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传播为视角

　　内容提要:《共产党宣言》是一个系统科学、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它在中国的传播,促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然而,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翻译和传播并不同步,而是经历了一个差序性的、渐进的过程,总体上呈现出递进性翻译与选择性传播、多路径传播与多梯次传播、主观性解读与“中国式”解读、传播与中国化的双重变奏等特点。系统总结《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的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比较中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信仰。

　　关 键 词:《共产党宣言》;知识分子;传播特点

　　简介:王刚,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由于受到《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的感召而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20世纪30年代以前,《宣言》虽然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触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但它的具体理论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并不是同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差序性的、渐进的过程,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递进性翻译与选择性传播

　　“递进性翻译”是指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宣言》时,呈现出从“只言片语”到“部分章节”再到系统的全文翻译的逐步递进过程。“选择性传播”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从各自的阶级利益、政治需求以及理论旨趣出发,对《宣言》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有目的、有选择的传播。

　　(一) 《宣言》的递进性翻译

　　1848年《宣言》一问世,就开启了它在世界各地的翻译和传播进程,成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然而,与《宣言》在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情形不同,其最初进入中国的历程既晚且缓,呈现出鲜明的递进性特点。从 19 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前,《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大致可分为三个递进的历史阶段。

　　一是对《宣言》进行摘译或片译的阶段。1899 年至 1907 年间,早期知识分子主要是对《宣言》的个别单句和段落进行摘译,并且多是集中在《宣言》前言和第一章的开头几段、第二章的文末几段以及第四章的结束段,尤其是全文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曾先后被赵必振、朱执信、宋教仁、叶夏生和廖仲恺等不同的知识分子反复翻译。

　　二是对《宣言》的部分独立章节进行翻译的阶段。1908年至1919年间,中国人向日本的学习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他们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了大量翻译。这一阶段,留日中国学生翻译《宣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篇幅更长,部分独立的章节逐渐被完整翻译。例如,1908年1—3月,民鸣曾先后在《天义》报上发表了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与《宣言》前言和第一章;1912年,广东的《民生日报》也刊发了陈振飞翻译的《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 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在《国民》杂志上发表了其翻译的《宣言》第一章《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等等。

　　三是对《宣言》正文全文进行系统翻译的阶段。1920年,受《星期评论》杂志委托,陈望道参照日文和英文蓝本,首次对《宣言》进行了全文翻译,这是《宣言》在中国早期翻译和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系统掌握《宣言》的理论内容和精神实质从而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影响至深。毛泽东曾回忆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此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宣言》正文全文及其相关序言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翻译与传播,极大地满足了革命实践的需要和中国人民对科学真理的渴求。

　　(二) 《宣言》的选择性传播

　　《宣言》最初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并非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一种“不自觉”或“无意识”的行为,而是一种有意识、自觉的活动。事实上,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递进性翻译《宣言》的过程,也是在对《宣言》的具体理论进行选择与传播的过程。

　　在早期知识分子中,先后对《宣言》进行选择性传播的主要有外国在华传教士、资产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之所以对《宣言》进行选择性传播,都是希望以此来诠释自己的理论主张与政治活动。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例。以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宋教仁、叶夏生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具体摘译《宣言》时,都进行了各有取舍、各有侧重的介绍和传播。他们对《宣言》的某一理论进行选择性传播,并非由于他们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试图以此来宣传和完善自己的革命学说———“三民主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寻求理论支撑。例如,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朱执信根据自己对《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和理解,频繁地使用了“掠夺”“压制”“争斗”等具有革命性的词汇,尤其是摘译了《宣言》第一章开头有关“阶级斗争”的话语。这表明,虽然朱执信了解《宣言》的全部内容,但他却主要选择并传播了《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对“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等内容却只字未提。再如,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中,叶夏声主要对《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进行了介绍和传播。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三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存在本质区别,且明确表示反对无政府主义; 另一方面,他希望借助这十条纲领来描绘和诠释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思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宣言》的目的与其他派别有着本质区别。这是因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学说来对待的。在他们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

　　《宣言》的进程中,也表现出选择性传播的特点。例如,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节译了《宣言》前两章的部分内容,但他主要对《宣言》的唯物史观作了选择性传播。在传播唯物史观过程中,他又重点介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同时也指出了“经济竞争”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金线”。与李大钊不同,陈独秀主要对《宣言》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选择性传播。他指出: “由资产主义的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之间,必然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工专政”,而要实行劳工专政,归根结底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应该说,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的理论旨趣对《宣言》作了不同的选择性传播,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服膺与信仰,是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拯救中国”。

二、多路径传播与多梯次传播

　　多路径传播,一方面是指《宣言》传入中国有日本、欧洲、苏俄等多条路径,是以多国语言文字为蓝本翻译过来的; 另一方面是指《宣言》在中国传播也有多种途径。梯次性传播是指《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了多梯次的传播逐步到位的。

　　(一) 《宣言》的多路径传播

　　一是《宣言》传入中国的多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日地缘接近、日本学习西方比较成功以及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影响日益扩大等,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及其学说,主要是通过日本学者,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的最早中译本( 包括《宣言》) 大都是根据日译本转译过来的。例如,1903年2月,留日学生赵必振就翻译了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其中提及《宣言》共计四次,并对《宣言》最后一段话进行了摘译; 1908年1月,《天义》报刊发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也是由“日本堺利彦君,曾据英文本直译,而民鸣君复译以华文”而来的。十月革命后,法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宣言》传入中国的主渠道。这一时期更多人是开始以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为蓝本来翻译《共产党宣言》。例如,1919年,《国民》杂志刊发的《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就是李泽彰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1920年,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以法文版《宣言》为蓝本对其进行翻译和传播; 1929 年,成仿吾曾以德文版《宣言》为蓝本并参照英文和法文译本翻译了《宣言》。《宣言》多路径的传入,不仅有利于不同语言蓝本下翻译而来的《宣言》文本相互补充和相互佐证,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比较中更好地借鉴和吸收《宣言》的思想精髓。

　　二是《宣言》在中国传播的多路径。《宣言》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的文化水平、职业特点、觉悟程度等不同,早期知识分子运用了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和手段。他们不仅利用报刊、学校、社团( 研究会) 、书社等途径来传播《宣言》,而且还通过口耳相传、散发传单、制作宣传册以及手抄等形式进行传播。比如,报刊当时就成为《宣言》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媒介,《万国公报》《民报》《天义》《民生日报》《衡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建设》《共产党》《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工人周刊》等刊物,都曾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主义和《宣言》进行过介绍和传播。报刊虽然是早期知识分子传播《宣言》的主要媒介,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媒介。这一时期的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人民出版社、平民书社等媒介机构就多次印刷出版了《宣言》,尤其是人民出版社,其创立之初就提出要翻译“马克思主义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共产主义者丛书十一种以及其他的书籍九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而《宣言》就是其计划翻译和出版的书籍之一。此外,瞿秋白、蔡和森、高君宇、魏野畴等人都曾借助学校这一路径,在学生群体中进行《宣言》的传播。再如,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董必武在武汉曾组织学生利用油印和传抄等形式将《宣言》传播到省内各地,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宣言》等一大批革命书籍的传抄本和油印本就已在黄安等地颇为流传。

　　(二) 《宣言》的多梯次传播

　　首先,第一梯次传播是指中国先进分子从国外向中国传播《宣言》,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盗火者”。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生平的是梁启超。在他和康有为的实际主持下,上海的广智书局曾翻译出版了一些介绍国外社会主义的著述,如《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 、《社会主义》(罗大维译)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介绍过《宣言》。曾留学日本、欧洲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如马君武、朱执信、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宋教仁、廖仲恺等也先后撰文,介绍过《宣言》。与此同时,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何震、张继、李石曾、黄凌霜、区声白等,他们在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宣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大批曾留学法、德、俄等国的进步知识青年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萧三等,还翻译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宣言》。

　　其次,《宣言》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自觉研究与传播《宣言》,由此形成第二梯次的传播。第一梯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盗火者”回到中国后,把在国外接触和学习到的《宣言》向国内先进分子传播,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的吸引,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从而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相对较短,这种梯次传播从时间上划分并不明显,因为在《宣言》的实际传播过程中,有很多人既是第一梯次传播的接受者,又同时是第二梯次的传播者,边学习边传播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宣言》传播的主体。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传播和介绍了《宣言》的基本思想。尤其是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在上海率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这促使《宣言》的传播开始有组织地进行。

　　最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宣言》向第三梯次传播。随着共产党早期组织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宣言》在工农大众中的传播更系统、更有组织。以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为例,它是李大钊于1920年秘密发起成立的,其骨干会员主要有邓中夏、王有德、罗章龙、李梅羹、宋天放等人。这些骨干会员在日常学习和讨论中,曾直接从德文翻译了包括《宣言》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们虽然大部分还是在校学生,但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逐渐走出校门、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在北京近郊的长辛店,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了“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并创立了《工人周报》《劳动音》等刊物。借助这些刊物,他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宣言》的阶级斗争理论,鼓励工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资本家和工厂主,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为以后整个北方工人运动的开展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工人运动骨干力量。不仅如此,“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会员还远赴天津、石家庄、沈阳、太原、长沙以及陇海沿线等地区,深入到工人、农民和学生中,积极宣传《宣言》所蕴含的马克思的思想,促使更多的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主观性解读与“中国式”解读

　　主观性解读是指早期知识分子在翻译和解读《宣言》时,往往由于目的和旨趣的不同而对其进行各取所需的解读。“中国式”解读是指早期知识分子在阐释和传播《宣言》时,往往会将其蕴含的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进行比附,从而作出具有“中国特征”的解读。

　　(一) 《宣言》的主观性解读

　　自《宣言》问世以来,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在翻译和解读的过程中遇到过困惑。恩格斯曾坦言: “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正是由于存在一定的难度,早期知识分子在对《宣言》进行翻译和理解时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意义扩大”或“意义减少”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概念术语的翻译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作为一个系统科学、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宣言》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概念术语,只有将《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概念准确地译成中文,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才能学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然而,由于《宣言》文本中的许多概念术语与中国社会固有的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的“语言间距”,加之早期知识分子最初接触到《宣言》是由日本、法国、苏俄等多路径传入中国的,不可避免会受到“中转国”语言环境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理解和翻译《宣言》的相关概念术语时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不同的译本中甚至同一译本的不同处可能会对同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给出多样化的译介词。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为例。根据高放教授的考证,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这句话的译法曾多达57种,其中,仅“无产者”就出现了“劳动者”“平民”“劳民”“无产阶级”“贫工”“兄弟”“劳工”“劳动阶级”“工人”“贫民”“无产者”“无产民众”12 种译法。很明显,这些译法大多都使“无产者”所指涉的范围和意义“扩大”了。

　　二是早期知识分子对《宣言》相关理论的解释具有主观性。早期知识分子在翻译和传播《宣言》的过程中,由于阶级立场和政治目的的不同,对相关理论作了符合自己主观意愿的翻译和解释。孙中山在旅欧期间,曾在英国伦敦的图书馆研究了马克思的《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这说明他了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剩余价值等学说。然而,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却主观性地认为“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 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此外,他还把《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学说简单地等同于他所倡导的“民生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 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

　　由此可见,在解释《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等学说时,由于受阶级立场的主观因素影响,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从而使其意义“减少”了。早期知识分子对《宣言》翻译和理解的主观性,一方面有利于他们接受相关理论,客观上促进了《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但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对《宣言》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意义扩大”或“意义减少”的解读,也容易导致他们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时,会出现“偏差”和“失灵”的现象。

　　(二) 《宣言》的中国式解读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和演进中,人们从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描绘和憧憬。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这些美好理想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并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

　　正是这种“共同之点”,成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翻译和解读《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社会思想基础,即他们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作了中国传统式的诠释。早年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孙中山,在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时,曾指出:“考诸历史,我国因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社会主义精神。”因此,他认为欧洲盛行的共产主义就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

　　由此可见,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而觅得真理的早期知识分子,在解读《宣言》的共产主义学说时,主要是从中国既有的传统文化资源上去理解,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均平理想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相似、相融之处。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对共产主义所作的中国传统式解读,无疑有助于他们理解并传播共产主义学说。但共产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均平理想等毕竟属于两种异质性文化体系下的产物,在本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早期知识分子运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去“比附”共产主义学说,难免会造成对共产主义学说的误解或曲解,从而出现“生搬硬套”的不良现象。

四、传播与中国化的双重变奏

　　《宣言》被译介到中国,经历了传播、接受、融合与创新发展等多个阶段,这几个阶段的主题虽然明确,但内容却是相互交叉的,在传播中有融合、在融合中继续传播。结合中国实际的过程也是进一步传播和融合的过程。可以看出,《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也蕴含着中国化这样一个过程,呈现出传播与中国化双重变奏的特点。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并不是将其作为纯学术研究来对待的,而是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拯救苦难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开始翻译和传播《宣言》时就开启了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即一边传播一边实现中国化。如李大钊在翻译和传播《宣言》的同时,就倡导运用唯物史观具体地分析中国国情,他指出:“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李大钊从唯物史观出发,科学地分析了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缘由,在他看来,孔子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毛泽东在回忆自己早年读《宣言》的感受时曾说道,读完《宣言》以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在《宣言》阶级斗争理论的感召和指导下,毛泽东不仅“下决心”到湖南的各个农村去实地考察了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状况,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中国化的理论著作。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就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宣言》的基本理论,客观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力以及敌人内部之间的矛盾,最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

　　除李大钊和毛泽东外,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达、蔡和森、张太雷等,也都在学习和传播《宣言》的过程中努力使其中国化,即运用《宣言》所蕴含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例如周恩来早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初就产生了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思想,“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李达根据《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原理,批评了一些人所谓的“中国不存在劳动阶级”之类的错误论调,在他看来,虽然中国的工业发达程度不如欧美等国,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等原因,中国不仅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蔡和森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反复论证了民主革命在中国的起源和历史必然性,“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哪一种能在社会制度之下解决? 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

　　总之,早期知识分子在翻译和传播《宣言》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递进性、选择性、多路径、多梯次、主观性和“中国式”等历史特点。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翻译和传播《宣言》,既不像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等那样的“夹带私货”,也不是为了传播而传播,他们传播《宣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说,正是在传播与中国化的双重变奏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逐渐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应该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在不断学习和体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邃的思想中坚守初心,永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注释略)

　　（本文刊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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