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不算很久的2013年，有关转基因的新闻接连不断：年初的死猪漂江(疑与转基因饲料有关)，农业部官员称民众质疑转基因源于无知，全球两次爆发多国多城反转大游行(中国很安静)，61名院士联名上书请求尽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崔永元、方舟子围绕转基因的争论等，然而最夺人眼球的当属一些人试吃转基因大米的新闻了。
7月份《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科技记者协会，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在北京开展转基因大米自愿品尝活动，专家在会上为转基因正名，称转基因作物安全可靠已是定论。自今年5月份以来，他们已在全国多个城市举行22次转基因大米试吃活动，参与自愿者近千人。 对于这场试吃活动，笔者不关注它的过程及细节，却很在乎由此得出的结论：“转基因作物安全可靠已是定论。”
今年1月份，在《中国新闻周刊网》上，陈君石院士有这样的讲话：“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包括中国，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来表明吃了转基因食品以后，对人体健康发生任何危害。”
这是一个逻辑混乱、充满矛盾的讲话。
除了转基因木瓜，中国没有批准其他转基因食用作物的种植，且充斥市场的转基因大豆油又被证明不含转基因成份，怎么能在只有极少数人吃了不多的转基因木瓜、绝大多数人连碰都没有碰过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就子虚乌有地得出中国人吃了转基因食品以后如何如何的判断? 况且，从时间上看，“目前”没有发生危害，并不等于“未来”不会发生危害，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DDT,从合成到发现对环境有影响，后来又发现对人体有影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而转基因，从发明到现在还只有短短的40年，人们要真正地认识这个人造新物种，可以说连时间都不够，怎么能轻率地为它正名呢? 如果错把“目前”当作了“未来”，于是弄成了主粮转基因，男女老幼必须天天吃这种不靠谱的食物，从零岁吃到73岁(中国人的平均年龄)，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实在太不幸了。
科学是严谨的。陈君石院士用一些明显存在缺陷的语言来描述重大的科学问题，这是很不得体的。
近千网友试吃的是华中农业大学研制的抗虫转基因大米。在好端端的粮食中注入抗虫蛋白，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杀虫。如果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生产中的这一难题，那也功莫大焉。但是，转入水稻里的BT能够担当这一重任吗?古人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应该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齐民要术》叙述水稻种植的章节里，谈到了选择农时、除草、驱鸟、收获……却没有谈及治虫。或许古代没有害虫?不是。或许古人不重视治虫?也不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睿智的古人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有多少害虫，就有多少害虫的天敌，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保持了某种平衡，只要不去破坏，这种平衡就会长期存在，害虫的天敌就会始终帮助人类，惜墨如金的古人认为已经妥善解决了治虫的问题，也就不在书中赘述了。
面对虫子的危害，古人主要采取休耕、轮作、错开播种期等回避的策略。不要以为古人是绝对的温良，在瞅准了机会的时候，他们也会果断地出手，用点诱蛾灯、放养鸭子、水淹、焚烧杂草、挖虫卵等办法灭杀害虫。
古代没有化学农药，但生物农药还是有的。笔者认为，在漫长的岁月里，也许有人用生物农药进行过尝试，但后来放弃了。或者他们已经认识到，招惹害虫、而又不能百分之百地让它们瞬间毙命，只会使害虫变得更加难缠。古代农书中仅有用兔子粪伴种防地老虎、用烟草水杀蚜虫等一些小手段的记载，药物灭杀不是古代农业的主流。古人这种“道法自然”只对大自然进行有限索取的做法，最终达到了保护自身的目的。笔者下乡务农时曾经拈算过，但从未施过农药的生态良好的稻田里，害虫所造成的损失不超过10%(一个日本农学家称这种损失只有5%)。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结果。
可是进入工业社会、农药出现以后，一些人变得自大了，连被虫子吃掉的那百分之几都锱铢必较起来，也就开始了对虫子的斩尽杀绝的讨伐。从此以后，农业生产中的和谐与稳定不复存在了，混乱与动荡反而成了常态。“如果不用农药，我国肯定出现饥荒!”农业部2012年在解读农药残留及安全问题时发出的这声哀叹，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黄淮地区某棉区遭到棉铃虫长达数年的肆虐，棉花损失一半，顽强的虫子就是泡在药水里也不死。虽然笔者早有农药治虫效果不佳的心理准备，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报道时，还是吃了一惊。 小小棉铃虫是如何使专门对付它的农药黯然失色的呢?原来，所有的生物体都会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应激反应，当某只虫子吞噬棉株时，因为量少等原因没有被立刻毒死，那么这只虫子的身体里就有了抗性物质，而且这种抗性物质将遗传给下一代，经过若干次的传递和加强，棉铃虫就不害怕这种农药了。
其他昆虫也有适应农药的能力。笔者查阅水稻害虫的资料时，发现一段化学杀虫剂对稻飞虱有如下诱导作用的文字：刺激稻飞虱的生殖能力，提高产卵和雌雄比例;增加稻飞虱的取食率;杀死天敌。在农药的刺激下，稻飞虱的生殖能力和身体素质都加强了，又没有了天敌的羁绊，一种不起眼的小虫竟成了危及水稻的大害。
毋庸讳言，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用农药杀虫的做法失败了。在地球上存在了三亿多年的，比恐龙还要古老的昆虫，它的惊人的适应能力是我们无法想像的。不管我们设计了何种精准的农药配方，其最终的结果必定是使害虫变得越来越强大。
然而貌似凶悍的害虫也有软肋，这个软肋就是它的天敌。古人利用这点轻易地制服了害虫，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向古人学习呢? 下面再回到用转基因杀虫的探讨中来。 用农药杀虫，农药成分的大部分只是附着在庄稼植株的表面，对虫子的影响有限，仅仅使虫子的体内发生一些量的变化，既使在施用农药许多年以后，螟虫还是螟虫，稻飞虱还是稻飞虱，没有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东西。但转基因作物不同，它的整个植株对虫子来说都是不能吞噬的，其毒杀作用比农药强烈得多。但问题也就出在强烈的毒杀下，万一某只虫子没有被毒死，在转入的毒基因的激化下，这只虫子的体内发生了基因突变(自然界的生物无时无刻都在发生量或质的变化)，出现了一种吞噬能力极强、不惧怕任何药物、且没有天敌的新物种——超级虫。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还会有农业生产吗?虽然这是假设的情况，但是，一些人在强推主粮转基因的伊始，实际上就为中国人民设置了一个有可能生存底线被突破的非常危险的前景。这是任何一个转基因专家都无法解释清楚的巨大的漏洞。
用什么方法治虫关系到全民族的生存，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在普遍不重视生态农业的当下，也有一个好消息传来。蒋高明研究员带领一群学生在山东平邑建立了弘毅生态农场，没有用一滴农药、一粒化肥和一片农膜，将秸杆过腹、堆肥后还田，用物理+生物措施控制虫害，结果将低产田变成了吨粮田(小麦玉米两季亩产1000公斤以上)。
蒋研究员用诱虫灯治虫是很有特色的：让害虫瞬间毙命，且不伤害天敌，其治虫原理与古人一脉相承。还有，改油灯为电灯，效率大大提高(灭杀了全部害虫的90%)。蒋研究员和他的学生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堪称善待昆虫的典范。未来农业的希望就在这里。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