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用毛泽东思想，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欺软怕硬、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官僚主义是不负责任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特征是领导者脱离实际，不了解下情，高高在上，贪图享乐，满足现状，做官当老爷;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推诿，办事拖拉，不负责任;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独断专行;讲求官样文章，繁文缛节等等。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臆断地瞎指挥等。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对官僚主义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并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他反复强调官僚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灰尘”和“污毒”，是搞特权、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治党治国治军必须常抓不懈和切实解决的大问题，并提出和实施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
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基于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存在和蔓延深恶痛绝。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首次使用“官僚主义者”一词，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批评政府人员的弊端时，第一条就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1933年8月，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更是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和领导上的老爷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政治病症。
工作上的形式主义，突出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仅仅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接着进行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更是明确地指出，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克服“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由此不难看出，形式主义迎合、助长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捧出”“逼出”形式主义。二者如影相随，甚至可以说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一种，破除官僚主义就要反对工作上的形式主义。
领导上的老爷主义，突出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不仅不关心群众疾苦，反而摆架子、摆资格，妄自尊大。他们自以为了不起，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毛泽东还指出，老爷主义与命令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如果不破除这些行为，党的群众路线就无从贯彻，党的群众基础也无法巩固。
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石，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官僚主义的实质就是脱离群众，丢弃了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违背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问题。所以，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肃清官本位思想，明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把握自己的正确定位，真正摆正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党员干部必须打掉官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毛泽东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交真心、讲实话、求真知、道真相、解难题，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共产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更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党员干部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出发，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因此，每位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就是要勤勤恳恳地研究人民中间的生产生活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去解决这些问题，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从主客观两方面反对官僚主义如何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思考。他认为，这既需要改造主观世界，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也需要完善客观条件，建立健全执政党监督体系和领导干部管理考核制度。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首要前提。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反对官僚主义也不例外，需要不断加强群众观点教育，增强宗旨意识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克服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此外，要经常以整风精神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要结合实际工作任务，有的放矢，治病救人。
强化人民监督权，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关键环节。只有让人民充分行使监督的权利，党员干部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才能真正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为此，他强调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为了使人民监督落到实处，他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群众参加管理形式，同时还要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此外，他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目前人民群众有冤上告到中央，中央都是转回当地查处，这样的信访制度，中央无形中变成了乡匪村霸的保护伞，致使乡村官员乡匪村霸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有些地方官员胆大包天地对访民说道，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当地查处。中央对欺压百姓的乡匪村霸必须严惩不贷。目前的信访制度对中央自身也很不利的，中央领导人若看不到听不到人民的状况与一个眼瞎耳聋的人无异，下面人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被架空的危险。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政法官员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政府应该把大量的维稳的人财投入到为老百姓维权上，化解社会矛盾。起初会有大量的工作量，只要能坚持这样的制度，以后就不会出现人民有冤屈的事的，就是出现了，当地政府也会及时解决的。
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以其监督权力的及时性、广泛性、公开性，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人民群众在报刊上公开地批评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刊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非常必要。后来，他还对新闻出版界代表说，群众来信可以在报刊上登一些出来，“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措施。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要学会领导工作的正确方法，尤其是把官僚主义习气的老爷架子、官架子收起来，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比如，党员干部进行工作要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种基本方法;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将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两种方法相结合，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他更是多次强调检查工作的重要性，“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
完善党员干部管理考核制度，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途径。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此，毛泽东分析指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可见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避免脱离群众，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消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那时候，党的领袖们几乎全都义正词严地抨击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还说只要蒋介石真正地改变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则共产党一定会同国民党精诚合作。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的时候，曾经对延安的欣欣向荣感慨良多，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前途。但是，作为一个熟知古今兴亡大历史的学者，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则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僚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控制官僚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官僚腐败。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是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体现对官员权利最有约束力、最能遏官僚腐败的体制。当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久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全国人大委员长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
另外，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汅吏还受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个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地方官完全可以由党领导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权力分开，中央把执政权撑握好，把地方行政权交给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有序去竞争，地方官由党领导人民举选，中共不会失去执政权的。省市县区乡镇的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不贪不懒地为人民服务，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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