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特殊性，用官方话语说就是中国特色，在我看来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人民有力量。比较东西方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完全意义上取得成功的底层革命基本上来自东方，并且来自中国。这是一种伟大的历史底蕴，这保证了中国历经磨难而不死，这保证了中华文明成为地球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的落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开始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五四运动更为激烈，几乎要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在中国实现全面的西化。而事实上，他们忽略了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以来中国底层的反抗运动。实际上，我不认为鲁迅先生的批判有多么伟大的现实意义，我甚至怀疑这些质疑声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究竟起了何种作用。而只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从农民的角度去着力解决农民的问题。这才释放了中国底层的能量，创造出无与伦比的奇迹。但历史是有轮回的，各种力量还在反复较量，历史的天空中依然还在回响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回答，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的很？
近年来，以韩毓海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人，提出了如此的观点，中国从宋以来的落后，是源于胥吏之害。我对此很认同，但我不同意胥吏之害等同于国家基层组织建设蜕化的说法。我反而认为，胥吏之害正说明从宋代开始，中国开始了国家现代化的征途，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加速完善。胥吏之害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中国的中小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基层的政治代表就是胥吏，中国的农民由此受到了双重的压迫。在文化上，程朱理学也成为广大农民的思想枷锁。由此，陶渊明笔下遗世独立的桃花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相似的乡村，越来越缺乏想象力的乡村。
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汉奸现象开始发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反映的是国家保护不了人民，人民建立邬堡自保的历史事实。但到宋以后，在胥吏的配合下，国土的沦丧也意味着农民的沦丧。农民们不得不接受不同的主子，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说辞，“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一条脉络，从金朝扶植张邦昌开始显现，在李鸿章东南互保政策中达到了一个顶峰，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建立中登峰造极。胥吏们最终完成了从土豪劣绅到汉奸卖国贼的进阶，使中华民族遭受巨大的痛处，他们是历史上的邪恶势力。
基层的建设，也使得商人集团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这也使得政商结盟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朱元璋统一了中国，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加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建立。明清的官员数目是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这对政府的财政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靠着政府微薄的俸禄，官员们是无法过体面的生活的，这也是朱元璋强力反腐，但贪官还是前仆后继的根本原因。当朱允炆也要继续朱元璋的政策，将屠刀对准皇室宗亲，起而削藩后。这实际上斩断了自身的统治基础，朱棣的胜利也就不可避免了。我不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一次炫富运动，而是一次寻宝运动，没寻到宝，明王朝也就关上了大门。明朝中晚期皇帝和大臣斗得很激烈，以至到了嘉靖、万历长久不处理国政的局面。在我看来，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的财政困境。皇帝没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只能放任基层官商勾结，对基层腐败、结党营私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忍不下去了，就用太监、锦衣卫来反击。这也使得明末中国乱成了一锅粥。王阳明的心学想要调和矛盾，整肃纪律，但没有和底层人民密切接触，靠一帮文人终究还是不能成事。
而中国的农民怎么样了呢？他们也可以造反，但威力锐减，根本在于他们成了流民，缺乏战略思维。朱元璋和李自成的区别在于，朱元璋身边是刘伯温，而李自成却要依靠李信。农村中的人才要不变成了胥吏，要不变成了官僚，这使得中国基层的能力大不如前。最终，这些造反派们聚到了山头，成了土匪。流亡到城市的，变成了黑帮、变成了黑社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异化，这也是农村没有文化的恶果。宋朝以后执行的愚民政策，使得农民武装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但也使得中国社会破败化，中国人成了一盘散沙，外国人架一座炮，就可以吧中国轰的稀巴烂。
中国靠什么重新崛起呢？是毛泽东领导的心学革命。也即农村包围城市。实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重新和广大农民结合。打土豪、分田地是互相融合的两面，缺一不可。打土豪，使得在文化上改造农民成为可能。不打土豪，农民就不会迎来真正的解放，更不会完成能量的积累。中国的农村是中国的根基，农村不兴，中国终将失去发展后劲，这也是宋以后的历史一再证明的。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尝试，可惜并没有持续太久。贯穿新中国始终的左右之争，实质是历史上农民与胥吏、官僚争斗的继续。中国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历史还会反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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