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事凸现毛主席时代权威惯性的丧失
——简析“专政文章”与“香港占中”
李甲才
2014年10月18日
“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反之有害中国，这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1840年以来的174年，从没有到有社会主义，再到“中特社”就是最好的证明。如若一时重建社会主义不能成功，将从反面反复证明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为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的输出扩张由实物变成了用武力威慑保护下的“规则”来完成。
当西方国家船坚炮利、飞机满天耀武扬威的时候，中国却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饱受各种反动派的肆虐荼毒。不走社会主义的捷径，仍然按照资本主义的ABC程序亦步亦趋，怎能快速走到世界的前列，争得大国的应有地位?走回头路必然是旧景重现，“王文”遭遇和“香港占中”是无数事实中的两例。
一、专政文章
2014年9月23日，社科院王伟光院长发表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措辞较为低调，无任何闪光点，这在1976年前那个理论小组都可信手拈来。只是把革命导师对国家和专政学说的经典论述稍加罗列，还不时小心翼翼的打出邓的旗号，又举出《宪法》的规定，重复了以往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比如“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似捅了马蜂窝，声讨、批判之声铺天盖地，有的甚至叫嚷要用绞刑。这下不见《宪法》条款的尊严、学术、“言论自由”了，再次证明了“自由”的阶级性，也就是没有抽象的民主权利。
院长无左转之力，但“左灯”必竟颜色不同，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立即有了韩钢《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驳文章。目前竟连“左灯”打的都不顺当，可见几十年积累的否定马列毛主义的势力疯狂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时代就在“一些地方收效甚微”，所建立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现在已经是荡然无存。王院长在当前能写出此类文章实为难能可贵，即便是刻意安排的“唱红脸”，也说明本身的思想和政治素养，没有被转型接轨以来精英们的自由化政治、思想路线消磨净尽。
毛主席逝世38年了，1976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的政治威力，被“阶级斗争熄灭论”所利用，确立的优势惯性已消失殆尽，再不把打鬼镇邪的武器拿出来，“中特社”的局面还能正常维持下去不?韩等愚蠢地只知道“画地为牢”，不敢再越雷池一步。现在要专谁的政?是“混改”中的内外资本家吗?
社会主义多年来所剩无几，重提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听惯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人们看来是大逆不道、如芒在背，跳起来撕咬是自然而然之事。由社科院长发出这样不同凡响的声音，左翼人员一些颇感意外，一些欢欣鼓舞，都在可预料的情理之中。
二、“香港占中”
内地是有实无名的资本主义，香港是名正言顺的资本主义，提出“港独”就成了另一范畴的问题。历史上国家分裂多次出现，统一有利于人民的一面;西方豢养的分裂势力坐大，也是重建社会主义的阻力，所以，左翼有理由不等闲视之。香港就那么一点地方一点人，回归17年，“港人治港”，内地支持保其繁荣，跟目前的独生子女一样，倍加呵护，却不得安宁。
“占中”策划了几年，今年9月28日终于发生了，似一时不能彻底平息事态与产生的深层内因。管与被管始终是有矛盾的，一般应在可控范围，问题的重点是以“民主自由”为幌子，几个人煽起“占中”事件，敢毫不掩饰，叫嚷“港独”、现任“特首下台”、“英国回归”，丝毫不把大陆当局当回事，显失“不战而屈人”的震慑分量，可见其背后依托的势力。特区政府似无胸有成竹的对策，闹事者那样的底气从何而来?
表面看是特区政府和占中者处于矛盾对抗中，实则是“中特社”的中国与美英势力的较量。如同几年前美国在黄海军演，敢在毗邻的近距离耀武扬威，把中国丝毫不放在眼里，呆板的和平崛起把国家搞得弱势到了何等程度?毛主席时代为中国确立的政治威力优势，在“改开搞”中丧失的无影无踪。
为今之计，只有沉下脸来斩断西方屡屡伸出拨弄是、非唯恐中国不乱的黑手，截断“暗战”之源，方能制止香港乱象。一时难以追究中西方的幕后策划者，严惩几个闹事的为头祸首，露头即打，先让领上“现成”再说，知道挨“锉(错)是涩的”，再慢慢体验当走狗追随境外势力捣乱的下场。绝不能让闹事后同无事一样逍遥，也对藏独、疆独、台独是个旁敲侧击。
“香港占中”表明不要社会主义，“港人治港”连民族主义也难以存在。就是擦枪走火了能有多大的事情?美国人对反对者还不是硬打硬砸。看看自詡最自由民主的美国是如何强力镇压占领华尔街的民众?喷辣椒水，多少人被打的鲜血满脸，驱赶清场的画面眼见不寒而栗，最后还给他们认定的领导判刑13年，关进监狱里享受“法制文明”。不要愚蠢的被美国挂在刺刀上的“民主”、“自由”、“人权”捆住了手脚。你用你的武力和其它方式保卫争取你的自由民主，这里也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若社会主义成功，有人反抗，这都是可以参考的反面经验，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从敌人那里学来的。
在美国能容许一个地方独立?几个人挑动闹事非要特首下台，选举新的领导人把“爱国爱港”这个最低的标准都要拿掉，猖狂至极，也是对当事方的藐视。西方长期强势的打压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恐怕一时没有人敢打出“改朝换代”的旗号，最高也只能说些钱多钱少、谁穷谁富的利益方面的事。双方纠缠一阵，作些“雨过地皮湿”的表面妥协，过后统治集团一如既往，还得了个有“民主自由”的名声，倒显得秩序文明，实在是“哄死人”不偿命。
三、国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质变
搞私有制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变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变得虚空，出现脱节，逐步随着经济基础的逆转而蜕变。国家政权体系的性质成为保护私有制，与之相辅相成的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也自然难以保持其原有的“质量”标准。
毛主席在晚年深刻洞察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指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走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因此毛主席发问又强调：“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并专门发布了《马克思死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在全国指引学习的活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从以后两条道路斗争的事实看，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也有一个从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复辟转化时期。决定国家性质的是由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领导集团掌握国家机器，即军队、执法机关和政权机关等。内外私有经济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0%，就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如此，在中国必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构成要件质变，此时的国家成为走资派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时期。
工商业农业私有化，“混改”国企参进私有化经济的份额，是在国家机器控制下的由公向私、由社向资推进的具体例证，反映出国家由无产阶级的统治机关压迫资产阶级极其思想变为相反。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领导下实行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批判、镇压一切反对、抵触社会主义的言行。属敌我矛盾性质的反动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要采取专政手段。现在丢掉了社会主义的实质，《宪法》中有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被置于“空挡”，真正社会主义有名无实。故意抛弃了保证社会主义秩序的对资产阶级专政法宝，王文写了那么几句话，被群起围攻，香港弹丸之地的几个跳梁小丑，也敢公然打出“反华反共”的旗号，是在“中特社”里滋生的恶果。
阶级斗争仍然是纲，“其余的都是目”，世界各国均是或明或暗而已。美国挺进亚太战略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香港占中”是阶级斗争，批院长文章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不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只是狡猾的用虚伪的形式掩盖其搞阶级斗争实质，就像日本把侵略中国说成“大东亚共荣圈”一样。还是马列毛主义好，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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