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不知从何时起网民们习惯在其称呼上加上一个引号，这引号并不是简称的意思而是所谓的意思，因为在人们眼里“公知”们的思想越来越反动。众所周知，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专家、教授被人民群众骂做“砖家”、“叫兽”，“砖家”是对他们不学无术的蔑视，“叫兽”是对他们道德败坏的叱骂。而“砖家”、“叫兽”都是“公知”的组成部分，从不学无术到道德败坏又到思想反动，正是当下“公知”们的心路历程和发展规律，公共知识分子中这类人多了就会量变引起质变，自然名声扫地，让“公知”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本来知识分子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充当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的良心，不料到了今天居然变得如此声名狼藉，实乃民族的不幸，社会的悲哀。
近段时间，“公知”们遭遇了两件让他们闹心的事。
一件事就是“王伟光事件”。前不久，中央委员、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党刊上发表了一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重新强调了一下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不料却捅了“公知”们的马蜂窝，他们一哄而起对王伟光进行围攻，大骂王伟光是毛左分子、文革余孽、法西斯，要求当局处分王伟光，甚至要绞死王伟光。不过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嚣张气焰遭到了广大网友的迎头痛击，更让他们失望的是，官方竟然没有表现出一点支持他们的意思，这和对待重庆那次事件的态度大相径庭。
其实王伟光何罪之有，他不过是简单介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常识而已，而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都早已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党章和宪法。所以问题不是出在王伟光头上而是出在“公知”们的头上，是他们自己无视党章挑战宪法。他们攻击王伟光的武器是邓小平理论，指责王伟光违背了邓小平关于反对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示，然而，反对阶级斗争为纲并不等于反对阶级斗争，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能代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才是完整的邓小平思想，并且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基本点不行，只有一个基本点也不行，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公知”们割裂邓小平思想，自己不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反对别人坚持，对坚持的人恶毒攻击，肆意污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的底气何来?底气来自他们自身，这些“公知”往往身居要职，掌握话语权。底气还来自他们的后台老板，那些身居高位的贪官和裸官，这些官员是暂时没有被整肃的权贵，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这些权贵一心想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要达此目标必然要反对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公知”们是附在权贵皮上的毛，双方休戚与共，在“王伟光事件”中“公知”们积极充当权贵们的鹰犬便是情理中的事。
另一件事就是“新焚书坑儒事件”。日前有人在微博上爆料：政府下达内部通知，要求将余英时、九把刀的书全部下架，野夫、茅于轼、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等人的书不予出版。爆料导致网上形成了一个舆论热点，有人宣称这是新的“焚书坑儒”。笔者从未读过这些人的书，也不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只看到环球时报把他们归纳为台独分子、支持香港占中、反主流、反体制的人士。不过我最了解的是茅于轼，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书但看过他的几篇文章，可以直白一点说，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把茅于轼和这些人并列可见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想当年茅于轼诽谤开国领袖毛泽东遭到5万群众的集体起诉，本人也位列其中，但结果是递交起诉状的人遭到上海公安局警察的殴打，茅于轼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愈发变本加厉起来。然而曾几何时，今天他又成了“被坑的儒”，虽然言过其实但也反映了官方部门的一种态度，可以说官方已经认识到，茅于轼之流与现有体制格格不入，与国家主流政治路线相对立，是形形色色的颠覆力量。对于这样的人应该来个真正的焚书坑儒才对，以消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心腹大患，但官方不过是对他们的书做下架停刊处理，算是予以薄惩吧，其中警告的意味甚浓。然而较之过去对他们的姑息纵容已是大大的进步了。
上述两件让“公知”们闹心的事，的确反映出党的十八大后官方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与“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有关，与“反腐败运动”有关，与习总书记“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思想有关，也与美国加紧反华步骤有关。当然变化是微小的，渐进的，惟其如此才是稳妥的，见微知著，只要坚持这条路子走下去，就会由小变到大变，积小胜为大胜，对此，我们应该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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