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内外交困”一词来形容中国当前的形势一点也不夸张，不管当局承认与否，这既是人民的看法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国内，官员贪腐无度，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既得利益集团与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两级分化严重，人民普遍仇官仇富，民心难测，国家不得不以维稳度日，与实行紧急状态无异，就连圣神的校园，仁慈的医院都不得不设警务室。在国外，中国已陷入美国为首的反华同盟布下的战略包围圈，被美国当着最大的敌人死死揪住不放，中国没有了朋友，没有了盟友，动辄得咎，屡遭群殴，恶邻环伺，侵犯不止，就连菲律宾这样的小国，也敢对我肆意挑衅，百般羞辱。
造成中国内外交困的根源何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内政上党的干部政策从平反昭雪，发展到重用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二是外交上丢弃了三个世界理论，从与狼共舞演变到依靠美欧日帝国主义列强。
一、从平反昭雪到重用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
彻底否定文革后，平反昭雪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时任中共组织部长和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主持这项工作。平反昭雪本身无可厚非，既然否定文革就必然要对文革中受打击受处理的领导干部平反昭雪，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每次朋党之争反败为胜的一方都要搞平反昭雪。不过其中免不了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该平反的平了反，不该昭雪的昭了雪。如文革中，我县一个小学校长强奸女生也被平反，“信阳事件”的罪魁祸首吴芝圃打倒后病死也昭了雪。这样的平反昭雪起到了不良的示范作用，让一些坏干部在否定文革的旗号下重新作威作福。非常不幸的是，文革让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更为严厉，一旦被否定，不由得让领导干部对大众民主产生了抗拒情绪，于是取消“四大自由”，废除“罢工自由”就自然成了不二选择，从此人民失去了民主权力，官员没有了民主监督，腐败趁机滋生蔓延。当时官复原职的领导干部们的信条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要只争朝夕地以权谋私，弥补文革失去的十年。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毕竟问题还出在体制内，虽然党纪有所松动，但党纪尚在，信念有所动摇，但信念犹存，更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有了质的变化，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重用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过来人都知道，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并非光是文革专政的对象，所以，重用他们不但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和对马列主义阶级斗争观的否定。既然如此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因为这是转型接轨的需要。转型接轨是一个事业，凡事业都必须有支持他的中坚力量，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中坚力量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毛的批判与继承之上的，这就注定了他不能照搬毛的社会基础，必须要有新的社会基础，而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就是这个新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俗话讲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然而重用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危害极大，它让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言中，在许多领域完全或部分变成了现实。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就曾告诫过全党：“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但让料事如神的毛泽东也没有料到的是，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不是自己跑出来的，而是被请出来的，并且直接被请进了各级领导班子。我们干了一件极其危险的蠢事——把革命的政权拱手交给了革命的对象。
虽然地富被重用的主要是其子女，虽然党对地富子女有专门的政策即：“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但即使表现好，也不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何况，重用他们也并非因为他们表现好，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地富成分。
究竟有多少政权落入地富子女和反坏右分子及新老资本家手里呢?中组部从未公布过数字，我们不得而知，但它既然作为党的干部政策且长期坚持下来，那就肯定不是小数字。拿全国人大来讲，早已不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了，今天的工农兵代表已寥寥无几，其中农民工代表只有三个，而新老资本家则多的数不清。约3000名人大代表中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绝不是小数目，他们已成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国权贵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起数量他们的能量更令人生畏，由于阶级立场使然，更由于报复心理作祟，他们的破坏力是巨大的。
30年来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部门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遇机会就兴风作浪，他们带头攻击共产党，污蔑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贪污腐败，瓜分国企，逼工人下岗，夺农民土地，制造三座大山，强推私有化，充当汉奸卖国贼等，这些所作所为严重的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激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从而使中国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
二、从与狼共舞到依靠美欧日帝国主义列强
既然要改革开放，就要与世界接轨和列强打交道，特别是和美国打交道。列强是什么?列强如豺狼虎豹，当初当局心里并非不明白中国与列强打交道的风险，不过为了改革开放硬着头皮也要上，并形象地称之为“与狼共舞”。与狼共舞无非有两种结局，一个是共猎共享，一个是反被狼噬，换成政治术语讲就是要么“互利共赢”要么“零和游戏”。与狼共舞的结局好坏全在于应对是否得当。所以与狼共舞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信念、信心、智慧和能力。
遗憾的是，30年与狼共舞的结果是中国陷于了美国的包围圈，从而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首先输在丧失信念。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认为自己有问题不如人，所以才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当时认为文革的那一套有问题给彻底否定了，认为毛泽东有严重错误进行了重新评价，这便无形中让广大的干部群众感到，我们的领袖不再是伟大的，我们的党不再是正确的，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再是优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信念上发生了动摇，对自己的要求随之放松，于是腐败滋生蔓延，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就是反官倒反腐败的群众运动。1991年苏东欧的垮台给本已动摇的信念再次重创，让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彻底瓦解，人们不再相信官方的宣传，盲目向往资本主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难以深入人心。没有信念就没有底气，一个没有信念和底气的人与人交往只能当随从，一个没有信念和底气的的国家与列强打交道只好当附庸。
有些人愚蠢地认为，只要改旗易帜便会融入资本主义的国际社会，殊不知，大国博弈，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没有多少关系，前苏联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社会主义的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换了马甲，照样逃不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拼命挤压，要不是出了个强人普京，俄罗斯联邦也难保不被肢解。
其次是输在应对失策。
丢弃三个世界理论失上策。由于中国奉行“韬光养晦”谋略，恪守“不出头”信条，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往往不敢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要么沉默不语，隔岸观火，要么语焉不详，投个弃权票混迹于看客之中，有时还扔几块石子帮美帝喝彩几声，以至于第三世界的朋友心灰意冷，日渐疏远，流失殆尽。
有些人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是对抗的理论，要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出口，做好生意，就不能和列强反目，更不能和美国抗衡。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死脑子一根筋。要知道改革开放并不都是有求于人，也有人求于我，我们也有别人需要的东西，譬如庞大的消售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等，我们这些优势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心动，让任何一个跨国集团都眼红，不怕他不来，就怕自己没原则。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既和你来往又要防着你，既交新朋友又不忘老朋友。这其实是列强的传统，尤以美国为甚，美国对于盟国从不轻言放弃，美国对于中国从来是软硬兼施。中国的精英虽然喜欢以美国为师，可惜就是学不到点子上，取不来真经。
我们一心想要傍上美国这个大款，然而大款没傍上，跟班也丢了，两头不落好，里外不是人，于是，形单影只，孤掌难鸣，眼睁睁瞅着美国的围堵大网而无力挣脱，欲哭无泪。
放松军事斗争准备失中策。我们把列强编织的“中国威胁论”帽子，当做紧箍咒紧紧地箍在自己头上，只要他们一念咒，我们就胆战心惊，小心谨慎地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大力发展国防军事，特别是不敢加快发展蓝色海军，对周边国家的侵略不敢以武力予以反击。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警告置之脑后，自我期许“和平战略机遇期”，一厢情愿地搞“和谐世界”，长期立足于不打仗，放松军事斗争的准备。提出“军队要忍耐”，削减军费，下马大飞机，拖延造航母，使中国与美欧日武器装备的差距越拉越大，特别是和他们的海空力量已沦为不对称状态，如双方发生战争就是不对称战争，日本海军司令公然叫嚣30分钟消灭我北海舰队，幸亏中国还有核武器，否则，恐怕早已步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的后尘。
只讲经济不讲政治，见利忘义失下策。30年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钱的确挣了不少，产品也行销全球，腰包鼓了起来，GDP从世界第六升至老二。但是，我们不再讲国际公义，不再关心别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不再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而是埋头做生意，闷声发大财。在世界各地如同苍蝇般地攫取财富和资源，如同跳蚤般地推销廉价产品，然后如同孙子般的把赚来的美欧日元换成其国债孝敬他们。对西方列强视为阔佬大款，作揖打拱，奴颜婢膝，让他们享受超国民待遇。对亚非拉穷哥们用的着则呼来喝去，颐指气使，用不着则不闻不问，弃之如敝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民暴发户和商品造假者，在亚非拉人民眼里，中国是最疯狂的新型殖民掠夺者。纵观世界格局，美国因其坚持不懈地推销“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而同盟永固;苏联因其丧失信仰而分崩离析;中国因其堕落为单纯的逐利者而盟友尽失。这可谓是“谋道者食其中矣，谋食者不可继之也”。
上中下三策俱失，岂能不困!
总而言之，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改革开放的首要问题，转型重用阶级敌人，接轨依靠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熄灭论，世界和谐论，丧失了应有的底线，从而让我们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若不悬崖勒马，势必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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