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新左翼文艺群
（4新-4）
杨 鲁：主义之辩兼评时事
引子：笔者自9月23日在《红旗文稿》上看到这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旬月之余，口诛笔伐者有之，主张正义者有之，林林总总，时至今日，笔者粗略统计一番，衍生出来的各种文字不下五十余篇，围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的争鸣，其已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学术争鸣的范畴，无论是拥护者，亦或反对者，本身就自动分化为了两个阵营，其实质还是“主义之争”，亦即文中所强调的要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以求解当前社会大量存在的“主要问题”，而这些“主要问题”，仍然不过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两个阶级”的斗争，如此，用“阶级分析方法”这条总纲便能拨开云雾见天日，便能解释了“房子不是为穷人所盖”之惊天“豪论”底气何来？正如一段时间以来，甚嚣尘上的所谓“占中”运动，“撕裂”的不仅仅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历史的规律早就告诉我们，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时，社会必然会“自然”的分化--它本身存在着的不同的阶级，这是由于阶级社会自身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着的，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由此，笔者不禁有三问，一问堂堂“人民共和国”为何坚持人民之国体反遭挞伐?二问何人“授权”胆敢肆意围攻一个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带头人?三问如此明火执仗的恶意中伤文章的行为是不是“文革余孽”?
笔者认为这是一场事关“国体”的关键之争，事关习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中国梦”的“国运”之争，事关新时期文艺工践行党的“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根本大计。试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之不存，民何以堪?值此党的四中全会召开之际，更加彰显了两条道路斗争在新时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反映，这是一场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聚焦在一起的斗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还在继续，一百年也还会有。笔者也凑个数，大概从两个方面简要谈谈个人的一点浅见，权当抛砖引玉之论罢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三十年来，为我们的敌人所发挥的淋漓尽致，反倒是被我们自己丢弃的一干二净的一个观点。曾经为我们自己信手拈来，为我们的敌人所广为熟知的“凡是敌人所拥护的，就是我们所反对的;凡是敌人所反对的，就是我们所提倡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武器，这把“刀子”，现在已经被我们弄的丢盔卸甲，甚而面目全非。当敌人对我们发动猖狂、激烈的进攻时，我们反而不知所措，甚至主动放弃自己的阵地，这也就是王伟光院长此文诞生的“社会存在”的重大积极意义，本来是“并不输理”的一件事，怎么就变得不那么“光明正大”和“义正词严”了呢?倒是那些反对的声音真真是“理直气壮”，何其怪哉?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呢?!因此，我们今天领会此文，特别是习总书记近期的“两个讲话”精神，就更要活学活用这把“刀子”，打蛇要打七寸，敌人对我们“直捣黄龙”，我们就要“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我们也要直插敌人的心脏。
同样的，我们所坚持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会反映在三十年来的社会实践中来。三十年来，每一项具体的“摸着石头”的探索如果算是“偶然”的话，这一项一项的“偶然”则汇聚成了今天的“必然”。当肇始于“大包干”的农村改革，如果说的确曾经让农民兄弟过上了日日枕着白面馒头睡的“好日子”，那么，谁来反思其实早就注定了今天“失地农民”频频出现的必然结局，当然，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吧，不过是再次验证了何为小仁小义、何为大仁大义?当“一股就灵”大行其道，作为“老大哥”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被逐渐瓦解、消融，就注定了下岗、再就业、颠沛流离的无产者生活;当教育变成了市场化的工具，我们的孩子们每日间“吼吼哈哈”、“卿卿我我”，而不知“国人的脊梁”为何物，也就必然面临着毕业即失业、就业即打工、有奶便是娘，不过如此。诸如医疗市场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还有那本该千刀万剐的住房市场化、主粮市场化、金融市场化，凡此种种，商人逐利乃本分，社会逐利，非取亡国灭种之道，不知为何?遥想当年“美好”的“民国范”：三毛流浪于十里洋场，辗转于漏船破屋，即使是给“富人”当干儿子，终难逃“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凄惨命运;“小开”们徜徉于霓虹灯里，三栖明星流连于洋房温床，衙内衙外、庙堂之高、明镜之悬，猛然间，犹忆起，当年新中国之初，岸英一次对思齐所讲：“三毛的种种遭遇，我和岸青兄弟三人在‘大上海’是都‘品尝’过的，唯独没给资本家当过干儿子。”每当想起这些，如历历亲见，如感同身受，如泪流泉涌。不由得想问问，时人再次唱响“女人花”时，作何感想?那个“大上海”是穷人的“大上海”吗?这些，离我们似远而近。
反观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个观点，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是能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在斗争中实现的，而不是无为而治的。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都是在乎一个“治”字，最终的落脚点在乎一个“人”字。正如习总书记在文艺工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文艺工要做“先觉者、先行者”，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呢?发挥出“正能量”呢?一要脚踏实地接地气。要树立“两为”方向，这是一个根本。只有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才能够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然，就变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多年以来，我们只要一提落实党的文艺工作政策，似乎就是什么“双百”方针，有的人是忘记了，有的人是回避了，有的人是害怕了，有的人是歪曲了，但是不管怎么忘记、回避、害怕、歪曲，都改变不了一个注定的事实：一旦背离了或丢弃了这个根本性质的方针，我们也就变成了不辨是非、不辨真假、不辨美丑的“应声虫”、“变色龙”。没有毒草，何谈香花，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毒草”终究是毒草，就好像农民不拔除“杂草”，焉能收获“五谷”，工人不给机械“除锈”，则机械必然变成废铁。二要双百方针求发展。“两为”、“双百”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二者自然不可偏废。只有懂得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性，只有坚持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性，才能够在“社会存在中”践行文艺的“双百”方针;同时，坚持文艺的“双百”方针，就是要团结最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而绝不是盲从于此，作为文艺的“先觉者、先行者”，就要走一条团结群众——站在时代的前沿——为着文艺的新胜利而斗争之路，这才应是主流的文艺意识，而不应是那些“笑过之后留下一片白地”的“三俗文艺”。新时代的“社会意识”除了应是知道哭是为谁而哭、笑是为谁而笑，我们还要将这战斗溶于这哭笑之间，并告诉人们有产者是绝不会真心哭着无产者之哭，更不会笑着无产者之笑的。谈到这里，不禁令我再次想起那个“房子本就不是为穷人所盖”的典故，当三世房奴遍人间的时候，我们“先觉者、先行者”更要负担起“唤醒工农千百万”的责任，用蘸着鲜血的“馒头”作“药引子”，来给人以希望，来疗世救人，因为“无产者砸碎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
（甲午年闰九月初四三稿 鄂尔多斯）
群号：22517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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