，老半天才能捡回来，非常不爽。农忙一来，就再也没有精力瞎胡闹了。

　　生产队也给我们分了两块自留地，面积不大，约两分左右，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开始我还有种自留地的兴趣，种过四季豆、玉米、番茄、地瓜等，但都不成气候。番茄还没红就摘来生吃了，地瓜不到拳头大就刨出来吃了，玉米还没成熟也掰下来煮了。后来整天忙出工，累了下来，自留地也不想种了。

　　记得出工的第一天，队长安排我们与妇女和“半劳”们一起挑土，也就是将山上风化后的泥土挑到相对贫瘠的地头去，以增加土壤厚度。这活儿不很累，因为没有规定每人必须要挑多少，全凭自己自愿。那时的人自觉性都很强，通常不会偷奸躲懒，再说挑少了自己也不好意思，今后评工分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很尽力，但第二天起床时肩膀痛得不得了。尽管如此，有些长嘴婆还说我们是到农村来讨奶吃的，我们听了很不服气。

　　冬天一般都是农闲季节，农村每年都要利用这段时间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田改土、维修水库沟渠等，有时也要开山放炮，从山坡上平整一块土地出来，以增加土地面积，多产一点粮食。

　　我最喜欢开山放炮的活儿，觉得特新鲜、特刺激。放炮前，先用钢钎和大锤在岩层上打上约一米深的炮眼，然后装上炸药、雷管和导火线，一般要装上十多个炮眼时才开始点火放炮。打炮眼的活儿不轻松，一人握钢钎，另一人甩大锤，然后互相轮换。开始我不敢甩大锤，只能握钢钎，但也不能老让别人吃亏，还是得上。甩大锤是力气活，既要准又要狠，而且要挥动双臂从后面往前甩，名曰“翻山锤”，这样砸下去才有力量，但若是下锤不准，没打在钢钎上，则很容易砸在自己的腿上，非常危险。好在学起来也快，但就是体力消耗太大，甩不了多长时间，就浑身酸痛不已，第二天胳臂抬起来都困难。

　　打完炮眼，接下来就是装炮。当时用的是白色的硝氨炸药，是公社按各生产队开山改土面积计划安排的。先将导火线裁剪成一定长度，然后将其轻轻插入雷管中，放在炮眼的最底部，上面再装上炸药，最后用泥土将炮眼封死，只有导火线的一截露在外面。装炮的人身上不能带火柴和香烟，特别是装雷管和线火线的时候更要轻手轻脚，防止发生意外。

　　令我兴奋的还是最后一个节目——点炮。一般每个人要负责点三至五个炮眼，这是一份非常危险的活，但对我很有新鲜刺激感，所以每次我都要争取点炮。点炮前要详细分工，那些人负责点那几个炮眼，不能乱套，否则很容易酿成事故。我们预先将一支香烟点燃候命，听到哨声一响，便迅速用烟头将导火线一根根点燃。有一次，我已经点燃了三根导火线，第四根却老是点不着，心里一慌，手也在不断地打抖，听见已经点燃的导火线在旁边吱吱地燃烧，心中发怵，害怕一旦爆炸跑不赢，岂不小命休矣，心头更是紧张的不得了，那知心越慌，手就越抖得厉害，旁边的人也在不断地催促。好容易将最后一根导火线点燃，赶快抱头鼠窜。幸亏导火线长度都是经过计算的，时间都很充足。跑到事先选定好的躲藏位置后，心情更是紧张，当听到一声声炮响，看见石头和泥土被炸得飞起数丈高，那兴奋劲儿简直就不用提了。爆炸时，还要默数炸了几响，如果爆炸声小于装炮的数量，就说明有没爆炸的“哑炮”，必须将其排除，以免造成安全隐患。排“哑炮”是个十分危险的活儿，一般都派有经验的基干民兵上，不让我们知青去，害怕万一出了事不好向上面交待。

　　农村出工很自由，除农忙季节外，平时想出就出，不想出就不出，没有谁会强迫你。记分员按每个人出工的“歇”数记工分，以五“歇”为一个工。通常是早晨天刚亮就出工，大约九点钟左右才收工吃早饭，这段时间算一“歇”;吃过早饭，十点钟左右又出工，中间休息一次，到下午二、三点钟才收工吃午饭，这段时间算两“歇”;吃过午饭后再出工，中间同样要休息一次，直到天黑才收工回家吃晚饭，这段时间也算两“歇”。出满全天就是五“歇”，刚好一个工。

　　虽然同是一个工，但每个人的工分值却不一定相同，要根据各人的劳动技能和劳动表现进行民主评议，也就是所谓的评工分，一般每半年评议一次。评工分时，场面非常热闹，由生产队长主持，因为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要到场。评议时，会计按名册顺序点名，点到一个大家便评议一个，最高分是8分(有的生产队最高分为10分)，谁应该评多少分，大家都可以根据他的劳动技能和劳动表现发表意见，但被评议的人不能发言。有时遇到对某人的意见相左时，发言相当激烈，不会顾及谁的面子，都是直言相向，有啥说啥。生产队长、会计、保管、记分员也一样参加评定，一样遵守规矩，不能搞特殊。当然，劳动技能高的或平时干活买力的工分值自然就评得高，反之则低。我认为这样的分配方式非常合理，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和民主作风，不知后来为何有人会说这是吃“大锅饭”，要改革。尽管改了几十年，我还没发现那家企业的分配方式比这更合理，都是他妈的官老爷多吃多占，下面活儿干得再多银子也只及官老爷九牛一毛，让人想不通。当时我还未满16周岁，个子也很小，加上什么农活都不懂，力气活儿更不可与贫下中农相提并论，所以只评了5.5分，也就是干满五“歇”就算5.5分。

　　农村的工分是按劳动技能和劳动表现来民主评议，但实物分配则是平均主义，不管你是干部还是群众，也不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按人头分。年终结算时，根据生产队的收入分摊在工分总额上，然后按各人的工分额计算，该进钱的就进钱，该找补的就找补。当然，出工多的一般都进钱，出工少的自然容易倒补，非常公平合理，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我的工分值虽低，但由于很少回家，出工时间多，下半年评工分时又长了一分，所以一年辛苦下来，居然也进了十几元钱，这是我独立生活后挣得的第一笔收入，自然印象深刻，万分珍惜。

　　年初，山里气候还非常寒冷，晚上风很大，睡觉时，不时有凉风从墙缝中透进来，冷得令人打颤。当时农村没有电，更没有电热毯之类的玩意儿，我们只能将被子裹得紧紧的以抵御风寒，除此之外，别无它法。晚上照明靠的是贫下中农赠送的一盏小油灯，火苗随着阵阵寒风一闪一闪，一会儿亮，一会儿暗，象鬼火般飘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一旦上了床，我们谁也不愿意起来灭灯。那时煤油是按计划供应的，每人每月半斤，必须节约使用，否则用完就没有了，所以谁起来灭灯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当然，最合理的办法应该是轮流作业，但我们谁都不愿意打头阵，总想躲别人的懒，于是大王出了一个馊主意，晚上睡觉时，大家躺在床上轮流讲一个故事，要求故事情节一定要违反常规、荒诞离奇，胡编乱造，不合逻辑，故事内容不限，可以自己瞎编，反正是东拉西扯，越荒诞越好，最后大家来评议，谁讲的故事情节最不荒诞，就该他起来吹灯，我当然十分赞成这个提议。大王在这方面是高手，不然他也不会出这个馊主意，但没想到我这方面的水平与他是伯仲之分。我自小就喜欢看小说，小学三年级便将父亲的《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等带到课堂上偷看，虽然有很多字还不认得，但故事情节基本上能看懂，结果多次被老师发现并没收充公，回家还挨了父亲几顿臭揍。我时常将看过的故事讲给班上的同学和街坊的同龄们听，经常是大家席地而坐，听我开讲，常常是我讲得眉飞色舞，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讲起来没完没了，临别时还意犹未尽，并约定下次再来。长此以往，自然练出了三寸不烂之舌。二王就惨了，不但学历最低，且口语表达能力也最差，每晚都是我俩的手下败将，吹灯之事只好由他全部“承包”了。每当看到他哆哆嗦嗦起床吹灯，冷得浑身打颤的模样，我俩就假惺惺地鼓励几句，要他努力上进，明天想出一个最荒诞的故事来，争取“解放”自己。但口才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练出来的，N次吃亏后，二王也动起了脑筋，白天休息的时候找来一根竹竿，将中间的节巴打通，做成一根“吹灯筒”，晚上听完我俩的故事后，也不必煞费苦心地拍脑袋磨脑汁，顺手将床边的“吹灯筒”拿起来，对准油灯使劲一吹，便大功告成，这办法非常实用，免除了他受冷受冻之苦，体现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但下来却闹了一个大笑话。

　　起床吹灯怕冷，可以耍赖躲懒，但晚上起床“方便”谁能代劳?生产队的保管室不是城里的高级宾馆，当然是没有卫生间的，晚上要方便不可能随便洒在屋内，那岂不臭了自己，所以必须溜出大门绕到屋子后面去，这比起床吹灯不知又要“艰苦”多少倍。还是我的脑子好使，一贯善于搞“发明创造”，我发现保管室后墙的裂缝可加以利用，但裂缝很窄，“射击水平”不可能达到滴水不漏，于是我打起了那根“吹灯筒”的主意，心想此时正好发挥它物尽其用的价值，只须将“吹灯筒”伸出墙缝，再将“枪口”伸入筒内，一阵猛射便功德圆满，然后再将“吹灯筒”轻轻放回二王的床边。第二天，我又将此“发明创造”无私奉献给大王，大王高兴得不得了，言之讲义气、够朋友，能够有福共享，随即表示“虚心接受”我无私转让的“专利成果”，当晚便如法炮制，自然受益菲浅。话说二王开始几天还没啥感觉，晚上仍用这“吹灯筒”表演他的上乘气功，几天过后，才觉得有些不大对劲，说这竹筒上咋有股尿骚臭?我与大王便忍俊不禁，掩鼻而嘻，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转而捧腹大笑，他才知是我俩的恶作剧，骂了一阵娘，只好重新做了一根“吹灯筒”专用了之。

　　大王下乡前就参加了盐厂的招工体检，不到一个月通知下来了，于是大一队三组就只剩下我和二王。不久，又来了一个高中68级的知青，姓刘，年龄比我俩都大，大家都称他大刘，这样我们便又继续上演“知青三人行”。

　　三月份，天气渐渐转暖，二王提出一个建议，说我俩合伙买几只鸡来养，以后好吃鸡蛋和鸡肉。我对养鸡养鸭之类的事没有兴趣，再说干活干累了谁还有心思照顾这些小家伙，便说钱我可以出，但我不养，你负责养好了，到时吃鸡肉你多吃点就行。于是我们从贫下中农那里买了几十只小鸡，那知后来却惹出了大祸。

　　当小鸡长到半斤左右的时候，就要进入农忙季节了，农活也越来越多，二王也感觉没精力再侍候这些小精灵了，便向我提出将小鸡分了，各人养各人的，我只好同意，将自己分得的十几只小鸡交给关系较好的贫下中农，请他们代养。二王则将他的小鸡带回了城里，因为他家住的地方有一个空地坝，可圈一部份起来放养。殊不知当年城里闹鸡瘟，二王的十几只小鸡全部染上了鸡瘟，他连忙又将这十几只小鸡带回乡下。所谓鸡瘟，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禽流感”，传染性极强，一旦染上几乎无药可救。结果不但二王自己的鸡全部死光，而且将全生产队所有的鸡都感染上了鸡瘟，造成全军覆灭，我托贫下中农饲养的十几只小鸡也未能幸免。贫下中农一年到头就靠鸡、鸭蛋换点钱补贴油盐，这一下可好，落得鸡死蛋亡，几个贫下中农老妪撵上门来将二王骂了个狗血淋头，且连续骂了好几天。二王自知理亏，只好做了缩头乌龟，忍气吞声，不敢回应。那段时间，贫下中农家里天天吃辣椒炒死鸡肉，我们也吃了，但居然没有传染，真是万幸。

　　四、五月份是农村最忙的“双抢”季节。所谓“双抢”，即指抢种和抢收。抢种主要是种红薯、玉米和栽插水稻(俗称栽秧子);抢收则是收小春作物，如豌豆、胡豆和小麦等。“双抢”中数栽秧子最为辛苦，一般情况下妇女们不下田，负责抢收小麦、豌豆、胡豆等，男人们则必须下田栽秧，因为要抢季节，所以总是要忙到两头黑，即早上出工时天还没亮，晚上收工时已经天黑多时了。记得早晨我们还在梦中，队长就在屋外扯起大嗓门喊出工了，那时我们既没有闹钟，也没有手表，只有永远也睡不醒的瞌睡，虽然听见叫喊，却不想起来，总想赖在床上多迷糊一会儿，直到队长和老乡们三番五次地叫喊，才极不情愿地爬起来，脸不洗、被子不迭，光脚下地，一边走一边揉着睡意惺松的眼睛，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田边，抬头一看，月亮还挂得老高呢，鬼知道现在是几时几刻了。

　　在农村，栽秧是一门技术活，插秧插的好的叫“秧师”，插得特别好的叫“大秧师”。“秧师”们能在田间插出很多花样来，随秧田的规格、大小、边矩、形状不等，插法有“横平竖直”，有“随弯转弯”，连续翻过几块相邻的田都保持一条直线的栽法叫做“鸭儿翻坎”;在一块大田的正中央先插出一行直线叫“打样”，其它人再比照着这条直线依次插下去。栽秧也要分几种类型，有“铲秧”、“抓肥秧”、“白水秧”之分。“铲秧”是在播种前，先在育秧田底部垫一层农家肥，再将上面的泥土平整后撒下稻种，待秧苗长到约十厘米左右时，用铁铲连带底部的肥料一起铲起来，栽秧时连底肥一起分成五、六株秧苗一小块，再按间距移植到水田里，由于是带底肥移植，后期长势一般都比较好。“抓肥秧”则是将秧苗从育秧田移出来，洗净根部后一捆一捆地送到要移植的水田里，每个插秧人身边放一个木盆，盆里面装着伴好的农家肥，一般是猪粪和牛粪，插秧时将秧苗分成三、五苗一束，再抓一把盆里的肥将秧苗根部包裹起来，然后栽插到水田里，这样的秧苗有肥料作基础，也能保持较好的长势。由于肥料有限，插得最多的还是“白水秧”，也就是直接把秧苗移植到水田中，靠后期施肥促长。

　　因为要抢在季节前完成插秧任务，所以工期抓得非常紧，经常很晚才能回家吃晚饭，吃完晚饭往床上一倒，听见屋外水田里的青蛙还在呱呱乱叫，迷迷糊糊似乎还没有入眠，外面又在叫喊出工了，只得从床上爬起来，就象梦游一样的往外走，直到下田被水一惊，才立即清醒过来。这时，来得早的已经将秧苗摆放在了田间了，动作快的已经插了很长一列了，赶快使劲追赶。苦、累和劳动时间长不说，最要命的是腰因长时间保持弯曲状态而苦不堪言，弯一会儿就酸痛得不行，赶快直起来缓口气，时间长了就更不容易直起来，必须慢慢地伸展，如果用力过猛，会痛得钻心透骨。最大的盼望就是队长发话喊歇气了，这时我马上就会从秧田中爬起来，不管田坎边上是干是湿，一下子就睡在上面，那感觉，比躺在现在的高档“席梦思”上还要舒服若干倍。

　　插秧虽用不了多大力气，但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要讲究手法。除了力气活之外我学啥都来得快，栽秧当然也不在话下，主要是讲究横平竖直，保持好间距，并不要求会背多少几何定理，所以没几天我就上了手，与“秧师”们一样插得又快又好，既平又直，速度上也不落后，有时还与个别“秧师”一比高低，但一天下来也确实够呛，不仅腰部难受，而且全身酸痛，几次想找借口回家休息两天，但一想到那些“长嘴婆”说我们是来讨奶吃的，自尊心立马涌上心头，一咬牙还是坚持下来了。

　　插秧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没有时间做饭，便在贫下中农家中搭伙。农忙季节，国家会给农村安排供应少量猪肉，记得是每人四两腊肉。当时城里人吃肉都是按计划供应，大概是每人每月一斤。农村家庭一般都要养猪，既可解决农业用肥，也可解决肉食需求，所以除“双抢”季节外，平时是不供应猪肉的。

　　一天，队长安排我到公社开上手续，然后去县食品公司将供应的腊肉挑回来，去的时候队长还特意交待“选肥一点的”。肉挑回来后，当天晚上就分给了大家。记得第二天，想到中午有腊肉吃，活儿干得特别带劲，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插完好几块田了，队长那儿还没动静，一想起腊肉的味道就口水直流，我便厚着脸皮冲队长喊道：“哎，队长，啥时候了，还不吃饭呀”。接连催了几次，好不容易才听到队长发话了，这时，我脚上就象安装了弹簧一样，立马从水田中“蹦”起来，来不及洗掉脚上的泥就往回跑。那天的腊肉真香!吃得嘴角流油，四两腊肉居然一顿就吃了个精光，那馋劲儿回味起来简直比现在的海味大餐享受多了。

　　说实话，现在的猪肉确实也没有那时的味道好。那个时候养猪都是用青草和粗粮，非常“绿色”，根本没有人工饲料和“瘦肉精”之类的玩意儿。岂止猪肉，随便啥食品都是安全无毒害的。自从“摸论”、“猫论”、“先富论”大行其道后，不仅猪肉没以前好吃了，而且吃啥东西都不放心，毒奶粉、毒大米、毒鸭蛋等事件层出不穷，还有注水猪肉、残留农药超标的蔬菜等，受害者众，不过也让大家来了个化学知识大扫盲，知道了啥叫甲醛、啥叫苏丹红、啥叫吊白块……。这不，就在我胡乱涂鸦的时候，又发生了毒奶粉导致婴儿肾结石事件，又知道了“三聚氰胺”这种化工原料居然可以加在牛奶中冒充蛋白质。日子过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似乎不把人人都培养成为鉴别假、冒、伪、劣的高手誓不罢休。物质虽丰富，但心头活得累，没有安全感。

　　当时物质虽然匮乏，但物价很低，记得大米每斤0.138元，大白菜每斤两分钱，西红柿每斤四、五分钱，猪肉每斤0.66元(凭肉票购买)，鱼国家没有统筹，可到河边或集市上买到，每斤的价格比猪肉略高。虽然肉食供应很少，但农村河沟里的鱼鳖虾蟹之类还是不少的，我们几个知青就经常到小河沟里摸鱼捉虾，有时还能捉到几只小螃蟹，当然不是为了改善生活，主要是好玩。另外水田间的泥鳅和黄鳝也不少。所谓黄鳝，也就是大家叫的鳝鱼，这些东西当时根本不管钱，泥鳅基本上就没人吃，嫌有泥臭。鳝鱼也不贵，大概两、三角钱一斤。一次插秧时，一位老农还在田里捉到一只大乌龟，当时就问我要不要，拿回家给父母熬汤喝。那时当然没有现在的“饮食文化”发达，本地也不大吃乌龟之类的鳖甲动物，况且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烹饪，于是我回答不要，结果该老农上街赶集时买了三元钱。

　　插秧前，有时晚上很无聊，我们也会与贫下中农一块儿到田间捉鳝鱼。贫下中农告诉我们，一到晚上，鳝鱼都会从泥土中钻出来休息，只要拿火把一照，就会看到很多鳝鱼在水中一动不动地躺着，然后用一个竹子做成的夹子，一条一条地夹起来，装进“笆篓”(一种用竹子编织的容器)中就行了。我们拿着火把到田间一看，果然如此，一个晚上往往能捉上好几斤呢。鳝鱼捉回来以后，大家一起动手，剖的剖腹，剁的剁酸菜，烧的烧火，非常热闹，当天晚上便将其消化进肚子里了。

　　插完秧后，整个生产队稻田一片碧绿，站在山顶，看着青山绿水交相辉映，一眼望去，绿装素裹，漫山碧透，那舒心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刚插完秧，接着又与妇女半劳们一起收小麦。收小麦比起插秧来要轻松多了，插秧时间长，腰也弯得难受，加上成天站在水田里，脚趾头泡得翻白脱皮，脚趾间还长了“水锈”，又痒又痛，那滋味确实不好受。收小麦用不着下水，且又是男女老少一起上，场面更是热闹。有的老农干活时喜欢说“荤段子”取乐，其它人也纷纷插科打诨，“荤话”连连，妇女们也敢于厚起脸皮，当仁不让，你来我往，不分伯仲。只有年青的未婚女子不敢接话，只能偷偷掩嘴，或一言不发地埋头干活。我们几个知青虽然文化相对较高，但面对这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荤话”，根本无法参与。我当时屁事不懂，只认为他们是在说“坏话”，当然也就体会不到这份乐趣。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有点味道。试想，在那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山野中，伴着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众多男女老少围着一块麦地收获劳动果实，笑语欢声与丰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不断地在山间回荡，笑声不仅冲淡了劳动的疲乏，也表达了一分收获的心情，确实是一幅鲜活生动、令人难忘的画卷，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可惜，在私有化的改革下，这种集体丰收的热闹场景再也看不到了。

　　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随着气温一天天升高，秧苗也在节节成长。清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秧苗中央就会看到凝结的露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反射出彩色的光芒，说明其长势良好。看到这，老农们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但当时我们没有如此深刻的体会。

　　贫下中农还有一句俗话：“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当时国家的化肥产量很有限，公社每年只能给生产队安排少量化肥，其余肥料来源全靠各家各户积蓄的农家肥，以猪粪和牛粪为主，属于地地道道的有机肥，所以那时的粮食和蔬菜都是真正的绿色环保食品，口感非常纯正。那时有一种说法：“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化肥厂”。农村家家都养猪，有机肥并不缺。牛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分给劳动力较弱的农户喂养，但队里会给养牛户折算工分。猪粪和牛粪都要定时收集，然后专门派人到各家各户过磅，根据重量折算成工分，记在投肥农户的帐上。

　　一次，队长安排我到各家各户给肥料过磅，这活儿很轻松，就是扛一根“大杆秤”挨家挨户窜，窜到哪一家，哪家就要负责将猪粪和牛粪收拾在一起，一筐筐地过秤，然后再将其运到生产队指定的田间地头，我则将每家过秤的数量登记在案，交给会计核算，年终决算时一并兑现。

　　农村的“大杆秤”确实大，一米多长，直径约小孩的胳膊粗，秤砣也硕大无比，约十多斤重，生产队分粮食、上公粮等都用它作计量工具。

　　到各家各户窜门我倒是喜欢，就是有一点心里不踏实——怕狗。农村的住房很分散，这个山头上一家，那个山湾里一家，家家都有养狗的习惯。养狗并不是专门为了看家守院，贫下中农说，如果没有狗，晚上会很寂寞，所以听鸡鸣狗叫是农村的一大特色。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长大的知青平时很少见到狗，对狗有一种天生的畏惧感，特别是有些狗非常欺生，一见生人从门口经过就狂吠不已，甚至冲上前来又叫又咬。后来才知道，它们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想咬你，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主人讨好——看，我多卖力，以表示“护家有功”，好领点奖赏。这一点，倒是与某些人的品性相似，平时在官老爷面前也是这般动作，得加以提防。时间长了，贫下中农也教会我们一些对付狗的办法，那就是做一个下蹲动作，那狗以为你要捡石头来对付它，立马产生条件反射，落荒而逃。如果还不管用，你就真捡起一块石头给它扔过去，那牲畜当然也知道狗头没有石头硬，自然有所收敛。这法子十分灵验，屡试不爽，时间一长，我也不怕狗了。但这一招只能对付平时光叫不咬，好做面子的狗。俗话说“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不叫的狗才是最难对付的。这一点，也与某些人的品性相似，别看平时与你磕磕绊绊、格格不入的人，他不一定会背后下你黑手;若遇到平时对你笑逐颜开，巴结不断，且非常下小，没事也要与你套套近乎、拉拉关系，表面上对你百依百顺、恭敬有加的人，很可能在关键时候会从背后捅你刀子(官场上这类家伙就不少)，所以对付这种类型的狗要特别小心。

　　我就有过这样的遭遇。话说那天我扛着“大杆秤”走在田垠上，快临近一家农户了，所以小心翼翼，左顾右看，见确实没啥动静，就放心大胆地往前走。正走着，不知几时挂在背后称杆上的秤砣突然滑了，十多斤重的秤砣顺着我的后背和脚弯滑下去，我一惊，正害怕砸在脚后跟上，却听得后面一声闷叫，转身一看，巧了，滑下去的秤砣正好砸在一只狗头上，打的那狗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地转身就跑。过后那老农才给我讲，他家这条狗就是一条“只咬不叫”的哑巴狗，平时是不叫的，当要咬人的时候才象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鬼子一样，“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直到咬了人才会发出几声闷响。老农说，你以后走我这儿来一定要先喊我，让我把它拴好了你才进来。乖乖，好险!若不是秤砣在关键时刻莫名其妙地滑下去，我腿上一块肘子肉恐怕就会变成狗嘴大餐了，真是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不过，这只狗最后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噩运。一天，我们在这位老农家附近干活，大家又提起这条狗，都说该将它除了，免得日后伤了人不好办。该老农觉得也是，但又舍不得自己下手，于是对我们说：“你们三个知青若能将我的狗打死，我就请你们吃狗肉”。我们正愁没新鲜刺激的事儿玩，当即应允。歇气的时候，我们三人手提扁担跨进老农的院坝，那狗一瞧，嘿!这不又是该“挣表现”的时候了，于是眼露凶光，呲牙咧嘴,上前来又扑又咬。岂知狗东西这次失算了，我们一起抡着扁担打过去，那狗一看不妙，来真的了，立即进屋，钻到桌子下面拼命嚎叫，我们马上将大门关上，免得它一旦跑出去就不好办了，真正是“关起门来打狗”。农村的堂屋(相似于城里的客厅)室内空间不大，我们也害怕万一躲避不及被那厮咬住，于是三人一起爬上桌子，用扁担不断往下面一阵狠打，那哑吧狗见主人不在，不能“狗仗人势”，想往外逃，大门又被关上了，无路可遁，只好围着屋子打转，背上接连挨了好几扁担，终于发现墙角有一个小洞，一头钻了进去，岂知洞口太小，头进去了，身子却无论如何也过不去，成了典型的顾头不顾尾，我们赶快跳下桌子上前一阵猛揍，最终结果了它的狗命。看来凡是咬人的狗都不会有好下场，这大概是历史规律。当天的午饭由大刘亲自主厨，我们与贫下中农一起饱餐了一顿粉蒸狗肉，外加一大锅狗肉壮阳汤。

　　当秧苗长到约三十厘米，也就是在六月份左右，就要进行追肥和薅秧，我到现在也闹不清楚为啥要薅秧，但这活儿十分有趣，不是用手，而是用脚，十多个人站成一排，每人负责五行秧苗，也就是四个空隙，然后一只脚站立，另一只脚在秧苗空间蹬，猜想可能是把田间的杂草给“蹬”掉。由于劳动强度不是很大，所以男女老少皆可参加。薅秧的时候，贫下中农喜欢唱薅秧歌，边薅边唱，节奏与脚的运动合拍，歌中所带的乡土气息特别浓，原汁原味。有时是一人领唱，众人随和，曲调优扬婉转，歌声在田间起伏回荡，这块田刚落，那块田又起，特别有味道。遗憾的是我没有王洛宾先生的才华，否则收集起来加以艺术整理，说不定也会成为脍炙人口的乡土佳音。

　　我们知青不会唱贫下中农的薅秧歌，但会唱“革命样板戏”，于是扯起嗓子照唱不误。说来也怪，一唱起来便精神抖擞，越唱越起劲，越唱越带劲，完全没有了劳累的感觉。加上“革命样板戏”唱腔本就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意气风发、催人振奋，不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都是些软绵绵的腔调，爱的死去活来，也让人听得恶心呕吐。

　　夏天，在阳光的哺育下，秧苗开始抽穗扬花，随着时间一天天推进，结出了沉甸甸谷穗。当时国家大力推广良种水稻，我记得生产队种的是公社安排的矮种稻，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这种稻子长得不高，但稻秆非常强健，不容易被大风刮倒，而且结籽多、产量也高，抗病能力也很强，属于当时的优良品种。这时的农活主要就是追肥和管水。追肥要选择好时间，不能在暴雨前进行，否则容易将田里的肥水冲走，造成浪费。遇到下暴雨的时候，也要专门派管水员将田里多余的水放掉一部份，以防止涝秧。我也曾与管水员一起冒着大雨到田间巡视。

　　农村最艰苦最劳累的活儿就是收水稻，又叫“打谷子”。一般在八月份立秋后进行，不但天气炎热，而且也要抢时间，否则谷子成熟过度就会掉进田里生秧或烂掉，所以必须象栽秧时一样，加班加点地抢季节，但劳动强度比栽秧时大多了。

　　所谓打谷子，就是在田间放一只大木桶，农村称为“拌桶”，直径约两米左右，木桶内有一个斜放的方格型木架，打谷子时，将收割下来的稻穗高高举起，用力向木架上摔去，随着“砰、砰、砰”的摔打声，稻粒便脱离稻穗，掉进“拌桶”之中。一束稻穗要摔打好几下才能将稻粒全部摔下来。摔的时候还要注意技巧，摔一下就要提起来抖动几下，使夹在稻穗中的稻粒全部掉进木桶里，如果动作幅度过大，稻粒则会飞到木桶外的水田中去，就不可能一粒粒捡起来了。

　　在农村，秋收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收割前要专门开会，将人员分成若干个小组，哪些组负责收割那些田，都要作具体安排。队长本来安排我与妇女们一起晒谷子，可我自尊心很强，非要参加打谷子不可，见我执意要上，队长无奈，只好将我安排进一个小组。

　　立秋那天，各个小组都到了田间，稻子也割下来堆在了“拌桶”旁，但是还不能动手，必须让生产队长打“第一响”。(当然这不能算是搞特权，如果硬要说是特权的话，也只能算是劳动的特权)。这时，队长拿起一束稻穗挥臂高举，扯着嗓门，拖着长长的尾音高喊“打……响……了……”，随着“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在“拌桶”内木架上，各个田间地头便高声回应“打……响……了……”，砰、砰、砰、砰……，摔打声便此起彼伏，奏响了当年的丰收序曲。

　　打谷子时，天气非常炎热，气温通常在摄氏三十多度。这时，水田里大部份水都已经排掉了，少量的水和淤泥被太阳晒得发烫，双脚插进水田中，上热下凉，又粘又腻，真不是滋味。收割后留下的稻桩非常坚硬，特别容易戳伤小腿，稍不注意就会在腿上戳出一道道伤痕，再经泥水一泡，痛得不得了，还很容易发生感染。贫下中农毕竟是久经锻炼，根本不在乎这些，在田间活动自如。我们则战战兢兢，生怕戳在稻桩上。由于没有妇女们在场，贫下中农通常光着上身，只穿一条内裤，有的连内裤也懒得穿，仅在面前系一条围裙，光着两个屁股蛋就下田，照样干得老欢。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长大的知青皮薄肉嫩，虽苦不堪言，但也不能逃避，必须硬着头皮坚持下去接受煅练。

　　一般每个打谷组又要分成几个班，轮换着收割和打拌桶。轮到我打拌桶时，摔不了几下，手心就被稻秆拉出了水泡。飞扬的稻芒粘在皮肤上奇痒难忍，而且经常划出一道道红红的伤痕，被汗水一浸，又热又痒又痛，难受极了。由于缺乏锻炼，速度自然跟不上，眼看收割下来的稻穗越堆越多，贫下中农只好请我“开路”。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此言不缪也。但我还是不服气，轮到下一班时还要再上，有一股男子汉大丈夫不肯轻易服输的劲头，否则就会被安排去与妇女们一起晒谷子，自尊心当然受不了，所以再苦再累也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几天过后，慢慢就适应了，但还是不如贫下中农动作熟练，仍不时享受贫下中农的“优扶政策”，毕竟先天不足，但总算没有被淘汰出局，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看来毛主席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和锻炼，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整个秋收一直要持续十多天左右，这十多天，是我对农活磨练人印象最深的一段时间，也为我的人生积累第一笔宝贵财富。参加工作后，我经常回顾这段日子用以鞭策自己，只要是吃过了这样的苦，还有什么样的苦吃不下去呢?

　　粮食属于计划商品，谷子晾晒干了，首先要交公粮，即将国家规定上交的粮食送到就近的国家粮库，当然，国家会按计划价格付钱给生产队。当时生产队没有汽车，送公粮全靠人力肩挑。立秋后的天气仍然很热，但是送公粮的场面更热烈。那几天，公路上各生产队的送粮队伍就象秋天迁途的大雁，一队一队地落驿不绝，一路上都会遇到很多送粮的队伍，扁担在人们肩上闪悠闪悠地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象是在不断重复演奏相同的音符。送粮者个个挥汗如雨，但人人精神抖擞，行走如飞。贫下中农喜欢在头戴一顶草帽遮挡太阳，颈上搭一条擦汗用的毛巾，我则啥都不用，只想尽量减轻点负担。不同生产队送粮队伍的见面时，总要热心地招呼“哎，某队的，你们送了多少了?”或是“哟，某哥子，你今天跑了几趟了”，显得亲热无比，和谐无间。

　　送公粮时，也不要求每个人必须完成多少任务，体力好的多担些，体力差的就少担些，送一趟就算一“歇”，送满五趟就算一个工，谁挑得多，谁挑得少，也没见那个有啥意见，奇怪的是也没有人偷奸躲懒。记得生产队有一个绰号叫“莽子”的，力大无比，每趟要挑200斤，不知他为何不少挑一点，我想就是装150斤也没有人会说他的不是，听贫下中农讲，他原来还挑过250斤呢。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他居然不吃，那时我们都说他是先进，按现在的眼光无疑就是个大傻帽，两个时代观点如此反差，不知究竟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正确。当时我个子矮小，力气也不敢与贫下中农相比，每趟只能挑六、七十斤，且一路上歪歪倒倒，象是学走路的小孩。由于肩膀压得痛，只得不停地左右换肩，有几次真想当逃兵，因为交公粮的粮库与县城隔河相望，河对面就是家，随时都可以脚板底下抹油——开溜，也不会有谁来监督指责你，但强烈的自尊心还是促使我咬紧牙坚持了下来。

　　送完公粮后，其余的粮食就可以分配了。分粮的场面分外热闹，大家都集合在生产队库房前，男女老少几乎都到了场，挑的挑箩筐，背的背背篓，提的提口袋，大人笑，小孩跑，人群熙熙攘攘，个个笑逐颜开。队长每点到一家人的名字，会计就报上该户人口多少，平均每人应分多少，一共是多少(前面提到过，生产队不论分任何农产品都是按人头分，不论大人小孩子一视同仁)，然后由保管员过称，逐家逐户地分。分到粮食的，全家就欢天喜地往家里搬，然后就忙着煮当年第一顿新米饭吃，以示庆贺。

　　秋收前，为了腾出库房装粮食，我们已经分别搬到几户贫下中农家暂住，我住在一位回乡青年的家中。所谓回乡青年，就是指户口在农村但在县城念书，后来又回到农村务农的初中或高中生。

　　该回乡青年姓吴，年龄比我大，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当年毛主席批评国家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只为城里少数人服务，不为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服务，并发出了“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当时各地市州和省城的大医院都要下区、县设立医疗点，医生也要轮流下基层服务。大队一级(现在的村级)都成立了“合作医疗站”，由卫生学校培训出来的“赤脚医生”担此重任，以解决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小伤小病的基本治疗和疾病预防。当然，如果得了大病还得上县以上的医院治疗。农民朋友对“赤脚医生”都非常尊重，亲切地尊称他吴老师，我们则叫他的小名“怀儿”。

　　别看这小小的“合作医疗站”，还真解决了不少农村人看病难的问题。搬到吴家后，与“怀儿”关系自然十分融洽，因为大家都属于“知青”，有共同的语言，所以相处甚密。

　　农村“合作医疗站”当时是个新生事物，由国家拨一部份资金，各大队再从生产队的提留中抽调一部份资金，用于购买药品。“赤脚医生”没有工资，只在队里记工分。社员看病也不用交现钱，每次看病抓药后，“赤脚医生”只须登记一下，有谁在某年某月某日看过啥病，登记一次只收五分钱的“挂号费”，但不用当场兑现，从年终从决算中扣除即可。而且看病也不用专门跑医疗站，只要托人带个口信，“赤脚医生”就会上门服务，非常方便。

　　有一次，我陪吴老师一起到一姓陈的农民朋友家出诊，该农民朋友胸前长了一块脓疮，肿胀多日，已经化脓，痛苦难忍，好几天都没有出工了。到他家后，吴老师立即给他施行了小手术，先注射麻药，然后用手术刀在肿胀的疮口下方切开一个小孔，将一只小碗接在切口边上，一边挤压脓肿的部位，一边接住流出的脓液，挤完脓液后，又清洗疮口，然后将浸过药水的纱布条慢慢往疮口里面塞，直至塞满为止。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那脓肿的部位比茶杯口还大，挤出的脓液有小半碗。手术完毕后，该农民朋友说舒服多了，也没有以前那么痛了，然后吴老师又打开药箱，给他包了两天的消炎止痛的药。回去的路上吴老师对我说，他这种情况是相当危险的，若控制不好，造成感染就麻烦了，甚至会殃及性命。还好，几次出诊下来，该农民朋友很快就康复了。看来“农村合作医疗”在维护贫下中农的健康和医疗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只是后来“改革”给改没了，真可惜。现在农民朋友看病越来越难，医药费越来越贵，大病只能在家等死，我也弄不清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前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公开承认了医疗改革失败，算是说了句老实话，其实是成功还是失败，小民百姓们心里早就有数了。现在农村搞起了“新医保”，有没有当年的“合作医疗”受农民朋友欢迎，还要拭目以待。

　　我经常陪吴老师一起出诊，不管是到哪个农民朋友家，都会得到殷勤的招待，家常便饭是少不了的，有时还会杀一只鸡来款待，我自然也跟着沾光。我很喜欢吃一种红薯做成的窝窝头，特有风味，做法是将生红薯切成小块的颗粒，待晾晒干后用石磨碾成粉，再加水做成窝窝头状，然后放在蒸笼里蒸熟即可。其口感非常好，带有红薯的甜和软，又有红薯的滋润和芳香。几十年没有吃过了，现在提起来仍有口齿留香的感觉。

　　送完公粮，接着就是收玉米和红薯。我们这儿称玉米为“苞谷”这活儿也不是很累，每人背一只直径约五十公分的大背篓，钻进玉米林中，将其从杆上掰下来扔进后面的背兜里，一人负责左右两行，顺着地沟一路向前掰。越往前，背上的重量就越重，掰到地头，将背篓腾出来，专门有人负责往保管室挑，然后再钻进另一块地里继续掰。活儿虽不很累，但玉米叶片边缘有锯齿，经常在手臂割出一道道血痕，被汗水一浸，同样不好受，我只好穿上长衣长裤，以防止皮肤被割伤，宁愿受热，不愿挨痛。

　　收红薯全靠锄头挖，挖出来当场就分给大家。红薯不容易保管，如果露天堆放很容易坏，贫下中农都是在住处附近挖一个地窖，将红薯藏在地窖里面，这样就不容易坏了。如果当年红薯收成好，分得多，还会拿一部份制作成红薯干来保管。我们没有地窖，也不知道如何保管，贫下中农就帮我们挖了一个窖，将分得的红薯全部装了进去，留待以后慢慢吃。

　　秋收过后，除了犁“板田”活儿多一些，其它农活就比较少了，这段时间又叫小农闲，生产队一般会放几天假，让大家稍事休息。看见贫下中农犁田，我觉得很好玩，兴趣又来了，非要亲自尝试一下不可。贫下中农也不吝赐教，要我首先学会使唤牛，说只要牛愿意听你的话就好办了。说来也怪，这么大一头牛，居然被人使唤得规规矩矩，叫它干啥就干啥，难怪人们要用它来形容老实人。只要对它“吁……驰”一声，它就会使劲儿往前走，叫一声“崴”，它就会停下来，真比人还听话。美中不足是在犁田的时候，它的尾巴老是甩个不停地，溅得我全身上下都是泥浆，于是我找来一根绳子，将它的尾巴捆起来，又将绳的另一头拴在牛角上，这样它的尾巴就甩不动了。但贫下中农不满意，说你不让它甩尾巴可不行，蚊蝇会咬它的屁股，咬痛了它就会发脾气，不再听你使唤了，哎!看来再老实的东西都是有脾气的，不可欺之过甚也。

　　一天，生产队放了假，我正准备趁机回家休息两天，“怀儿”听说我要走，跑到我跟前小声地对我讲，你能否不要忙着回家，帮我一个忙。我问啥事儿，他不好意思地回答曰：明天我结婚，你能否帮我去迎一下亲。哈哈，这乡下的婚礼场面我可还没见过，这正是大开眼见的机会，岂能放过，何况还是好朋友相求，岂有推辞之理，我便欣然应允。

　　农村的婚礼风俗真是有趣，男女双方家长选定“黄道吉日”后，到了那天，通常要由男方的迎亲队伍到女方家去迎亲，女方家则要准备丰盛的宴席款待男方家来的人。宴毕，男方家迎亲的队伍要抬上女方家精心打置的嫁装，如衣橱、柜子、床、箱子、被子等，一路浩浩荡荡，招摇过市地往回走，以显其隆重，有些阵容豪华的还有唢呐等器乐相伴呢。女方家除了新娘外，则还有好几个甚至十来个伴娘与新娘相随，一起送新娘到婆家。伴娘们个个都穿得光鲜闪亮，新娘则混迹其中，让大家认不出谁是真正的新娘，路边调皮的小儿便乱猜乱指，常常弄得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有经验的人则看伴娘队伍中谁的脸羞得最红，以此来辨认真正的新娘。

　　那天的天气不太好，前几天下了些小雨，乡下的泥路又湿又滑，走起来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很容易摔倒。“怀儿”的娘家离咱们生产队有十几公里，由于道路湿滑，我们赶到娘家时已经迟到了，娘家的人显然有些不满，我还听见“怀儿”的岳母在一旁偷偷骂娘呢。不管它，看在一顿美餐的份上，我们也不做声，“怀儿”自然也不敢不恭，只顾低头吃饭。饭后，我们便抬上嫁装出发了。由于路滑，我怕摔跤，摔了自己是小事，弄脏了嫁装可不得了，我只得脱下鞋子，用脚趾使劲地抓紧地面，光脚前行，回到生产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自然又享受了一顿婚宴大餐。

　　除了农忙的时候，平时生产队也会组织社员们学习。学习的形式也有几种，通常是趁大家坐在田间地头歇气的时候，队长从怀中拿出一张最近的《人民日报》或《四川日报》让我们几个知青轮流给大家读，男人们一边抽烟一边听报，妇女们则从怀中取出鞋底一边纳一边唧唧喳喳地拉家常，噪音一大，队长便会发脾气，对着妇女们咆哮一通，这群“闹山雀”马上就安静下来了。我们几个知青也调皮，为了休息时间长一点，故意慢条斯理的读，而且尽找长篇文章来读，读完一章不加停顿马上又转到下一章，一读起来就没完没了，故意拖延时间，队长也不好说啥。但有时队长也会打断我们，说大伙儿已经抽完两只烟了(贫下中农抽的是叶烟，又粗又长，不象现在的香烟几分钟就可抽完一支)，没读完的明天再接着读，大家赶快干活儿，今天得把这块地做完才能收工，我们只得打住。

　　另外一种学习形式，就是早上安排我们一个知青提着话筒到生产队最高的山峰上对着大家干活儿的方向读报。那时的话筒是铁皮做的，只是一个从嘴边向外逐渐扩大的喇叭口，不用电，全靠人声喊话，读起报来相当吃力，声音小了根本就听不见，声音大了嗓子很容易发哑，所以早上读报的时间不是很长，一般只读四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收工了。

　　还有就是晚上组织全队社员学习，这种情况虽不经常，但几乎每月都有一次。农村收工本就很晚，大家回去吃过夜饭后已经就更晚了，但再晚也要到生产队的地坝上参加学习，除了读报，就是听生产队或大队的干部们讲话，通常讲的是与国家形势相关的内容。另外就是传达近期的中央文件。别看贫下中农文化水平不高，但讲起话来没完没了，讲上一两个钟头也不嫌累，我们听得睡意朦胧，有时真不知道他们讲了些啥，待到散会时，基本上已经是次日凌晨了。

　　有时大队也要组织民兵搞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紧急集合以及短途拉练。每个生产队除了老弱病残之外，所有的社员都属于民兵的范畴，其中青壮年则属于基干民兵。

　　一天半夜，我正睡得朦朦胧胧，一阵军号声将我惊醒，我不知道发生了啥事，仍只顾睡我的觉，这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喊：“快起来，到四组地坝背后的山头上集合，今晚搞民兵演练，迟到了要挨批评的哟”。我本不想参加，但在外面再三催促下，我还是懒洋洋地爬起来，随手抓起门边的扁担往山上跑。虽然是半夜，但月亮很好，又大又圆，完全能看清乡间的小路，只是夜晚的风让人感觉有点寒意。大概跑了二十几分钟才到达集合地点，一看山顶地坝上已经有一百多人了，个个手中都提着一条扁担或锄把，有的妇女背上还背着婴儿呢。真是一声号召，全民皆兵，若是每人发一支枪，那才真正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怪不得那时社会治安非常好，贫下中农家大门上基本都不上锁，入室偷盗或抢劫的现象几乎没有，比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还要和谐。我想那时如有人想做“防盗门”、“防盗栏”、“防盗报警器”之类的生意，不喝西北风才怪呢。集合完毕后，民兵连长(同时也是大队干部)给大家讲了话，总结了这次紧急集合演练的重要意义，对表现好的班组进行了表扬，接着又要求各班组按分配的路线进行夜间巡逻，待巡逻完回去睡觉时，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

　　播完小麦后不久，生产队来了一个工作组，究竟是啥工作组我也不清楚，只知道组长姓古，个子不高，但很精神，拉得一手好二胡，与我们一样住在贫下中农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古队长。古队长一来，就与我们知青相处的非常亲密，询问我们生活上有没有啥困难，农活吃不吃得消等，并鼓励我们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锻炼自己吃大苦、耐大劳的意志，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十一月份，又将我们双河大队的二十多名知青集中起来，组成一支文艺宣传队，利用这段农闲时间排练节目，以活跃农村文化阵地，丰富贫下中农文化生活，我们当然也非常乐意。

　　过去的教育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所有的知青多少都有一点“文艺脓疱”，排练节目也不难，主要以革命样板戏为主，也排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歌舞、相生、小品等，都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政策为主的内容。

　　文艺宣传队分为表演和器乐两个组，知青中间人才济济，有会拉二胡的，有会吹笛子的，二胡和笛子都是知青们自己带下乡来的。大队也拿出了一个大鼓、一双钹和一面锣，那是过去跳丰收舞扭秧歌时用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表演的节目都是自己编排，样板戏片段则是靠记忆来摸仿电影中的一些镜头。

　　记得在排练舞剧《白毛女》片段时，有地主管家带着狗腿子到杨家强抢喜儿的一幕。一位长相非常漂亮的女知青扮演喜儿，大刘扮演杨伯劳，还需要几个扮演地主管家和狗腿子的演员，有人点名要我客串一下。我从小受教育就知道狗腿子不是好东西，欺软怕恶，为虎作伥，所以坚决不愿意。大家反复给我做工作，说这是表演，又不是真的，你上场后只是拉住“喜儿”的手往幕后拽就行了，又没有台词，不过一分把钟时间。我仍然不干，坚持只演正面人物，不演反面角色，思想相当不“解放”。若是现在，有拉扯漂亮女主角的角色，用不着谁来动员，恐怕拼了老命都会去争取，说不定拽手还嫌不过隐，要求导演“深化改革”，最好改成抱起来亲吻的镜头也。

　　当年我很喜欢唱样板戏，八个样板戏的主要唱段都会，唱腔还算不赖，高音部份也高得上去，在排练《智取威虎山》片段“深山问苦”中我扮演了一个主角——杨子荣。另外我们还排练了《沙家浜》片段中的“军民鱼水情”，由大刘扮演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加上其它歌舞小品等节目，演出时间近两个钟头。我们在大队学校的操场上搭起了一个非常简陋的舞台，没有大幕，没有布景，就只用一盏煤气灯作为照明，先后演出了几场。当时农村文艺生活比较贫乏，一听说有“戏”看，大家都喜出望外，不仅本大队的社员都来捧场，附近大队的贫下中农也打着火把赶来观赏，演出大获成功。年底，我们还参加了公社组织的汇报演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为咱们双河大队和工作组挣足了面子。

　　文艺宣传队这两个月，是我知青生涯中最快乐的时间，二十多个年青人在一起唱唱跳跳，欢乐无比。当天在哪个队排练，中午就由那个队的知青管饭，生产队是没有补贴的，只记工分。管饭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煮上一大锅红薯，再烧一大锅菜汤，大家红薯就菜汤，边吃边喝，说说笑笑，气氛非常热闹。

　　年底前，农村家家户户都要杀过年猪，不管是那家杀了猪，都会请要好的几家人一起去吃饭，农村叫做“吃泡汤”，我们也经常受到邀请。贫下中农讲究实在，“吃泡汤”时，在地坝中摆上几张桌子，大家围桌而坐。用一只大土碗装上满满一碗白酒，象梁山好汉一样轮流转着喝。桌上摆着一盘盘、一碗碗的猪肉，有烧的猪血，炖的猪内脏，还有大片大片的回锅肉，通常一片就有一个巴掌大，厚度也几乎有巴掌厚，挟在筷子上闪悠悠的，又肥又大，吃一块算一块，非常实在。

　　过年后，生产队为我们修好了新房，但我们还来不及乔迁新居，公社就下发了通知，要求每个生产队必须派人到几十里外一个叫 “三岔河”的地方修建水库，且吃住都在工地上，时间要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农忙季节。听说水库工地上知青特多，我们也想凑热闹，主动要求参加。生产队认为我们干农活反正也不很在行，不如将我们送去顶名额，只要能向上面交差就行。这种想法大概所有生产队都不谋而合，所以水库工地上成了知青云集的地方，全县的知青大多数都集中在那儿。我们大队的二十多个知青也打起被盖，浩浩荡荡地步行几十里，前往“三岔河”水库工地。

　　三岔河水库位于两个小镇的交界处，离县城约二十多公里，林木葱郁，风景秀丽，水道从横交错，宽阔的地方水面直径有好几百米，中间还耸立着一座座孤岛，令人联想起神话中的仙山琼阁;窄的水道仅能通过一条小船，且两边悬崖峭立，怪石磷磷，阴暗无比，划着小船穿行其间，让人遐想联翩，似乎一直往前，会通向一个神秘的世界。这个地方如果开发出来搞旅游一定是个不错的项目。

　　我们二十多名知青被安排寄宿在水库附近一户农民家的阁楼上。该农民家其实也不宽敞，只好将阁楼中间的木板抽掉，男女知青分别安排在两边席地而睡。上楼时，顺着一只木梯往上爬。睡觉时，男女之间如同牛郎织女般可以隔“河”相望，只是跨不过去而已，实在有点不雅。幸好当时的人都很单纯，不但没有非份之想，反而觉得新鲜好玩，当然也没有发生啥桃色新闻以饱诸位眼福，实在有点对不起读者。晚上睡觉时，大家都兴奋异常，男女双方躺在铺上相互对歌，就象电影《刘三姐》中的场景，比在文艺宣传队的时候更加热闹，只是苦了楼下住的贫下中农，夜半三更不能入睡，三翻五次招呼不听，骂人又不敢，拿我们没办法。

　　第二天出工，我们的任务是挖土方，将挖起的土方装在一个个大箩筐里，等船来后，便一筐筐地往船上抬，装满一船就运往大坝工地，再由工地上的人负责垒坝。

　　那个时代，修水库和搞其它农田基础建设国家投入的资金很少，大部份活儿都是由各生产队义务承担，国家只负责规划和技术方面的指导，所以修建成本相当低。如果按照现在的统计方式，把这部份投入折算成算GTP，那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当年全国著名的“红旗渠”等工程也是用这种方式修建起来的。

　　参加修水库的人要自带粮食，我们知青都图方便，不愿意背几十斤大米走几十里山路，于是将生产队分的粮食弄回家，换成粮票带到工地上，再到附近小镇上去购买。粮食好解决，蔬菜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附近小镇人口稀少，本身就不可能供应大量的蔬菜，只好买回一大缸辣豆办酱，每顿打一碗米饭，舀一瓢辣豆办酱就着吃，由于缺乏维生素，时间一长，嘴角上便起了泡。日子虽苦，但人多心齐，乐趣多多，加上那时的人思想单纯，也就不觉得苦和累。

　　休息时间，各大队的知青都喜欢聚集在一起，相互问候，打探对方的生活情况，打听旧时的学友现在何处何方，一起回忆学生时代的往事，遥想将来的出路，畅谈人生与未来。也有个别知青在农村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当然这是极少数。

　　闲时，我们几个要好的知青划上一条小船，沿着水库漫无目的地游荡。一次，竟然划到了大坝跟前。大坝上热闹非凡，各个地方装运土石方的船队都集中在这里，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只见一批批人马不停地将船上的土方往坝上抬，倾倒在大坝的各个角落，另有两队人马用又粗又长的麻绳拉着一个大石碾，将填上的泥土压紧，大坝已经垒起十多米高了，还在不断地往上垒。三十多年了，直到现在，该水库仍然在发挥着蓄水灌溉的功能，通过数十条沟渠滋润着周边数万亩农田。时至今日，我们仍在享受着毛泽东时代艰苦创业的成果，不禁让人唏嘘感叹。

　　在水库工地上大约干了一个多月，终于盼来了一个好消息，国家开始用招工的方式解决知青回城了，大家都高兴万分，话题自然老往这方面扯，都希望自己运气好一点，能争取到一个名额早点回城。记得第一批到下渡公社招工的是一个代号叫103的企业，具体是做啥的单位当时大家都不清楚，只听说是中央企业、保密单位，所以感觉挺神秘的。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想方设法地打听有没有自己的份儿，第一批走的都是幸运儿，让人羡慕的不得了，我们大队也走了几个，后来才知道是一家建筑企业，去了的人都有点后悔，后来都落落续续想办法调回来了。

　　一天下午，我正与一位本队二组的知青在抬筐装船，一个农民带来口信，说是公社通知，要我俩赶快回公社去拿招工体检表，第二天到航运公司造船厂报到，参加招工体检。我想能当一名造船工人也不错，于是立马回到宿舍，简单收拾了一下，背上行李便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几十里路几乎是一路小跑，当晚便赶回公社，拿到了招工体检表，第二天又顺利地通过了体检，成为了一名造船工人，从此结束了我一年多的知青生涯。

　　说实话，知青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短暂的，仅有一年多的时间(有的知青在农村呆上了七、八年)，但留给我的记忆却非常深刻。毛主席曾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此言确实富含哲理。通过这段经历，不仅煅炼了我的体质，磨练了我的意志，充实了我的思想，同时也丰富了我的经历，为我平淡的人生添加了一页值得回味的记忆，最重要的是让我懂得了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尊重农民，尊重一切靠正当劳动手段生存的人，尽管他们和我一样不是高官，不是大款，不是学者名流，不是社会精英，在某些人眼中仅属于下里巴人或引车买浆者流，但只要他们的劳动是诚实正当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需要的，在社会上都应当受到同等的尊重。

　　（2008年9月20日 写于犍为）

　　(完)

　　：以上摄影作品由“丹顶鹤”和姜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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