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就能战胜腐败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查处了包括近60名省部级以上干部在内的一大批贪官，这两天，又拿下了曾在党中央中枢核心机关担任要职的令计划，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然而，许多人在为此叫好的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腐败问题很少，而这些年腐败问题却如此严重?为什么近二、三十年来，直到十八大召开前，我们党也一直在反腐败(八十年代初叫“纠正不正之风”)，可是腐败问题在我国不但始终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越反越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前些年，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没有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偏离甚至背离了毛泽东思想。
一、这些年来腐败问题日益突出的一些原因
这些年来，腐败问题之所以在我国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这就是：贪腐的机会多了，糖衣炮弹疯了，思想觉悟低了，管理教育松了。
一是贪腐的机会多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方面把经济搞活了，大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权力寻租活动带来很大的空间和便利条件。例如工程建设，在计划经济时代，建设预算和资金由上级制(核)定和拨付，工程材料由国家统购统销和统一定价，施工单位由上级指定国有企业承担，由工程建设单位管理的事情比较少，权力寻租的空间非常小。而搞市场经济后，不仅施工单位由工程建设单位自行确定，工程材料由工程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自行到市场采购，而且许多建设项目的资金也是由建设单位自筹，预决算由建设单位自己负责，这就给权力寻租活动带来很大的空间和便利条件。
二是糖衣炮弹疯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用糖衣炮弹打共产党干部的是特务、地主和不法资本家等一小撮敌对分子，而现在用糖衣炮弹打共产党干部的大都是自己人，行贿行为人遍及各行各业。例如，企业为了赚钱向政府官员行贿，下级为了提升职务向上级行贿，百姓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向各行各业的“现管”行贿，甚至这个公家单位为了本单位的小团体利益也会向那个公家单位行贿。糖衣炮弹的形式也是丰富多彩，过去的糖衣炮弹主要是金钱美女，而现在行贿的种类则是五花八门，除了多种形式的钱贿、性贿之外，还有送旅游、送保姆、送古董字画、送高档休闲会员卡、给受贿对象的亲属提职加钱等等。总之是不怕你不爱金钱和美女，只要你有爱好、有需求，就都能成为行贿受贿的渠道和工具。
三是思想觉悟低了。近百年来，党员干部加入共产党和当干部的动机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战争年代是为了“建立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是为了“建社进共”(建设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八九十年代是为了“振兴中华”，而现在不少人则是为了“一人当官，全家光荣”。在这些人看来：“进步就会有权，有权就会有钱”。 党员干部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降低，除了组织上管理教育薄弱等原因外，与整个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下降也有关系。例如，五六十年代的少年儿童唱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要做的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而现在的少年儿童唱的是“独自去偷欢”，要做的是“出人头地的人”。可以想象，将来他们入了党、当了干部，思想境界会是什么样子。
四是管理教育松了。在对党员干部的管理上，现在是“靠上级监督下级——离得太远，靠同级相互监督——实在太软，靠下级监督上级——风险太大不敢，靠群众和社会监督——不了解情况太难。”在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上，现在“集体学基本是传达文件听报告，自己学基本是上网和读报，廉政教育基本是看警示录像片，开展批评基本是出谜猜谜弯弯绕。”
二、这些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主要教训
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建设面临更加复杂严竣的考验。可是，我们党前些年的某些领导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时，在认识一些重大问题和制定方针政策时，却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偏离甚至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结果在认识和实践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映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教训：
一是全盘否定阶级斗争，使全党丧失了应有的警惕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 ，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想想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再看看今天的情景，让人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在60多年前讲的这段话，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现行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指出：在现阶段，“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现阶段，在我国存在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与敌视、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之间的斗争，以及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些年来，别的不说，单说反腐败方面的案子，从厦门远华走私大案的赖昌鑫，到上海社保基金案的张荣坤，再到重庆不雅视频案的肖烨等，这些不法商人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地用金钱、美女和针眼摄像机等，把一批批党员领导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拉下水，这不是糖衣炮弹是什么?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象这样的案例，在全国何止成千上万!
可是，文革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些年，在党的许多重大文件中，阶级斗争根本不提了，相反，谁要是提一下阶级斗争，马上就遭到围攻和一片叫骂声。由于在事实上全盘否定了阶级斗争，使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在许多党员干部的眼睛里，现在中国完全是“太平世界”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了，要说有坏人，也就是极少数恐怖分子。我想，如果雷政富等人的头脑里还有根阶级斗争的弦，可能也不至于被糖衣炮弹打倒。
二是谈化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使许多党员干部丧失了信仰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现行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可是，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党的文件、报刊和党校课程，却只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少提共产主义。而与此同时，说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言论却甚嚣尘上。其结果，使许多党员干部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再加上不少领导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贪腐，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许多基层党员干部心想：党的高级领导都不信马列信金钱，不讲主义讲生意，我们信马列信共产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虽然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风气变坏，许多旧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社会丑恶现象都在中国重演了。这使许多党员干部产生了疑惑：我们不是共产党吗?不是要搞共产主义吗?怎么搞了这么多年，倒反而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社会公平和社会风气方面，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了呢?你说，这种情况，怎能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呢?
三是取消了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使许多党组织丧失了自我净化的能力
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通过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来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他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1937年9月7日)中又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毛泽东同志还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党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作为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基本方法。1945年4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他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就能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在毛泽东时代，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是很正常的事情。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地揭露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保持和发扬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各级党组织也通过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不断纠正了各种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加强了党组织的团结，加强了党内监督，保持了党组织的肌体健康，使其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可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片面地吸取文革时期的教训，各级党组织在实际上取消了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使许多党组织丧失了自我净化的能力。众所周知，这些年来不搞“运动”搞“活动”， 搞了一个又一个学习教育活动，如“三讲”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先进性教育活动、科学发展观学习教育活动等等，按常理，这些活动本来都应该成为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平台，可实际上，严肃的党内思想斗争却从未开展过。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与好人主义却在党内大行其道。许多党员和干部，“批评上级——怕受到打击报复，批评下级——怕丢掉选票，批评同级——怕以后办事不方便”，因次，以“多栽花少种刺”为宗旨，为了“保持一团和气”，“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正是由于取消了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使许多党组织丧失了自我净化的能力，其结果就是各种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在党内日益泛滥，许多党员领导干部最终走上贪腐之路。这些年来，我们党连二三十个最大的干部都没有全管好，就是取消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所造成的恶果。
四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言行不一，严重败坏了党的作风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可是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言行不一，严重败坏了党的作风。这些年查处的贪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演技高超的演员，都是两面人。他们在组织和群众面前装得象个圣人，讲得头头是道，扮得象模象样，高尚得甚于雷锋，廉洁的近于洁癖;而在背地里却是五毒俱全，什么贿赂都敢要，什么坏事都敢做。他们嘴上说任人唯贤，实际上任人唯钱;嘴上说勤政廉洁，实际上勤挣连劫;嘴上说道德修养，实际上二奶包养;嘴上说三个代表，实际上群带乱搞。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许多贪官长期没被发现，反而接连得到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广大群众虽然对腐败问题十分不满，但大家更气愤的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言行不一的恶劣作风，当面唱着为人民服务的高调，教育别人廉洁奉公，而自己在背地里却大肆贪腐。大家说，党员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这是当前最大的不正之风。
五是不让群众监督，使公权力失去了有效约束
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这也是毛泽东时代腐败问题很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依靠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为了对付官僚主义和防止党的领导干部腐化变质，他还曾经提出把公民有罢工和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自由写入宪法。可是近二、三十年来，却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名，不让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最后导致腐败问题愈演愈烈的严重恶果。
在我国，腐败问题初步显露出来，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大批在文革中靠边站的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后，其中一些人非但没有从正面吸取文革中受到群众运动冲击的教训，反而在以权谋私方面变本加厉，放开手脚大干起来。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位文革中受过冲击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1979年，有一位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很强的军旅诗人叶文福，针对这件事写了一首诗，题为《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对这位高级将领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同志式的批评。这首诗在《诗刊》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正面反响。可是，却被人批示：“诗人，你不能这样写。”在总设计师的亲自“关照”下，叶文福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迫脱下军装。叶文福事件以及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公权力和掌管公权力的人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以致一些掌管公权力的人变得肆无忌惮，以权谋私的问题也愈演愈烈。
大家都看得到，这些年在各种媒体上，可以肆意攻击谩骂开国领袖毛泽东，却不能批评现任和退下不久的各级领导干部(组织已宣布查处者除外)，谁要是在网上发帖批评，哪怕说得再正确再符合事实，也要马上删除。有的县太爷甚至派人，把在网上发帖批评自己的人抓进大牢。一些群众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不怕民众批评自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为什么还要怕老百姓批评自己呢?
综上所述，我们只要认真总结近二、三十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一定能够遏制和消除腐败。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树立和保持共产主义信仰，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的斗争，遏制了人的私欲;通过上对下和下对上的双向监督特别是群众性的监督，有效地约束了公权力和掌管公权力的人。因此，在毛泽东时代，腐败的问题比较少。既然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党能够有效地防止腐败，那么在今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就做不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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