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骂人，骂余英时。我之所以产生这个骂人冲动，就是因为看到了他余英时的一篇文章——《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准确地说，所谓看，是匆忙间从微信朋友圈扫了它一眼。微信朋友圈里的这篇文章，在引用之前不忘对余英时吹嘘几句，除了说他是钱穆先生最得意的门生，还是“唯一在三个美国一流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任教的中国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获得过“被誉为人文社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以及“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也是公认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

　　云云，暗示了他文章的不容置疑。说实话，我非常愿意认可对余英时的这些肯定和赞誉，更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向余英时先生学习“从中国史的观点”如何看毛泽东，以至从“中国史的观点”看其他人。的确，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接受余英时对毛泽东的适度贬损，我还是对一个著名史学家的客观、理性、深刻等品质满怀正面期待。

　　但是，还没有看几段，我就深深地失望了，这一失望是如此意外，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不已——余英时该是一个立场多么偏激、水平多么低劣的人啊。就这样任由欺世盗名者继续欺世盗名?任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其叫好?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发自内心的义愤迫使我从网上下载了这篇文章，针对性地引用其中的部分语句，揭一揭余英时那差得可怜的文化涵养，批一批余英时那令人不齿的嘴脸，骂一骂余英时这个自欺欺人的东西。

　　一、混乱的逻辑

　　说实话，把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很是语无伦次，请看：“历史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而论断一个刚刚走进历史的人物则尤为不易。”“最困难”之后，还有“尤为不易”，我开始有点担心这个余英时说话不靠谱。另外，从语法角度讲，这句话开头加上一个“对”表意才准确。对这些“小毛病”，我可以不计较，更急于想看看余英时的“干货”。

　　整个第一段，余英时只是找理由谦虚了一番，说“本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只是个人的一种偏见，绝不敢自视为‘定论’”。看来这人也是未脱流俗，不似他的老师钱穆先生在论述问题时那般有确定的主见，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做贼心虚。

　　二、先入为主的评判

　　到了第二段，我还是没有看到“中国史的观点”，看到的都是余英时的主观论断，先是极不情愿地表示“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已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紧接着就抛出“这种影响的性质究竟如何则迄今尚在讨论的阶段”，摆出了一副学者探究的架势，实际上内心的立场和用意已经昭然若揭。余英时随之开始满嘴跑火车：“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是愈来愈低”。我开始纳闷了，如果说“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有波折和起伏，我不否认;但如果说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愈来愈低”，我作为见证这段历史的“中国人”中的一员，从自己的切身观察和感受出发，绝不认同这一歪曲的判断;并且，正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岁月里，大多数中国人经过现实的教育，才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这一认识比在毛泽东生前更为客观，更接近历史的真理。

　　接下来，余英时煞有介事地说：“这里便透露出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泽东和其他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不但如此，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不说余英时莫名其妙地乱用“消息”这个词，也不说这个东西恶毒地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划分为同类，也不说他这个老贼将“伟大”和“权势”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单说“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事实难道不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大陆民间自发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毛泽东热”吗?毛主席纪念堂门外不是总会排起长长的瞻仰队伍吗?读到这里，这篇文章中所谓中国史的观点，已经愈来愈远了。

　　三、低劣打造“中国史的观点”

　　哦，下面第三段终于冒出“中国史的观点”了，但是余英时不忘瞎扯一句“西方有英雄崇拜的传统”，随后才是“中国的传统则不重视英雄”。余英时你这个东西，从夸父、女娲、后羿，到屈原、荆轲、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秋瑾，再到姜子牙、花木兰、关云长、秦叔宝、武松、韩林儿、吕四娘，或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或文艺形象，中国的传统哪里不重视英雄了?特别是，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干什么的?你这个乞食于美国资本家的所谓文人，不知道梁启超有一句“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的论断吗?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讲，“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很明显，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之所以能传承下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从古代走到现在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重要一席，就是因为中国从古到今，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它自己的脊梁，也就是有自己的英雄在支撑着。

　　是的，奴仆眼里无英雄。将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污蔑为“不重视英雄”，余英时，我相信不是你老眼昏花，而是猪油蒙心，更是标准的数典忘祖。“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这句话是革命先烈郁达夫在鲁迅追悼会上说的，从你余英时的表现来看，真是对我们必不可少的警示和教育。

　　由此，我已经对余英时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这个老家伙的文章也够配合，接着来了这么两句话：“以中国十亿人口而言，毛泽东最后二十年中对他们所留下的记忆除了灾害与苦难之外实在别无他物。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是不能乐观的。”

　　那么，余英时，一九五六到一九七六这二十年，中国人口数量达到十亿了吗?亏你还知道提及中国人口，按照你的逻辑，好像中国人都被毛泽东给饿死和迫害死了吧。现在为了攻击毛泽东，却又借用尽量多的人数，不顾基本的史实，用你的嘴把中国的人口数给暴涨到十亿。而你不知道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没有出现历史上改朝换代时的人口大规模减少现象吗?随后就是中国的人口稳步增长吗?对于你嘴里的“灾害和苦难”，我相信中国人的记忆中会有，但是，中国人更有战胜灾害和苦难的豪情壮志和惊人成就。对此，有无数的材料可以证明，就连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旁观毛泽东时代》一文中也认为，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你却无耻地采取了选择性屏蔽，代表“十亿”中国人表示“别无他物”，可谓是对着全世界大撒其谎。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你信口雌黄的伎俩竟然如此拙劣!

　　那么，余英时你这个文妖，借用你的句式来说，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恰恰是绝大多数人心中的大英雄;所谓“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不容你这种品质恶劣的人歪曲。而你余英时，在污蔑毛泽东的时候，于史学、于修养、于人品，都恰恰暴露了自己不过是一个小爬虫。

　　四、毫无历史发展观点的小人之心

　　到了这篇文章的第四段，余英时才终于正式提出了他的“中国史的观点”，这个姗姗来迟的观点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毛泽东最后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着他的正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那一部分——君主专制”“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我非常惊讶，所谓在三个美国一流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就这点见识?就不能对君主专制进行一点点理性的历史分析?你的心里就没有一点高尚的念头?就一点不理解别人为天下劳苦大众的情怀?

　　是的，在毛泽东之前，中国有无数英雄豪杰，都是为皇帝、为自已打天下，唯有毛泽东，是为穷人闹革命，家破人亡在所不惜;亲人没有剩下几个的时候，还要把儿子送上前线。积贫积弱的中国，从毛泽东开始根本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他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让中国人站起来了。同时，他带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很多国家，这些变化要经历几百年，要经过很多战争，死很多人，但是，毛泽东一句话，中国妇女就有了选举权，就可以自由恋爱，一步实现了男女平等。这不是专制，这是历史的巨大飞跃，这种观念在当时世界各国是最进步的。不论中国还是外国，历史上没有哪位君主鼓动他的子民去造反，如果毛泽东是君主、搞专制的话，为什么他总欢迎人民批评监督?为什么还总发动群众运动?为什么还发动文革?为什么还教导人民造反?历史上哪有这样的专制?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

　　《东方红》是陕北农民自发唱出来的，这首歌实际上从来就没几个歌唱家登台演唱，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底层老百姓在传唱，可以说既反应了一种普遍的民意民情，又是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

　　再有，你余英时酸溜溜地说毛泽东“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那么我问你：集权者靠什么来维护统治?对于这个问题，恐怕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答案：靠军队和警察对人民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来维护。可是，毛泽东“晚年依仗的”康生、“江青和她党羽”为什么毫无军权?而那些对毛泽东无比崇敬又被毛主席重用的手握重兵、身经百战的元勋，怎么没有一个被弄成亲信?毛泽东又依靠“集权”为个人攫取了哪些个人利益?如果毛泽东是一个中国“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集权者，他为什么在世界上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为什么影响了亚非拉的革命，当年的欧洲街头为什么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

　　告诉你，毛泽东的确享有崇高的个人威望，但这当然不是什么“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权力结构”，而是在无数次历史选择中形成的个人魅力;并且，每一个真正懂得文化的中国人都会相信，毛泽东的魅力在其身后也愈来愈被证明是特别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说毛泽东搞君主专政，不是你余英时老糊涂，而是心眼儿太坏!余英时，你的心地真的太狭隘，太龌龊，太肮脏!

　　五、纯属主观污蔑的“论证”

　　我们在前面已经遇到了余英时两个所谓的“中国史的观点”，一个是中国传统不重视英雄，一个是中国传统政治格局的限制——君主专制。再向下看，余英时除了污蔑毛泽东与周恩来“只有传统的君臣关系”，没有再推出新的“中国史的观点”，却不惜“放下身段”，将某些屑小针对毛泽东的污蔑与谣言搬出来，堂而皇之地转化成“目前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态度”：“大体上把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

　　余英时，你这个阴诈小人，不要再刻意贬损毛泽东了。不论“开国”“建国”还是“文革”，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大群人都可以称其为“有功”“有错”“有罪”，但是对毛泽东这样评价不可以，因为毛泽东不是普普通通的“有”的问题，他是其中公认的最高领袖，绝不是一个泛泛的参与者。

　　并且告诉你余英时，目前“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最严重不过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功绩。但是，历史的实践无数次表明，毛泽东不愧是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自主和现代化的旗帜，其一生在大方向上始终是正确的。随着一个个谣言的破灭，毛泽东越来越呈现出可遇不可求的伟人风范，人民越来越怀念毛泽东。而某些敌对者不甘心造谣失败，当然也会愈来愈穷形尽相地污蔑毛泽东;很不幸，你余英时就是这些蠢货之中非常丑陋的一个。

　　先说所谓“开国有功”。你余英时先是不得不承认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却又为了达到自己阴暗的目的，“另辟蹊径”，进行“价值判断”，抛出“这样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单从你举得例子来看，我不得不说，你这个老家伙的小聪明，耍得实在是小。我问你余英时，统一中国的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推翻满清?袁世凯的贡献也不比孙中山小啊。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拉地区，很多国家都有共产党，但像中国这样取得革命成功的国家有吗?而甘地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不是一分为三了吗?什么是“现代国家”?毛泽东建立了一个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再说“建设有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建设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有统计资料为证，有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为证，有两弹一星及核潜艇为证，有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证……某些“精英”诋毁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出于自己的人民性，迫使精英也和工农大众一起，承担了一部分高积累的代价，精英们为此怨声载道，哭哭啼啼地控诉了三十年，这恰好说明了他们是极端狭隘自私的一群，也说明了他们是对国家民族毫无责任感的一个阶层。

　　最后说说所谓“文革有罪”。尽人皆知文革的锋芒所向是指向官僚和知识精英的。在文革结束以后，官僚和知识精英在一个没有任何“天敌”的环境里尽情表演了三十多年。他们的表演如何?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余英时无视众多历史资料记载，完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毛泽东主要对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历史贡献的肯定，歪曲为“毛泽东一度表现过向曹操认同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还有文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缘故”，还特别加上一句“毛泽东的文学修养自然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其实，毛泽东的文学修养举世公认，我们且不争论哪位高下，但怎么就不能“相提并论”呢?

　　六、结语

　　关于余英时的种种不堪，本人已经懒得再多说了，各位可以看他本文后的那篇文章。

　　警告某些装做有修养的人，不必攻击本人的开骂。因为在客观上，人骂人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生活中、网络上都常见。从人之常情甚或本性来说，不骂人是虚伪的。这就说明，骂人依然是人类社会斗争的必须和常态。别说骂了，豢养余英时的美国主子不是一直在发展着毁灭世界的最先进武装力量吗?相比残酷的战争，骂人是何其文明的斗争方式。生活中有人也会天真地“鄙视”他人“相信武力”，顺便提醒一句这样的人，反思一下历史和现实，反思一下自己!

　　钱穆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学术真人，他的所谓得意门生余英时却徒有虚名，我真的极为失望，无法不鄙视之。由此可知，有其师真是未必有其弟子啊——余英时实在是一个心理狭隘而阴暗的人，最关键的是，竟然没有学问，毫无可学之处。

　　余英时曾经借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名言，说过一句牛逼轰轰带闪电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小人大口气，而是被西方的“桂冠”逗得忘了北之后的夜郎自大。而客观事实却是，余英时在哪里，中国文人的龌龊就在哪里。

　　据说，“大陆有关方面”很想余英时能回国“看看”，可惜怎么请都请不回来。本人在此正式呼吁，“有关方面”千万不要让这个东西回到大陆，浪费中国农民种的粮食!

　　正所谓“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余英时这种选择性装神弄鬼的玩意儿，对他讲真知与理性就是对牛弹琴，也实在是高抬了他。

　　【附】余英时：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

　　历史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而论断一个刚刚走进历史的人物则尤为不易。中国人所常说的“盖棺论定”其实大有斟酌的余地。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说人的言行表现至死而告终结，不再能有反复而已。但对于死者的看法则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定论”，而且既“定”之后，仍难保不再发生反案的情况。我首先声明这点意思，以表示本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只是个人的一种偏见，绝不敢自视为“定论”。

　　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已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这种影响的性质究竟如何则迄今尚在讨论的阶段。回顾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来的舆论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著的客观趋势，即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是愈来愈低;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之中。这里便透露出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泽东和其他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不但如此，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

　　此中关键即在于他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西方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希、史两人虽各在人间留下不少罪孽，而依西方的标准言，终不失为“英雄”，因此自有其可资后市欣赏之风姿。中国的传统则不重视英雄，对死者的情感端视其人是否留有足够的德业可供人去后之思。这恰好是毛泽东生命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思念他的人当然也是有的，像江青、姚文元以至汪东兴、陈永贵之流，凡是在他生前得过好处的人现在自然会对他倍加怀想。但是这些“攀龙附凤”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以中国十亿人口而言，毛泽东最后二十年中对他们所留下的记忆除了灾害与苦难之外实在别无他物。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是不能乐观的。

　　在这篇短论中，我不准备、也不能全面地评论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作为一个史学工，我只想是从中国史的观点来估定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毛泽东在生前一直以“革命”为标榜;通过他的一些极左的言论，他更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个最彻底的革命领袖形象。但是如果我们稍稍留心这四年来中国大陆所不断暴露出来的有关毛泽东晚年的言行，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最后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着他的正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那一部分——君主专制。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统而是相当于传统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势力：如康生正是魏忠贤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党羽自然是诸吕、诸武一流的势力了。以行为而论，中国历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征如远贤臣、亲小人、拒谏饰非之类，毛泽东实无一不备，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我并不是说，毛泽东一切的思想与行为都在中国传统的笼罩之中。他确有其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一个最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者。但这只限于他在自觉的思想状态之下为然。在潜意识里他则不折不扣地是传统的俘虏。传统的一面在他早年的诗词中已有清楚痕迹，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四九以后才全面地爆发出来。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则绝对腐蚀人”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原理。一九四九以后，在绝对权力的腐蚀之下，革命的毛泽东逐渐让位于传统的毛泽东了。这绝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事实上环绕在他周边的几乎没有人不把他当作开国皇帝那样奉承。不说别人，当我们读到许多有关周恩来如何“忠于毛主席”的小故事，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们之间只有传统的君臣关系，而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中国大陆上这几年来才开始反省中国“封建”传统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的问题，实在未免迟了一步了。

　　目前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为了应付党内的困难不得不推崇他，但另一方面为了重新建立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不得不批判他晚年的一切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是大体上把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

　　现在我们先谈谈应该怎样估价他的“开国之功”。今天中共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正确与否是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新中国”这个名词。如果说“新中国”是指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那么这句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所谓“新中国”涵蕴着一种价值判断，以为没有毛泽东则中国今天将仍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那么这个论断则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苏俄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以，亚非地区大大小小无数的旧殖民地或被压迫的民族都一个个地获得了解放、并建立了新的国家。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一直在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之道，毛泽东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人。但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中国事实上已摆脱了旧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而且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联合国的“五强”之一。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则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这个新政权的成立颇藉助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国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并不是从一九四九年才开始的。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毛泽东的“新中国”在社会革命方面所表现的意义是远大于民族革命的。

　　毛泽东接受了“五四”以来反传统的思想洗礼;在自觉的层面，他是和传统全面决裂了的。但是，我在前文已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的跳出传统的藩篱。以思想的内容而言，他是反“封建”的。但以思想的方式而言，他却把“封建”发展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他所运用的建筑材料全是新颖的，而他所想建造的地上天国则依然是陈旧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新中国”竟成为“封建主义”无限泛滥的重灾区。这样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是没有“新”的意义可言的。

　　由此可见，就毛泽东的所谓“开国之功”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评价和一般人民的评价是大有距离的。这和汉代朝廷与民间对汉武帝的评价之截然异致，先后如出一辙。汉宣帝要颂扬汉武帝开边的功德，特别下诏为武帝立庙作乐。但是当时有一位儒生夏侯胜竟持异议，他认为武帝虽有广土斥境之实，其代价则是“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总结一句话，武帝“亡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见《汉书•夏侯胜传》)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尊重向来只注重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对人民有没有“功德”、是不是“遗爱在民”。让我们再举秦始皇为例。《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

　　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何以会稽独祀秦始皇?这当然是因为始皇曾于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上会稽、祭大禹，又在会稽山上留下了著名的石刻文字。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还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秦皇、汉武诚然“略输文采”，但这两个人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从对人民有“功德”的观点看，毛泽东显然并不能胜过这两人。尤其是汉武帝，晚年曾下轮台诏，自悔其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的种种作为，这更是我们在毛泽东身上找不到的质量了。最后我也想略说几句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与“罪恶”的问题。这一方面，许多人都已说过了，以后也还会有人继续深入地发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个历史人物作一对比，这就是他生前曾欣赏过的曹操。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曹操绝不是一个反面人物。毛泽东一度表现过向曹操认同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还有文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缘故。毛泽东的文学修养自然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但是他确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这两人都有不同。曹操毕竟生在汉末，虽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无忌惮之人。他至少还相信历史上尚有周公这种伟大的人格存在(见他的《述志令》)。毛泽东在极端过激思潮的激荡之下，则早已流入虚无主义一路。

　　据服侍他的人所写的一篇文字，他熟读历史，但是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权谋机诈一类的东西。他以自己的心度古人之腹，因此认为历史记载都是假的，都不足信。史书中当然有虚饰，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可是如果一个人过分地发展虚无史观，满眼看去只见到“脏唐臭汉”，那么他便不可能对人性有任何信心，也不可能对人类未来抱什么理想。而毛泽东便恰好是这样一个人。

　　再以才力言，两人也迥不侔。许子将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大约可算得确评。但毛泽东则只是乱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远不是毛泽东的敌手;以能臣言，毛泽东却是连影子也没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根本不曾为能臣，他终其一生只欣赏“人与人斗，其乐融融”的奸雄境界。

　　毛泽东和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恶则属于同一性质的。顾炎武评曹操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在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条)毛泽东由于无知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都还是有形的、也是比较容易补救的。唯有他为了遂一己夺权之私，不惜玩弄纯洁的孩子们，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绝大的骗局，使大多数中国人今天都对中共政权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们对一切理想主义都不再发生兴趣，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救治的精神崩溃症。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人因为望治心切，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寄过深望，尤以知识分子为然。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惜牺牲个人的利害、抛弃个人的尊严，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社会上的一般风气确是比较淳厚质朴的。但是毛泽东却一再地欺骗他们、整治他们，并以搞“阳谋”而沾沾自喜，终于把这样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完全糟蹋掉了。根据我个人这几年来的体察，现在中国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总之，大陆上的中国人显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国初期的那种共同的热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干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堕落成保权保位、有家无国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这一弥漫在全中国的精神崩溃症，毛泽东是不能辞其咎的。

　　借用顾炎武的话说，“毁方败常之俗，毛泽东一人变之而有余”。这当然并不是我故意夸大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借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个人，又恰好占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以上我从中国史的观点对毛泽东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略作说明。我所引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泽东生前曾在不同阶段与不同情况中发展了自我认同的历史人物。他与这三人都各有异同，未可一概而论。但大体言之，所同者在过失方面，所异者则在功德方面。从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毛泽东却代表了一种纯否定的精神。这大部分是时代的悲剧造成的，却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补充一笔，中国史上和毛泽东的形象最相近者则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泽东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挖深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按：这是朱元璋克徽州后，由儒生朱升向他提出的。见高岱《鸿猷录》卷二“延揽群英”条)这样明显的模仿颇足说明毛泽东向朱元璋认同的深度远在前三人之上。这为心理史家(Psycho-historian)分析毛泽东的历史人格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线索。

　　我很盼望将来有专治心理史学的人在这一方面作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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