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禁中，指皇宫深院，宫廷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禁中语，是指皇帝未公开的言论。本文讨论：古代中国，漏泄禁中语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古代为君需做到去想去意，不见好恶及意愿，为臣者便无谋取私利的契机。而漏泄禁中语，则是通过观察君王无意中的言行，将君王的意愿表露在外。以朱元璋和刘基的对谈出发，详细介绍了历史上漏泄禁中语的不同情形及相关人员的下场处境。他认为，故意制造内幕消息的人，是拿鸡毛当令箭，只逞得了一时；对于闻者，则应抱有分析态度，对传言谨慎对待，才能全身避祸。本文转自“修远基金会”公众号，原载朱永嘉论史作品《读史求是》，原题为《漫谈中国古代的漏泄禁中语》，经授权发布。文章仅代表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主道》，讲的便是为君之道。他强调王者要“虚静以待”，“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要做到虚静，王者必须去想去意，即没有自己固定的想法和意愿。所以韩非子强调“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
君王的意欲表露于外，为臣者便能因而谋取私利，君王便不可能看清楚为臣者的真实情况及其本意，故不能让为臣者得知君主所思所欲。反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如此的话，主动权在君王之手。漏泄禁中语者，无非是通过观察君王无意中的言行，向相关人员表述君王眼前之好恶和意愿，为臣者可以借此以达到某种目的。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宦官条云，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十一月，六科给事中王徽等的谏言，便讲到宦官“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其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
反之，从另一个侧面讲，君王有所好，为臣者也能将它引向另一极端。《韩非子·二柄》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妬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王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姿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 实际上为君者不见其好，不见其情，匿其端的本质是不授人以柄，使自己保持主动的位置，那么周围人的本来面目才能现其真相，为自己赢得主动权。
故为君者，让人捉摸不透不是坏事，是好事。神奇也就神在捉摸不透上。惟其捉摸不透，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才能出奇制胜。在政治斗争中、军事斗争中都是如此。掩其情，匿其端并非不作为，而是在谨慎、耐心、多思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等待适当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东方思维的特点，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不懂这一点则难以立足。从为君的角度讲是如此，从为臣的角度讲也是如此。
《明史·刘基传》记录了朱元璋与刘基的一段对话：
初太祖以事责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先分析这一段话，朱元璋与刘基讨论丞相人选，提出这个议题，反映出洪武初朱元璋对李善长不满，所以在考虑丞相的继承人选时要找刘基商量。谈话的时间是在洪武二、三年间，那时刘基与李善长的矛盾已公开化了，故朱元璋会讲李善长欲害刘。洪武四年，李善长便以疾致仕，但李善长在淮西集团的人脉关系仍在，朱元璋想让刘基为相，刘是浙江人，故自知力不胜任，拒绝了朱元璋的邀请。后讨论了三个人选，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三个人都被刘基一一否定了。
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器，指器度，言人之度量。李善长的长处是“调和诸将”，杨宪虽有能力但没有这样的器度。讲到汪广洋，刘基则认为汪广洋更比杨宪狭隘。杨宪与汪广洋二人是李善长为相时的左右丞，所以李善长退休后，由杨宪掌事。汪广洋被杨宪排斥在外，杨宪被诛后，汪广洋被召回，洪武十年拜右丞相。汪广洋自知人际关系上不如胡惟庸，仅受人摆布而已。结果在洪武十二年末，朱元璋责汪广洋朋欺，贬其广南，舟次太平，因其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罪而赐敕诛之。在那样的条件下，想做老好人，不得罪人，也活不下去。
而对胡惟庸，刘基的评语是“惧其偾辕”，那就是冲决朱元璋的控制。这句话传到胡惟庸处，那二人之间还能不成为死结吗？后来，此事不幸为刘基所言中，故在洪武十三年爆发胡惟庸案，也是势所必然。当时朱元璋在选择丞相候选人时，确实是两难。胡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李善长的侄儿李佑是胡惟庸的女婿，故胡惟庸在相府的人脉关系深远。用胡惟庸，实际上是又一个李善长，比李善长更让朱元璋放心不下。
胡惟庸是在汪广洋之后，洪武六年拜右丞相，至七月间为左丞相，以汪广洋为其副。到了洪武十二年，朱元璋与胡惟庸便闹翻了。胡惟庸拜相时，刘基便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明史·刘基传》）实际上刘基伤心的是当年与朱元璋讨论丞相人选时，说过对胡惟庸不利的话。洪武七年刘基便忧愤疾作，害怕胡惟庸害他。史传称：“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
这是一个悬案，无法验证。但这也证明朱元璋与刘基的对话是外传了，尽管胡惟庸否认刘基被毒死这件事，但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有历史的宿怨在。从这一点上讲，君臣之间的对话，如果涉及第三者的话，其间利害关系相当之大，议论他人是非确会招致飞来横祸。他们对君王无可奈何，对进言的臣下却可以趁机下毒手。从刘基与朱元璋的对话及相关谈话人员后来的结局看，可谓高处不胜寒。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君臣之间都难于沟通，一次普通的闲聊谈心，其引起的后果往往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南宋初人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有两篇涉及到禁中言的问题，如《随笔》卷二有《漏泄禁中语》条，讲到这么两件事。一是汉元帝时，京房向张博泄漏禁中言，张博因此而弃市；二是王章与汉成帝在宫廷议论王凤之罪，王音闻之，告王凤，元后为垂涕而不御食，王章便因此而死于狱中。为什么如此呢？《韩非子·王道》：“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之所以神，则在于他常常出人意表，唯其神而灵，才能服众。
泄漏禁中语，如果涉及权力结构上的根本性利益冲突，那就关系到相关方面的生死存亡，所有宫廷密谋，历来都是先下手为强，故这直接关系到帝王自身的安危。为了防微杜渐，一旦发现泄漏禁中语，轻者会被帝王所疏远，重者将遭灭顶之祸。
《五笔》卷七的《张蕴古〈大宝箴〉》中，张蕴古应该是直谏敢言的大臣，他之所以得罪唐太宗李世民，倒不是因为《大宝箴》的直言极谏，而是因为李好德一案。好德之言涉妖妄，蕴古言其风疾，风疾，是谓其神经有些不正常，不能作数。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对好德密报其旨，并与好德在狱中博戏，为御史所劾奏。可见张蕴古身为法官，泄漏禁中宥赦的密语给当事的案犯，并与相关案犯一起博戏，从而导致唐太宗发怒。洪迈为张蕴古抱不平，称其“无罪受戮”。唐太宗在杀了张蕴古之后，心中不胜懊恼，追悔莫及，下决心对死囚的决审，从一日覆奏改为二日五覆奏，表示对死刑要慎而又慎。
上述两条对洪迈而言，亦是有感而发，因为他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乾道三年（西元一一六七年），洪迈与其兄洪适都受到孝宗的宠信和重用。当时龙大渊、曾觌由于早年曾在孝宗潜邸也深受重用，二人与洪迈相善，他们私下告知洪迈将迁西掖。洪迈见参知政事陈俊卿，讲了这一小道消息，陈俊卿为此与孝宗言：“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两人实与闻乎？抑其密伺圣意而播之于外，以窃弄陛下威福之权也。”孝宗说：“朕何尝谋及此辈，必窃听而得之。卿言甚忠，当为卿逐之。”于是黜龙大渊与曾觌二人。朱熹在《陈俊卿行状》中称其曾劾奏洪迈奸险谗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罢斥之。故洪迈与其兄洪适在乾道五年（西元一一六九年）便退归乡里。可见洪迈在随笔中所作札记《漏泄禁中语》与《张蕴古〈大宝箴〉》这二条亦系有感而发，既是为自己，亦是为京房、王章、张蕴古三人抱不平的。
同样是泄漏禁中语，若西汉夏侯胜出道汉宣帝语，宣帝是当面责之，夏侯胜说：“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宣帝也就不加任何处分了。故这类事还得看所言之是非，所牵涉面之大小及君王的肚量而异。
从根本上讲，一方面王者无私言，大丈夫应该光明磊落，政事还是公开透明的好，让政事见阳光，可以避免和减少许多悲剧，也能让政治步上正常轨道，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另一方面，王者是人，他也有私生活，也有随口聊天说笑话的时候，可不能句句当真，如果句句当真，人就难以开口说话了。
有一句老话，叫作“王者无戏言”，《吕氏春秋·重言》讲了一个故事：“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如果真要严格实施王者无戏言，那王者就无法开口说话了。
对于禁中的种种传言，广义地讲，也就是各种小道消息，从闻者的角度讲，无论是什么传言，必须抱分析的态度，要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因势而异，谨慎对待，这样才能全身避祸，并有利于公共事业的发展。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拿鸡毛当令箭，不问是非地借此随便整人，那就又另当别论了；对于有的人故意制造内幕新闻，借以为个人谋利，那就同样另当别论了。总之，为人还是直道而行的好，想靠小道消息、内幕新闻办事的人，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还是难免一败涂地的。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上面说的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拿到现在来说，如果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制度化规范化了，那么小道消息的市场也就会大大缩小了。打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证券市场在小道消息满天飞，许多人都靠追逐小道消息来谋利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市场很不正常的时候，如果信息发布规范化了，那么投机客兴风作浪的空间便大大压缩了。
对股民来说，不能靠小道消息来判断市场行情的变化，而是要根据市场宏观面、公司基本面来判断公司，根据技术趋势来决定进出，这样做也可以免受小道消息的干扰而上当受骗，这样市场才会健康和繁荣。否则大起大落，大多数人受损，少数投机客获利，这就不是一个正规和健康的证券市场了。对于小道消息的传布者，也得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要看他的出发点，要看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对其处置应该因人因时因事而异，不能一刀切，不能借此伤害无辜者。这个有关小道消息的道理，切换到其他方面，道理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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