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生于1926年，今年94岁高龄了，还能够拄着拐杖在村口走动走动，能够自己洗漱，每餐可以吃一小碗煮烂的面条。
她不喜欢住楼房，一直住在农村老家。每年的今天，她都会做一顿饺子，煮好后盛出的第一碗，恭恭敬敬地供在堂屋正中毛主席画像前。
就像她在过年初一、十五的时候一样。
她很小的时候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后来那一家因为交不起租子，又拿她给地主家抵了租。
在地主家里当丫头，年纪小力气薄，干不了重活，只能干些洗衣做饭，端茶倒水的事情。
她回忆起来，唯一的印象就是经常挨打，被打大嘴巴，抽鞭子。
有两次挨打记忆最深刻，一次洗碗，不小心碰坏了一个白瓷茶壶盖上的纽子，被管家婆教训“长长记性”，拿鞋底子抽她的脸，满嘴流血，腮帮子肿的像馒头，吃饭都张不开嘴，喝了好几天刷锅水泡糠窝窝。
还有一次是十冬腊月在村头的渠边洗衣服，渠水里全是冰渣子，手冻僵了，指头冻肿的像胡萝卜，抓不住衣服，顺水漂走了一件，回去后，被吊在房梁上打了二十鞭子，饿了三天。
到后来，只要主家和管家婆一扬手，外婆就条件反射，手脚僵硬动弹不得，缩在墙角发抖，像一只待宰的鸡。
因为手脚笨，长的又瘦又矮又丑，地主说养着浪费粮食，外婆十多岁又被卖给了一个开磨房磨豆腐的。
在磨坊里有十几个跟她年龄差不多的少年少女，天天都跟驴子一样干活，磨坊主就拿一个大棒子坐在门口监工，一是防着偷懒，二是防着她们饿极了偷吃豆渣。
听哪一座磨盘推的慢了不响了，上去就是一棒子打在脊梁上。一棒子就是一道血棱子。
那些疤痕现在还留在外婆的脊背上，只不过都变成黑色的了，横七竖八的看着就叫人瘆得慌。
驴子晚上还能歇歇，她们一群少年人晚上干完活还要喂牲口，牲口消停了她们才能睡。
外婆后来被卖给一个游乡的货郎当儿媳妇，货郎的儿子就是我亲外公了，结了婚我妈刚满三岁，又遇上国民党抓壮丁，外公被抓了壮丁，从此一去杳无音讯。
儿子被拉了壮丁，老货郎去阻拦，被打了两枪托，又急又吓，没两天就死了。
我外婆无依无靠，被货郎家的亲戚扫地出门，占了她们的房屋和几亩薄地。
外婆带着才三岁的孩子讨了饭。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乡里大集，就把我母亲领到了一个庙里，对我母亲说，乖孩子你在庙里等着，妈去给你买水煎包吃。就走了。
我母亲在庙里等到天黑，喉咙都哭哑了，也没有等到外婆回来。
还是我现在的外公从庙前面过，听见哭声，进去看是一个小女孩儿，挺可怜的，就问是哪个村的，家里大人叫什么名字。然后抱着我母亲给送回去了。
结果我亲外公家的亲戚们，没有一个说愿意收下孩子的。
现在的外公是共产党员，见他们这样冷漠，也寒了心，就说孩子我养了，不过你们得立下字据，请街坊四邻做个见证，以后就跟孩子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还是民兵排长，在收养了我母亲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几个月后领着担架队支前，被国民党的炮弹炸死在战场上。
那是48年的冬天。
我母亲作为烈士的遗孤，受到了村里、乡里很好的照顾，解放后上了学读了书，高小毕业后还回到村里当了小学老师。
后来经村干部介绍，跟同样是烈士后代的我父亲结婚，陆续有了我们兄弟三个。
我母亲跟外婆的重逢也很有戏剧性，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人民公社抽调学校的老师们协助普查登记，我母亲也在其列。
登记的村子就包括货郎家的村子，那些亲戚们看见我母亲的名字，居然还认得。告诉我母亲说，外婆当年没有走多远，在临乡又找了一家人家嫁了。后来还回来找过几回孩子。
又告诉我母亲她的地址。
后来没多久，外婆果然也找来了。
只不过母亲那时候不愿意认她，说我没有母亲，只有一个父亲，是烈士。
外婆大哭了一场，说当年不是我心狠，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后来外婆就常来，但是母亲始终就是不认她。
外婆没办法，就找了公社去说这事， 在公社党支部的调解下，母亲算是认下来了，但一直也没有怎么来往。
一直过了很多年，母亲心里的冰才有所松动，才肯去看望外婆，也让我们常去探望，渐渐地恢复了母女感情。
我们也逐渐地从她们的口中，知道了这些陈年往事。
外婆吃了半辈子苦，新中国成立后过的也不错，有了自己的新家人，新生活。
对她这样高寿的老人，村子里每个月还发着生活补贴，逢节日都有慰问品送上门，儿孙们也孝顺，晚年生活也很顺心如意。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她，把她赶出门去了。
在我外婆，我母亲这两代人的心里，毛主席不仅仅是人民领袖，还实实在在的是她们的大救星，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真的是万家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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