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毛泽东越远，就离人民更遥远——缅怀毛主席（之三）

　　人民的概念是什么？请大家去读《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毛泽东。

　　离开了毛泽东，就是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背离了人民。离毛泽东越远，就离人民更遥远。

　　积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经验，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彻底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不适合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30年来，“人民”这个概念被模糊化了，人民的权力几乎已经丧失殆尽——形式和实质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诸位高人以为然否？

　　倘要讲些事实，草民只能笼统而言之。

　　比如，在国营（现在叫“国有”）企业中，《鞍钢宪法》不讲、更不贯彻并执行了，工人因此失去了对工厂的民主管理权，罢工自由权；党的领导地位被严重地削弱，工会形同虚设，厂长的年薪可以高得出奇，工人们却面临着随时下岗的危险。在“民”营企业里，员工被分成三等九级，什么“金领”、“白领”、“灰领”、“蓝领”，而无论什么“领”，皆是老板雇佣来的牛马。本应具有的互相协作变成了相互间的竞争，美其名曰“竞争机制”，其实是泊来的西洋货，并非“特别是”年代的创新。究其根本实质，却是制造员工之间矛盾和阻碍团结协作的祸根。公司和工厂也不是员工们的家，剥削又是合法的，在不尽的加班加点中，员工们的身体被渐渐地搞垮，“白领悲剧”难道还嫌太少吗？

　　毛主席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充分强调和肯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是我们党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辩证统一原理的具体运用。但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原则、规则”却容不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指导原则，所以被像扔垃圾一样的扔掉了。扔这个动作是可以做的，但做了以后拿什么来替代，就成了关乎国家与人民的头等大事了。我们正是因为遵循了猫捉老鼠的唯经济发展路线，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幻想着先富者去帮带未富者，以实现共同富裕，在今天看来，实在不是高明之举；事实俱在，还有啥子可辩白的呢？人的最大弱点之一就是“从恶如崩，从善如登”，“我”怎么能轻易地把在政策允许之下所发得的财，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呢？就像鲁迅先生的《故乡》里所写的那样：“真是越有钱越不肯放松，越不肯放松越有钱。”但人同样是可以教育的，当人处在集体之中时，经过一系列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共同富裕观念的引导，自然会使人们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花独放不是春，万花齐放春满园。——千万别跟草民提什么“大锅饭”啊，“偷懒”啊，“一包就灵”啊，等等的陈词滥调，坏了人的耳朵！退一万步讲，大锅饭也总比自要去讨饭吃强，偷懒也不是什么好品德。另外，毛主席还在文革期间强调过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这儿就做得很好，不曾荒芜过一亩良田沃土，农民们依旧辛勤地生产、安逸地生活着。

　　新中国的历史经验警示人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旦彻底放弃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引导，一旦忽视了精神与物质之间可以相互转变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便将转向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以为从此可以远离“空泛”的思想政治（说教），而一心一意地奔往幸福美好的前程了。但人们不料反倒不自觉地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想政治漩涡，无数无辜者成了“历史转折”的推手，历史倒退的喝彩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谁都逃不脱思想与政治的束缚；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是傻瓜和呆子。

　　目下真正的乞丐、拾荒者与马大老板等豪富之间的差别，如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差别，就是最好的现实教课本。无数人正在后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这又能怎么样？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就是无数人所创造的，苦痛的只是到头来为少数人做嫁衣裳罢了。

　　背离毛主席的后果，就如此明显地摆在了我们的眼前，但近年又出来一种新说法新调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怎样“深化改革”？马大老板都敢叫板银行了，还怕贫富悬殊不够大吗？除非是大规模的“劫富济贫”，并修改《宪法》条款，让劳动者再次成为一切企业的主人，而不是可以任人摆布使唤的牛马，否则，便将会更深地陷于私有化的泥潭，以至不可自拔。

　　自经济转型至今，大骂、诋毁和蔑视国有企业的人们一直在发飙，急吼吼地希望将之一网打尽，统统私了私了的，好像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才叫真正的“深化改革”。见你们的大头鬼哟！不扣你们违宪的大帽子，就算是讲客气和文明了，但希望你们了解国营企业的来历，国营企业对国家和人民的至关重要性，假如你们还有一丝中国人的良心在胸的话。草民在此想说说杭州钢铁厂，一个浙江省直属大型国企。我的姐夫是杭钢工人，所以我曾多次到过杭钢。这里只说其中的四次。首到杭钢还在对越反击战那年，我因某种原因去姐夫那儿“疗养”。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撵走”了姐夫的徒弟兼室友（一间宿舍住两人），他到别处挤床铺去了。到达的当天晚8点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条播出的对越南政府的“最最最最强烈抗议”，听后我立即对姐夫说：“要打越南了”，姐夫问“为什么”？我答道：“强烈抗议”前用了四个“最”字，到极限了。第二天早晨的中央台首条新闻证实了我的判断，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杭钢是我首次见到的规模最大的国营企业，位于杭州市郊的半山地区，号称十里钢城。但姐夫告诉我，他于1958年由本镇某生产大队的一个小队长因招来到半山时，这里还是荒草没膝的荒芜之地。正是靠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和艰苦创业的精神，经过风餐露宿、千辛万苦，才终于建成了十里钢城——杭州钢铁厂（俗称“杭州半钢”）。姐夫在中轧车间工作，全车间有千人之多，姐夫是一名某工段的小组长。第一次走入他们的车间，我呆住了，好高大、宽敞和冗长的厂房（车间）啊。而且，外面还是北风劲吹，里面的气温却高达摄氏30余度，身处其间，我身上的汗都冒出来了。但见较远处火车载着火红的钢水到达了铸模处，那里将钢水变成了钢条，然后用无数的滚筒源源不断地向我姐夫这边的锯钢板处滚过来，姐夫他们就用特制的钢锯将还是红色的钢条锯成规定的长度，再整整齐齐地码上去，码到跟中等个子的人一般高。据工人们说，这时的温度还高达700度左右，所以，工人们常常在钢板上煮肉、烧饭和熬汤，我都亲眼目睹过的。在杭钢呆了一礼拜，有一半时间我是在车间里度过的。我还参观了炼钢车间，炉膛内熊熊燃烧的煤炭大火把钢铁融化成了钢水，然后倒入火车车厢里的大桶内。……工人们平时很开心，吃饭前用筷子敲打着搪瓷碗，说着浙江的南腔北调，偶尔也有人唱上几句。

　　二赴杭钢是在1981年4月21日近中午，是厂部派专车来接我姐以及姐夫的弟弟、我们兄弟等的。说来悲伤，原来是姐夫前晚被突然断裂的钢锯砸破了脑壳，而因公殉职了，才48岁。厂部因此成立了专门接待班子，比较稳妥地安抚了我姐、两个儿子和姐夫的亲人们；我们住的是饭店，厂车早接晚送也是够忙碌的。遗体火化那天，厂部举行了有百余工人参加的追悼会，由省总工会副主席兼杭钢领导层成员之一（也是接待组组长）的一位同志主持并致悼词，我的长兄致答谢词。经我们的要求，厂部特事特办，决定由我姐顶替我姐夫进入杭钢工作，又先将大儿子的户口迁入杭州（原先是农村户口），两年后又把小儿子的户口也迁了过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我所尊敬的姐夫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在杭钢干了23年的老工人。5年后，按殡仪馆规定需将姐夫的骨灰盒请走，我于是第三次赴杭钢，作为众兄弟的代表随姐和外甥去殡仪馆请灵。次日，姐夫安葬于半山公墓。

　　我可算是一名老杭钢的老客，现在回想起来，那热火朝天的车间，和睦融洽的人际关系，让工人们安心工作的教育系统，亲密相处的集体宿舍，俱乐部里老工人们、年轻工人们欢乐的神色，食材丰富且服务周到的食堂及其工作人员，救死扶伤的工厂医院，工厂近旁的小菜市场，等等等等——这不正是一幅社会主义工业、工厂的现实画图嚒？它竟是这么的色调柔和，内涵丰富，显得耐人寻味，也让人回味无穷。

　　1990年12月18日，我因病赴杭钢姐姐的住房暂住。姐是食堂的工作人员，随工人们的三班倒而三班倒，所以午夜时分也有刚下班的工人去食堂买点吃的，这个食堂服务的对象就是千名中轧车间的工人。借这次机会，我去了工厂的医院，规模不小，因为杭钢有17000多人（不算家属）。又参观了工厂的一揽子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四层的教育楼林立，学生们活蹦乱跳。厂里还有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等等设施。姐姐母子三人也从平房转入了由工厂建造的楼房。——谁还能说国营企业不好呢？——当然有的，为数还不少，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都是不好的，真是一群混蛋加瘪三！假如没有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你们到何处去寻觅改的对象呢？

　　别了，老杭钢！听说，你也改制了，但愿越改越好。工人阶级可是领导阶级哦。毛主席相信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心心相印，故毛泽东时代才能打下新中国扎扎实实的工业基础。只有公有制才能造福工人阶级以及一切人民群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毛主席越远，就离人民越遥远，这比什么都重要，又比什么都可怕。

　　2014.9.2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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