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于上周采访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雪克来提•扎克尔主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的民族关系从冷落到冰点程度，到逐步取得了相互的信任”
雪克来提•扎克尔主席特别提到这种“逐步取得了相互的信任”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到新疆来调研”才出现的。
那么在“十八大”以前，为什么新疆的民族关系会“冷落到冰点的程度”呢?
一、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派驻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联名向毛泽东发去了电报。面对新疆十万守军，陶峙岳宣布：率部起义。他郑重宣告：“自即日起，与广州国民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听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自此，新疆未动一枪一炮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新疆少数民族代表赛福鼎·艾则孜登上天安门广场，他站在毛主席的身后，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在王震将同志气势如虹的诗词中，10月12日，400余辆装甲车、卡车满载进疆大军先遣部队，从酒泉挺进新疆。
新疆的和平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取得的，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9年9月20日，当人民解放军重兵云集在河西重镇酒泉时，美国前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悄然离开新疆首府迪化，潜入奇台和乌斯满密谋策划。1950年3月19日，尧乐博斯带领匪徒离开哈密逃进南山。于是，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汉和骑兵第七师反叛官兵勾结在一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乌斯满(哈萨克族)是北疆有名惯匪，从30年代开始，就专事啸聚部众，杀人越货，逞强行霸。三区革命时，窃居阿山专员职务，暗中却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对抗三区革命，得到国民党军事装备和各方面的支持。他不仅有2个团，而且利用民族关系控制着哈萨克族头人。
尧乐博斯(维吾尔族)是国民党哈密专员，乌斯满的结拜兄弟。蒋介石为了收买他，特地派去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舍身救国队员)做他的小老婆，使之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走狗。
贾尼木汉(哈萨克族)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是一名政客，很早就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因反对起义逃进南山。
1950年3月，台湾蒋介石委任匪首乌斯满为“新疆反G总司令”。乌斯满等匪徒便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同年4月，叛匪开始向人民解放军驻守哈密东北地区沁城、小堡、南山口、伊吾等地的部队发动攻击，并对各族群众进行大肆烧杀抢劫。在短短2个月内，即发生抢劫案300余起，烧毁民房30余间，打死打伤群众130余人。他们把奇台南山大、小红柳峡一带作为反革命的巢穴，东向巴里坤取包围态势，伺机夺取哈密，截断人民解放军与关内交通。又以主力由奇台沿公路向西窜犯，企图攻占新疆首府迪化。
为了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保卫边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指示，新疆军区迅速组织了剿匪指挥部，由王震亲自担任总指挥，张希钦任参谋长，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担任北疆剿匪前线指挥官。根据匪情，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是:第十六师在哈密，第十七师及第五军第四十团、第六军骑兵团、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一部在迪化至奇台一线。王震司令员还将胡鉴指挥的战车团调归第六军指挥。剿匪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肃清乌斯满、尧乐博斯匪徒和骑兵第七师部分叛军，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新疆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迪化。
这些历史事实就象发生在昨天，当时的新疆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和平解放新疆，进驻新疆，领导新疆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新疆的民族关系不但没有冷落到冰点，而是热情如火，各民族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为什么?
二、新疆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领袖毛主席
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坡新疆后，汉民族和新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如此亲密?正如包尔汉、陶峙岳给毛主席的信中所言：“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利益”的政策是民族亲密关系的纽带。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的路上，王震同志给部队做了非常重要的动员宣传工作，当时的口号是：“到新疆去!”“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王震同志在进疆的路上就非常关注选拔各方面建设新疆的人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的目的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新疆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新疆人民的利益去帮助新疆人民建设新疆的。
1952年，王恩茂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新疆军区代政委。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王恩茂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王恩茂同志的带领下，把新疆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潮。
王恩茂和千千万万名中国共产党员一样，他十分重视关心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努力学习维吾尔语言文字给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52年7月，他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后，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前挂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维吾尔文字母，每天上班后总是先学习半小时维吾尔语。后来，王恩茂能够和维吾尔族干部群众直接交流，这对增进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感情，更好地开展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得在本世纪初的2001年，我在深圳遇见了一位六十来岁的新疆维吾尔族男子，他和一群新疆人在卖糕点。当时，我在一位年轻的新疆人那里买了5元钱糕点，这位男子包装好糕点后诓我要交20元钱，我和他争执，他用生硬的几乎听不懂的普通话和我交流，我听起来也显得很吃力。这位青年男子的口气很凶，我为不吃眼前亏，就一边从口袋中掏钱，一边顺口地说了“我的老乡王恩茂在你们新疆工作了30年，我们那里还有很多老乡也参加了你们新疆的建设，我们的老乡回来时都说你们新疆人都非常好，没想到你们这样做生意，真是玷污了新疆人的好名声。”这位年轻的男子好象没太听懂我说的话，旁边这位六十来岁的新疆男子走了过来，不知道他和这位年轻的男了嘀咕了什么，那年轻男子就走开了。后来我和这位六十来岁的新疆男子聊了起来，他的普通话虽然比较生硬，但勉强还听得懂。从他的话语中我才知道是因为我在顺口说的话中有“王恩茂”的名字，他听说我是王恩茂的家乡人，对我非常友好。在短短不到10分钟的聊天中，我知道他们在老家新疆没有王恩茂领导新疆时的那种幸福感了，他们也是为了生活所逼才不得已漂泊到深圳这样做生意。他在聊天中不时竖起大姆指用生硬的普通话说：“王恩茂，好!!!”我和他握手告别，他握着右手拳头举过头顶，用生硬的普通话高呼：毛主席——万岁!!!结果，他们不但没有要我的“20元”钱，连我买的5元糕点钱也不收，说是送给我尝尝。从这样一件小事可以证明，象王恩茂这样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是深得少数民族的爱戴和拥护的，新疆人民的心中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
库尔班·吐鲁木，1883年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一个贫苦维吾尔族农民家庭，他从小饱受地主的剥削、压榨和凌辱，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和平解放。库尔班·吐鲁木获得了新生，当家作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土改了，他家分上了房子和土地，60多岁的库尔班·吐鲁木第一次种上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精心耕作，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看着自家仓里满满的粮食，库尔班·吐鲁木心里萌生出一个诚挚的愿望：多亏了毛主席，我才有了耕地和粮食，我一定要去看毛主席，让他尝尝我的丰收果实。从此，杏子熟了，他晾成杏干收起来;甜瓜熟了，他拣最好的保存起来，随时准备带给毛主席。
1955年秋天，是个大丰收的年景，库尔班·吐鲁木这位7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农打了上百斤馕，骑着毛驴要上北京去看毛主席。县上的干部和乡亲们知道了，劝止了他：“北京太远了，骑毛驴根本去不了。”骑毛驴去不成，那怎么办呢?于是，老人又到公路上去拦汽车，司机听了，也只是笑着摇摇头，善意地婉言谢绝了。以后，他只要见到上边来人了，就要打听毛主席的情况——他想见毛主席的事，传遍了天山南北。
1957年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来于田视察工作，于田县委将库尔班·吐鲁木老人劳动生产模范事迹及骑上毛驴上北京探望毛主席的行动向王书记作了汇报。王恩茂同志来到库尔班·吐鲁木老人的家，高度赞扬了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民族团结、热爱劳动的精神，答应有机会一定让他到北京去。
1958年6月28日，这是库尔班·吐鲁木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当他和全体代表在去中南海看见脸带笑容的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出现在眼前时，他高兴得忘掉了一切。合影完了，毛主席亲切地走在他的面前和他握手，他很久也舍不得松开。他当场给毛主席献了礼物，又一次幸福地和毛主席握了手。
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众所周知的库尔班·吐鲁木还是我见到的名不见经传的维吾尔族老人，在他们的心中始终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为新疆各民族人民谋幸福的啊!!!
现在的党员干部、政府官员的心中有没有装着老百姓?有没有遵循《党章》规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有没有按照习近同志所要求的“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只有坚持不忘共产党的“初心”，人民群众才会紧跟共产党走;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才能得到继续发展;只有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才能深得民心;只有坚持“各民族一家亲”的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够获得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改革开放以后，“私有化”政策富了少数人，造成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同样遭遇如此灾难。“私有化”的灾难使民族矛盾加剧，为敌对势力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坚实的生存土壤。从全国各地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来看，在“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私有化”路线主导下，城管暴力执法、政府为了维护资本利益强拆居民房屋，强制计划生育，乱抓人，乱罚款，学校、医院以及政府官场全部实行“市场化”管理等一系列地“私有化”政策，从而导致由官场腐败到全民腐败、黄赌毒黑泛滥成灾，拐卖妇女儿童、偷盗、抢劫、斗殴、杀人等犯罪案件频频发生，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现象深恶痛绝。有的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站在了人民群众利益的对立面，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本色。从各地政府官员(包括警察、城管等政府人员)与民众发生矛盾影响整个社会时网络上一边倒向攻击和遣责政府的现象表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由过去的“鱼水之情”逐渐演变成了“形同水火”的对立局面，在这种全国性的党群关系紧张局面中，新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冷落到冰点程度”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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