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体系与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在西方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第三产业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大量贫困的产业工人集中在同一工厂从事高强度和重复性劳动的现象基本消失，“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资产阶级时代阶级对立日益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p.32)残酷的阶级斗争似乎成为了历史。但举世震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引发的冲击波几乎遍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城市，不仅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问题极其严重，也向我们昭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并没有过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诸多反常措施以及欧洲不断上升的“反建制”力量在全球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更是折射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这些挑战自然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无法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及由此带来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值《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当今西方的阶级结构，对于理解全球治理困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物质生产的基本因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条件，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因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控制是社会生产进行的首要条件。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具有不同地位、发生相互关系，体现这一地位和相互关系的经济范畴就是阶级。阶级与阶级斗争并非随着人类产生就有的现象。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出现剩余后的产物，确定人们阶级身份的首要依据是看其是否掌握生产资料并以此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阶级与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而是代之以新的形式;资本主义在不同发展时期和阶段，阶级问题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期，恰值产业资本和工业资产阶级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资本积累和扩张的本性以及社会生产与组织结构的特点决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激烈对抗的不可避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多种因素推动下，促进资本积累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即积累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生产体系的出现便是重要表现，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新变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一、全球生产体系：资本全球化的产物 

　　“生产为一切形式的社会存在创造了物质基础。”[2](p.2)自人类诞生，物质生产活动便随之产生，生产活动从最初的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到后来的驯养牲畜和耕种土地等;生产组织形式从最初的以个体和血族为单位，到后来的以家庭为中心。与此同时，私有制、交换、财产差别、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等行为和现象也逐渐出现，社会不断分裂为不同的阶级，阶级之间为占有劳动成果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与斗争，作为控制阶级对立与缓和阶级冲突的重要组织——国家，最终出现，国家说到底是统治阶级用以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工具，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纵观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各种社会形态，尽管不乏大规模的长途贸易和交换活动，但人类社会的生产总体上是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随着以追求商品价值和利润增值的市场经济——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甚至生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生产起点看，劳动者转化为商品和生产者拥有一定量的货币资本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从生产强度看，劳动者超过自身生活需要的范围从事大量劳动，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3](p.359)从生产目的看，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产品的交换价值占社会绝对优势地位，价值实现是影响生产者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1](p.35)从生产组织形式变迁看，无休止地追逐剩余价值所带来的激烈竞争促使资本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变革生产方式，“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p.34)

　　资本是工业文明时期的核心要素，是物化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货币中的生产关系。正是资本所具有的无限积累和扩张的本性，一方面带来生产方式变革，另一方面促使经济体系扩大。在生产方式方面，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是两种与产业资本相适应的重要形式。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工场手工业以两种方式产生：不同种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生产产品;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资本所雇佣。[3](pp.390-391)工场手工业的优点在于将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缩短了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相应增加，大大提高了产量。其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分工的基础是手工业，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工场手工业固有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带来的变革产物之一便是机器。用机器生产产品是大工业区别于工场手工业的本质特征，大工业正是借助于机器，排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机器生产对工人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如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提高了劳动强度、延长了工作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不仅如此，大工业还带来产品过剩和原材料消耗过度这两大困扰资产阶级的难题。于是，资本需要持续开拓国内外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呈现不断开放与扩大的趋势，直至以全球市场为范围的国际分工形成，“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3](pp.519-520)

　　显然，国际分工的形态和特点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生产的具体方式决定的。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农业与工业两种不同生产方式构成的国际分工形态出现之前，世界经济中实际早已存在另一种国际分工且已持续数百年，那便是史学家弗兰克所称的以亚洲为中心、东西方围绕白银这一贵金属而展开的交换活动。当时的白银如同世界经济体中的“血液”，便利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欧洲人通过在美洲开采的大量白银，获取巨额利润，交换亚洲主要国家大量商品，从而得以进入当时亚洲主导的世界体系。据估计，在1800年之前的数百年间，美洲生产的总量超过13.7万吨的白银中，有6万吨被运往到了中国。[4](pp.134-139)可以说，围绕白银展开的国际贸易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分工活动的主要内容。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除了西欧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欧洲的生产力水平总体处于落后状态——既没有发达的农业，也没有先进的手工业，遑论工业。这一国际分工所造成的结果是东西方命运的转折，即西方崛起、东方衰落，乃至东方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和世界工厂，向全球提供不可计量的产品，而世界体系的外围国家则成为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工业化程度成为衡量一国发展水平和实力的根本标准。如果说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代表全球化的准备和起步阶段，那么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则代表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阶段。但这两大全球化下国际分工所蕴含的生产体系均不是真正的全球生产体系，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成批量的工业生产，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生产依然局限在单一国家内部;其二，在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金、信息并没有在全球实现完全的即时流动，进而无法满足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分解。真正的全球生产体系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突出标志是老牌的工业国向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转移中低端产业、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大型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生产的主导者、西方资本实现了全球范围的自由与即时流动。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几大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一，从国际政治环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的旧殖民主义体系逐渐瓦解，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极大增强，大量新兴的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并通过国有化本国重要资源的方式走上工业化道路，试图实现真正的国强民富。在这种竞争态势下，西方过去打造的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已经无法维持下去，必须要重建新的分工体系，以继续占有全球经济制高点。

　　第二，从资本积累模式看，资本积累过程存在周期性波动，“到60年代晚期，繁荣期已经过去，有利于发展的条件不复存在”，[2](p.250)此时面临危机的西方亟需新的变革。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加上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国内劳动力成本较高，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外转移中低端制造业、实施“去工业化”便成了一种理性选择，而大批独立不久的国家由于资本稀缺、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基本也愿意接纳来自西方的产业。

　　第三，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计算机技术的出现，既极大地便利了资本的全球瞬时流动，也使得生产活动的全球分解和协调成为现实。不仅如此，当下以计算机为重要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对传统产业造成史无前例的冲击，一系列新兴行业和部门不断涌现。当前一些国家出现的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无人工厂”“无人超市”“无人驾驶”等充分显示了这种冲击的广度和深度。信息技术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之深刻，成为英国学者佩蕾丝提出“技术—经济范式”[5](p.21)的重要背景。美国著名学者丹·席勒甚至将当今资本主义称为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工具”。[6](p.5)

　　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是社会分工，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到较高程度的重要标志。全球生产体系形成后，生产的组织方式不再局限在某一个企业或国家内部，原先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分布到世界各地，单个企业可以专注于某一核心业务，企业可以在全球高效、迅速地配置资源。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生产体系认识不一，形成了诸多理论和观点，如世界体系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劳动过程理论等。[7]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生产体系说到底是资本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全球生产体系出现的动因是资本运动，至此，资本实现了国际范围内的周转和循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到了全球。与此同时，资本全球化也进入最高阶段——金融全球化。西方金融寡头利用货币霸权，垄断创造信用的权力，通过金融化方式对国际大宗商品实施定价，盘剥实体经济和资源富集型国家，以攫取巨额暴利。传统的国际分工中工业国与农业国间的分工格局被实体经济国家和金融主导型国家间的分工所取代。之所以要把金融资本及其全球化与全球生产体系联系到一起，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其一，西方金融资本过度扩张带来的诸如资金使用成本过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利润率水平差异过大等问题是造成国内中低端产业对外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金融化环境中，不仅一些实体型企业可以通过金融化方式绕过“肮脏”的生产活动，轻松获取可观的利润，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利用金融工具获得信贷，提前消费，实现流动性的“穿越”。其二，在当今国际要素市场上，垄断的本质是金融垄断，西方大型跨国公司背后基本都有强大的金融资本支持，拥有充足的流动性，进而在掌握国际营销渠道和产业链高端的同时，拥有大宗商品定价权。其三，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部门如同经济体中的大动脉和发动机，决定资本和信用的流向，[8]金融由此成为国内财富乃至世界财富分配的最重要工具。因此，没有金融资本的强有力支持，单靠全球生产体系和产业链高端，西方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国际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一定程度上说，全球生产体系与金融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这枚硬币的正反面。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p.35)在商业资本主义和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市场是西方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的场所，商品与资本的国别属性以及税收的归属问题较为清晰;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不断虚拟化，资本主义走向全球一体化，世界市场则成为西方国家获取他国廉价产品、财富，甚至转嫁危机的场所，商品与资本的国别属性变得越来越模糊，西方国家的主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金融资本的侵蚀。

　　综上所述，全球生产体系不仅意味着生产的全球化，也伴随着金融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又对生产、分配、消费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加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各国的资源、财富等均被整合到西方资本的全球积累和扩张中，结果便是南北国家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和全球经济日益严重的失衡。发达国家表面上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其国内分化，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也逐渐凸显，阶级结构与阶级对立不是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化，资产阶级既有联合，也有分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

二、全球视野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阶级分析仍然是观察和研究当今西方乃至世界问题的重要方法。由于全球生产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带来的诸多影响，对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必须要有全球视野。

　　（1）当代西方资产阶级

　　我们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分为三大部分，并重点分析前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是资产阶级联合的产物，第二部分的高科技资本家阶级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分化的产物，第三部分是民族资本家阶级。

　　一是跨国资本家阶级，主要由西方跨国公司中的寡头组成，这些跨国公司既包括实体型企业(生产与零售类等)，也包括金融类企业(银行、证券、评级机构等)。

　　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西方资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疆界，以往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出现了新的更高程度的联合，这种联合是建立在作为全球经济“制高点”——跨国资本形成的基础上的。我们将西方跨国公司中的寡头组成的集团称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它是“新的世界性统治阶级”。[9](p.61)相关学者研究发现，欧美国家的150家跨国公司构成全球私人权利联盟，占据全球财富40%以上，而150家跨国公司背后的真正主人是华尔街和伦敦金融业屈指可数的一些人，这些人正是通过把持金融市场和国际银行体系来掌握150家跨国公司的。[10](pp.Ⅱ-Ⅲ)

　　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第一，全球生产体系的建立导致生产过程全球化、碎片化和分散化，为了促使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各环节能够科学高效运行，西方资本需要对这些活动实行集中化管理。此外，不同的西方垄断资本之间也需要进行协调和合作，如建立战略联盟、转让专利使用权等，以促进信息共享、防止利益流失。第二，大量新兴的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参与者，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促使西方寡头必须实施相当程度的联合，以各种方式掌握世界主要资源，进而维系优越的生活方式。最近十多年来，西方试图将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可以交易的金融产品进行自由挂牌交易与转让，这种新的国际货币制度表面上是为了降低世界的碳排放量，从而有助于改善环境和保护资源，但实质上却有利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制约了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第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失误，如资本市场过度开放、资产价格过高等，这无疑给了西方垄断资本采取如金融战、货币战等方式以攫取巨额财富的机会。正因如此，在金融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新条件下，西方跨国资本既创造了新的积累途径——金融掠夺，也大大便利了联合。

　　二是高科技资本家阶级，主要由掌握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移动互联网等高科技领域中的寡头组成。

　　近些年来，文化帝国主义、信息帝国主义等词语不断出现，这实际上反映了传统资本主义进入信息时代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变化。具体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如利润来源、商品营销手段、投资场所等与传统资本主义存在重大差别。有数据显示，2016年1—3季度，苹果公司赢利450亿美元，而且手头还拥有2350亿美元的现金与流动资产，今天美国最赚钱的行业是信息通信业，而非一百多年前的铁路公司和几十年前的汽车公司。[11]在信息时代，科技巨头可以通过网站、社交网络等虚拟平台，迅速汇聚全球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和客户，且跨越国界，不分阶级、种族和年龄，因此可以很自然地将业务快速拓展到各个领域，进而在极短时间内赚取巨额利润。由此，垄断资本往往借助大众传媒和广告等途径制造“意识形态陷阱”，传播极端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等，普通商品的消费和虚拟空间的生产性消费由此也成了资本积累的新领域。

　　从当前发展趋势看，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移动互联网等构成了引领未来的高科技发展成果。然而，这一切依然受到资本逻辑支配，高科技领域的寡头构成了新的资本家阶级，这一新的高科技寡头不仅进一步对劳动者的权利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也正在挑战传统的金融寡头和制造业寡头既得利益，突出表现为高科技影响甚至重塑原有的产业业态及利润创造和分配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向亚马逊“开炮”，指责其“没有缴纳足够税收，还导致数千家小型零售商破产”，[12]表面上看这是高科技下的税收之争、就业之争，但本质上则反映了高科技寡头与传统产业寡头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当今西方的精英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精英间的不平等导致了精英治理的失败，一些国家甚至陷入疲惫不堪、方向感尽失的境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困境给其主导的世界也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这便是当前全球治理出现危机、经济全球化出现新变局的重要原因。

　　三是民族资本家阶级，主要由西方国内的金融寡头、传统的制造业与商业寡头、石油与军火寡头等组成。

　　西方的民族资本家阶级构成成分较多，尽管我们在这类资本家阶级前面冠以“民族”二字，但一些资本家很多时候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并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考量前提，其自身也深陷跨国化的巨大旋涡。在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激烈竞争影响下，西方国内传统的金融寡头、制造业和商业寡头等的利益与地位受到的影响也较大，仅作为上层统治阶级中的普通成员而已，远不能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相比。相比而言，西方的石油与军火寡头则较为特殊，一是其完全脱离物质生产领域;二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国内外局势密切相关。如在美国，军工企业影响力极大，很多议员在军工企业拥有大量投资，布什父子发动两次伊拉克战争均与军工财团密切相关。美国在经济陷入衰退时，往往需要通过对外发动战争走出危机。[13](p.218)[14](p.116)

　　除上述以外，还有规模与营业额均较小、存在雇佣制度和剥削现象的普通企业中的资本家阶级。显然，这部分资本家对国内和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基本不产生影响，本文不作进一步分析。

　　（2）当代西方工人阶级

　　相比资产阶级这个群体，对西方工人阶级的分析显得较为困难。

　　当代西方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收入水平、工作环境，还是在享有的政治权利等方面，均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年代的工人阶级不可同日而语。伴随西方经济结构的变迁，工人阶级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部门结构方面，随着部门结构的“服务化”，工人阶级就业的去向越来越偏向服务业部门和行业;在职业结构方面，白领工人占主体;在社会结构方面，女工和移民日益重要。[15]深层次地看，在资本与信息时代，面对积累方式极为灵活的强大的垄断资本，工人阶级的分化现象更为严重，是一个矛盾的群体，可以从其二重身份方面看出。

　　第一，工人阶级作为劳动者，总体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由于西方大量中低端产业的转移，西方工人阶级面临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强有力竞争，大量移民涌入西方发达国家也影响着本国工人阶级的就业，加上民族主义的怂恿，这些均导致西方工人阶级支持本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移民，造成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劳动者间的撕裂，不同国家间不同处境的劳动者之间难以相互理解，当前西方右翼民粹主义不断滋生便是表现之一;另一方面，随着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行，“弹性”工作制度被广为采纳，劳动者的工资被挤压，大量工人成为可以任意支配的临时工，“资本家阶级通过组织的弹性增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谈判能力”。[16]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劳动者之间的分裂，工会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在1955年，超过1/3的美国员工隶属于某个工会组织。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不足8%。这使美国员工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福利待遇的谈判力量急剧下降”。[17](p.7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政府为保全资本利益，对工人阶级的劳动主权实施了进一步的打压。[18]

　　第二，工人阶级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总体上力量获得壮大，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一方面，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稳定的生产体系，迫使所有企业为赢得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赖而展开激烈竞争，这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回报率更高的投资产品;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时代，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选择范围更大、更便捷，可以为获得更有利的交易活动在全球做出选择。随着智能化生产的出现，个性化的定制生产模式也应运而生。[19]正因为如此，以至于给人们造成似乎是消费者和投资者在驱动整个世界运转的假象。

　　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内部，工人阶级还有一个身份，即其首先是作为一国公民而存在。显然，民族国家采取的统治策略(如国家认同)势必也会促使工人阶级远离国际团结与联合，更多地靠近和拥护本民族国家，这必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加剧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美国的工人与墨西哥的工人在原则上都可以被看作是跨民族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美国的工人由于国籍而有着更高的优势地位，他们把国籍看作比他们自己任何的阶级团结都更重要得多，实际上，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高于墨西哥人，而且是以一种准阶级关系来剥削他们。”[20](p.15)工人阶级在民族国家和国际团结之间所处的尴尬境地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带来的不容忽略的影响，即“民族国家不再是适合分析的个体单元”。[9](p.115)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或许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者赖克使用的“超级资本主义”称谓更为合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有两种论点值得回应，即“贫困消失论”和“中产阶级主体论”。持“贫困消失论”的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1](p.43)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确实，当代西方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已很少见，但相对贫困，即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为严重。“在欧洲最上层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60%、在美国则占到70%……什么真正的变化也没有发生：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还是很严重。”[21](p.265)持“中产阶级主体论”的学者认为，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占主体，阶级斗争已从西方的历史舞台消失了。这一观点把由职业与收入所规定的阶层与由生产资料占有所规定的阶级相混淆，进而将现象与本质相混淆，忽视了中产阶级收入的性质、水平、决定方式及其职业所借以存在的生产关系基础。只要私有制存在且占经济的主体，由此带来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消失。如果真的存在一个掌握主要生产资料且占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中产阶级的话，西方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不平等问题。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年间，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的资本主义由于大量中低端产业对外转移而摆脱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困扰，但因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化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却频繁发生。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了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如何在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基础上看待其历史走向是当前人们争论的焦点。对此，我们依然应该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第一，从短期看，西方资本主义在诸多方面仍拥有绝对优势，不应过度夸大其衰落程度。[22]在全球生产体系下，西方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更加全球化，纯粹意义上的国别企业变得极为少见。西方垄断资本甚至可以依托产业链高端、娴熟与发达的金融和信息技术，轻松对外转嫁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寡头长期的巧妙运作下，全球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成熟和联合程度受到较大影响，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意识大大降低。

　　第二，从长期看，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根除，特别地，高科技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迅速重组原有的生产结构及在此基础上的阶级结构。尽管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当下被诸多条件所遮蔽与转移，但西方的弱势政府却既无法遏制本国金融寡头的暴利，也无法根本解决新兴的高科技寡头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就业、税收、阶级矛盾等)。由此可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在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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