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上篇）
——文章连载之二。本篇主要写述帝修反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
二十世纪人类总的发展格局是，终结性人民革命在世界发生了实质性突破和前进探索，而资本主义——包括已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内部的剥削阶级残余——则也在遭到重创后一直进行反扑，共产党内部也有“新剥削阶级”产生，而“修正（改）”原本正确的革命大方向，阻挠、破坏人民革命的继续发展，构成了人类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发展的大过渡期第一个大回合的剧烈暴力冲突与“和平演变”相杂的情形。毛泽东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防和平演变、反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探索性实践，随此应运而生。
一、杜勒斯类“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在世界东方，从而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这自然是西方国家所不愿见到的。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帝国主义者不会甘心他们在东方统治奴役谋图的失败，不会眼看着资本主义大厦的毁塌，他们要作拚死的斗争，这是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的，特别是终结性人民革命的早、前期——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力量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斗争有时是十分残酷的。
1、 英国邱吉尔、美国杜勒斯兄弟如是说。
1946年3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富尔顿演说，揭开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序幕。几乎同时，美国艾伦•杜勒斯提出了“和平转变”社会主义国家新战略。十年后，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提出了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作为战争政策的补充手段，其中，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言论是最有代表性(艾伦•杜勒斯同约翰•杜勒斯，两人为兄弟关系，均是冷战时期的和平演变专家)。
1957年4月23日，约翰•杜勒斯在纽约发表的演说，把他的和平演变政策明确概括为六点，即：一、“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二、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三、“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四、“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五、“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2、 和平演变的理论系统化及其战略形成。
从杜勒斯开始，西资和平演变的理论趋于系统化，并产生了相应的完整战略。其标志是毛主席去世后，尼克松发表《真正的和平》《1999：不战而胜》，以及1989年出版的布津热斯基所著的《大失败》等“和平演变”的理论著作。不过，这些著作在出版前，著作中的思想观点，已散见于——毛主席还在世时——尼克松、布津热斯基等人发布的言论中。在这些言论中，资产阶级政客们全面制定了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利用资金和技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培养资本主义种子，冲破社会主义铁幕，以达到“和平演变”的实施计划。本章后，附有《资产阶级政客“和平演变”理论辑录》（附文、注1）和《中情局的十条诫令》（附文、注2），可供阅读。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后，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开始全面实施。他们一边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开放，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动荡，全面发动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政治攻势”，叫嚷着“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不但发动美国“要举国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事业的发展”，并提出——当今各民主国家考虑如何帮助世界上的民主政治运动──才是明智之举的观点。斯大林之后的苏联，西方政要利用苏联在“和平演变”氛围下“改革”的大好机遇，把苏联的“政治乞讨袋”当着旗帜挥舞，半是怂恿、半是胁迫地提出同苏联展开“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和平竞赛”，终使苏联解体。随后，他们如法炮制，又针对中国。
——具体手段：
一是利用宣传渠道大搞文化渗透。多年来，他们利用网络、利用“美国之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大搞宣传工作，大肆鼓吹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他们以传播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信息”为名，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前进中的问题和暂时困难，散布社会主义危机论、失败论；他们打着“客观公正”报导的幌子，造谣生事，诽言妖诬，进行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及社会主义的宣传，无孔不入地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不满。他们利用不同层级的剥削观念对人民的影响，让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其它旧观念的死灰复燃，利用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交流活动，美化宣扬西方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落后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培植人们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情绪（今天的中国，有一部分人已迷醉其中）。
二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贸易合作、全球化为圈套。社会主义国家一旦上钩入套，他们即施加政治压力，迫之就范（在中国，一些资精也深谙其道，力图用经济上同国际接轨，倒逼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其跟班、走上附庸式“弱”资本主义道路。因为，西方精英心里清楚，中国如果搞成强盛的资本主义，对自己、对世界则也有灭顶之危。奧巴马关于——中国如有象美国和澳大利亚人一样生活——是世界的灾难，其中深层涵义，实际含有这一点的）。西方政治家有一个坚定的政治原则，强调“对外援助”必须为“战略目标”服务。他们赤裸裸地提出：提供经济援助必须以受援国向着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变革为条件，援助必须有利于“促进西方化”的改革进程。一向以营私自利为铁则的西方资产阶级，如此热衷关心社会主义改革，并且喋喋不休地说三道四，不厌其烦地指手划脚，他们的“司马昭之心”，还需别人去揭示吗?
三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积极网罗、并卖力支持反动势力。他们利用一些国家完全放弃阶级斗争，或利用一些国家人民因以往在阶级斗争上的失误，转而出现毛泽东所批评的“丢刀子”──变得无嗅无觉，毫无警惕的情况，而大力网罗亲西方人员；利用国际互访、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培植亲西方势力；利用免费培训、悬赏国际荣誉（这几十年的社科类的诺贝尔奖，最具这方面的特征。中国的莫言，正是因为他抹黑毛泽东时代、强烈攻击社会主义，被西方青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优先出版论著、特邀参加会议等方式，争夺、策反高级人才；如苍蝇逐臭般地寻找、鼓励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并在其中进行政治挑唆；大力抬举、宣扬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资助成立各种离心于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和团体；他们还利用和鼓动宗教组织，布教说经，以宗教影响，来削弱、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反社会主义势力，壮胆张目。
四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和困难，攻击造谣，推波助澜，破坏社会稳定。西方反共势力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寻找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弱点”，特别是经济领域中的“弱点”，煽动“不满和对抗”，使“人民和政府之间发生磨擦”；他们还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打入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相互猜疑”；“煽动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宗教感情的复萌”，从而达到使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散，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的目的。
五是不断争夺青年一代。早在杜勒斯在世，他们就扬言，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如今代代相续，他们目标又放在新的青年一代身上。为了争夺青年一代，他们把重点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身上。其用心是一箭多雕，一举多得。首先是让人才“洗脑换魂”，来日学业有成，心驻身留，直接为西方服务。二是让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由知识、才能的载体，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
3、 和平演变的特点。
演变手段，可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是经济打道，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中，无不憎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意识，在“和平演变”的谋图中，他们始终以淡化、软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意识为目标。
二是图谋明确，突破重点。“和平演变”的根本战略图谋，就是让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在具体行动上则是循序引导，渐步入深，设计道路，让你自己去走；引你入阵，让你欲退不能。
三是手段狡猾，赌注巨大。为了搞垮社会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几乎运用了政治、经济、外交、贸易、文化、教育、宗教等一切手段，施展了全身的解数，投入了尽可能大的赌注。
四是进攻性强，欺骗性大。资本主义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困难和失误，互相鼓励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
4、 结果。
迄今为止，和平演变最大的果实在苏联。如前所论，斯大林去世后，迫于西方帝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压力，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产生了修正主义，苏共开始腐败，随后权贵官僚氏族集团渐渐形成；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戈氏实行的“无底线”改革，一方面，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提倡普世价值，宣传人类共同利益原则（戈尔巴乔夫有这方面的著作），另一方面，歪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必然是短缺经济，夸大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等，加之国内民族问题因素，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辞职，共产党倒台，苏联解体。
二、毛泽东主义“防和平演变、反修正主义”的思想、理论
事物总是在两方面（或多方面）的对立中存在，在对立面的反复（即曲折）斗争中扬弃、否定和发展，发生旧质向新质飞跃。而新的事物质态产生，也同时是说，有新的对立面取代了旧质态的对立面。无对立面，即无事物，也谈不上发展。在终结性人民革命这一大过渡期，将长期存在社、资两个主义，无、资两个阶级的斗争、扬弃和否定。这一辩证规律蕴涵的革命性还在于，在必然反复、必有曲折中，社会主义要素仍应以科学的能动性、直面斗争，顽强战斗，拒绝绥靖，更不投降。这里要多说一句：历史学家很多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态系统，之所以出现超稳态，愚见以为，在意识形态意义上说，即与国人受孔儒近利的自私、中庸调和文化熏陶洗脑，而一次次绥靖、投降有关。为此，毛泽东主义对历史文化批评的着（作）力点。
现实中的苦果，从实践上说，正好激活人们的社会主义创造性思维，给毛泽东主义“阶级斗争”纲下反修、反和平演变的理论的产生既提供另一层面的“土壤”，也同时对其科学性提供了极有力的证明。可以预知，这些理论，终将加快终结性人民革命的发展进程，——尽快走出低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社会主义的发生点。也可以肯定，在下一个世界性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主义的这些史无前例的伟大探索性建树，就会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定向基础上，起到逐步巩固社会主义的伟效。
毛主席的防和平演变，大体是从西方和平演变理论和行动、苏联修正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三个方面，提出问题的。
1、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折线上”洞悉西资和平演变的谋图（以下，系对他人文章整编）。
建国不久，毛主席即关注西方和平演变专家杜勒斯的种种言论，认识其危害，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寻求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毛主席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关言论之后，即于1958年11月30日，对各协作区主任发表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1959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他要当时担任他的国际问题秘书的林克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送给他看。林克选了三篇杜勒斯的有关讲话送给他。这三篇讲话是：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杜勒期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
据林克在《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一文中说：毛主席以前曾看过这些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这次他又重新看了这几篇讲话。他和林克谈了他对这几篇讲话的看法，随后让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送给他。林克根据他的意见照办了。毛主席即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以下是毛主席依次对杜勒斯三次讲话的批注全文。
——对《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的批注：“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对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的批注：“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的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对《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演讲的批注：“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毛主席的讲话和这三个批注，揭示了杜勒斯和平转变战略的实质：“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手段，促进“我们内部起变化”，“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毛主席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注意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是他清楚看到：东西方冷战逐步走向高潮，从综合实力来讲，西方处于优势，因而他处于攻势，便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东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一个怎样应付西方的挑战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当时国际上还出现了一股不小的反华浪潮；受这种浪潮影响，毛主席实际上已开始将当时党内的一些人的形左实右、忽左忽右、极力提倡包产到户……等，同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作联系性思考。也可以肯定，此时毛主席的思考，是必然从“人民内部矛盾、认识问题”“要团结教育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出发点。
历史发展不是尽情遂直的。人所共知，继杜勒斯之后，西方世界又出现一帮主张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政客、政要，如尼克松、里根、布津热斯基和基辛格等。并且，在毛主席去世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批批西方政要、政客和权贵，纷纷迎着中国资精的“中美是夫妻”的热意浓情的欢歌，乐不知疲地卷进和平演变中国的狂热中。
2、修正主义是西资“和平演变”的软骨虫、应声虫。
作为西资和平演变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成果，即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政权变了颜色，苏联的解体。
在毛泽东主义中，修正主义是有着明确含义的。所谓修正主义，其本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修正主义者否认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相容的地步，人为设定并无限提高无产阶级革命的生产力界限，人为贬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此作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修正主义者否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矛盾会导致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认为这种危机“可以通过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交通和通讯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都会对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等等加以克服的”。而不认为这些东西只能起到进一步加剧和推进贫困化的作用，从而使危机因素累积，从而使危机更加深刻更加猛烈的爆发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修正主义者始终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当资产阶级采取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时，作为资产阶级反共的急先峰和最凶残的打手：修正主义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更加淋漓尽致。
实事求是地分析，不难看出，苏联政权变色，国家解体的原因，是内外“复合式”和平演变的结果。首先，斯大林后期的党内，已经在产生特权集团、官僚集团，——自身在作蜕化演变，斯大林去世后，这些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了为个人捞取更大更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继续演变。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因为没有人民的大民主，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无法监督党和政府；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被打击迫害。由是，导致苏联的内部自行的和平蜕变。另外，西资压迫和诱惑，这些软骨虫——即毛泽东定义的党内资产阶级，只能搞修正主义，趋附于西资，抹掩社资矛盾，否定阶级斗争，宣扬所谓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
当时苏联修正主义被西资精英勾魂，而搞资改革和投降的事实，有人是这样描述的：
——西资精英含情脉脉地招喊：“来呀！这里有民主，有人权，有自由，有繁荣的经济!就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大海里……”几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家也都在一旁卖力鼓呼着，情真意切。最早，波兰的曾获得西方诺贝尔和平奖的——全国工会头子瓦文萨相信了，接着，同样获得西方诺贝尔和平奖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不同政见者），在一帮同伙的拥簇着，不断发表着反社会主义的政见。此后，戈尔巴乔夫，也不得不听了──“盛情不可却”啊！于是就有《新思维》，就有“公有制就是无人负责的所有制”，──选择了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如出一辙的热昏的胡话（中国，在毛主席去世后，一直到今天，一些资知之精，仍在附和西资的鼓呼）；于是就改革，就有所谓的“政治公开性”“全民的民主”……殊不知，当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一旦立脚，这种改革就会逻辑地，也是进一步地深入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轨道中。于是“改革”不可逆转了，随之而来的是，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不死不活的困境，就是苏联在“演变”洪水下崩溃，就是瓦文萨类人的后悔。戈尔巴乔夫本人，这个自以为聪明，但实际上政治极其短视的思想侏儒，也被自己引来的洪水冲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方。
因为苏联原本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在起点上，也同中国差不多——系由相对落后国家以跃迁步伐跨进社会主义大门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曾帮助过中国，也一度是中国的榜样。所以，中国一直以“十分的关注”的心态，看待苏联。这是理所当然的。对苏联搞修正主义，发生和平演（蜕）变，——如上所说：自然也就早早引起毛主席的重视，作缜密研究，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做工作、批评和批判，悍卫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这既是为了苏联，也是为了中国自己、中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主义这方面的伟大建树，将永铭史册。
其一，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它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
上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
此后，修正主义的概念出现在毛主席主持起草并经他修改后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重要文章中。文章特别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因而文章明确提出：“我们在坚持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接着，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提出了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还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在这之后，毛主席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毛主席曾多次讲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就是指堡垒是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的。毛泽东这里是指：敌人从我们堡垒内部，夺我们的“心”、攻我们的“心”，改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现实证明，毛主席是很有预见性的。
近半个世纪来，历届美国政要人物都强调：“实现和平演变的前提是军事威胁”(尼克松)；“威慑是我们防务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顿则积极推行“接触加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战”，要将70％的力气用于攻心战。他们所谓的攻心战，主要是开展思想理论攻势，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而这种思想文化渗透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在妄图摧毁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上，瓦解人们对它的信仰。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修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这种轨迹正是适应了西方敌对势力以“攻心为上”的战略需要。赫鲁晓夫借口时代的变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修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已发展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同时极力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竟然公开地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地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就是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对此供认不讳，他写道：“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正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同赫鲁晓夫一脉相承，完全接轨了。戈尔巴乔夫为改制而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东西，而且更加自觉地用这一套理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对于这种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说：为了改善美苏关系，需要苏联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他从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的言论中看到了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迹象，他欣喜若狂，立即向华盛顿报告：“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
其二，毛主席预言，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否定，将会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
对于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赫鲁晓夫这种错误做法的恶劣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根据莫洛托夫的外孙尼科诺夫的回忆，莫洛托夫生前曾对他说过：二十大前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这种情况，正如毛主席当时所指出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毛主席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就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因此，“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这样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这时毛主席就明确指出：赫鲁晓夫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他对此表示了深刻的忧虑。毛主席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就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事态的发展，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毛主席深邃的历史预见性。
其三，毛主席特别注意苏联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
从读史中，毛主席解读出，历史创业者功成名就后就渐行蜕变、“活力大减”、为威作福和堕落而被历史淘汰——这一“秘密”；另联系建国不久，即有少数中国共产党人丢掉党的宗旨，对社会主义抵触，发生腐败等现实状况，明确地结论说，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是其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毛主席既是评论苏联，也是告诫中国共产党自己）。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他之所以把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作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所有制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变与不变的问题。这就是说，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而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问题，却不能不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而这二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其核心思想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这里虽然是就企业的性质提出问题，而实际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被演变的大问题。
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时，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很显然，毛主席是把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预见，被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以至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还是逐渐地滋生并蔓延开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指出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并警告全党：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对党产生不满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为此，列宁以极大的精力同官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但自赫鲁晓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时，在组织上也开始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党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经过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使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和压迫人民的职能。他们不但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而且还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侵吞国有资产，放肆腐败。以戈尔巴乔夫为例，据曾经担任他的助理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列宁山专门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而此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为自己新建住宅。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对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这就是一个总书记的兴趣和追求！当然，这不过只是冰山一角。但这种贪婪和腐朽，势必反过来影响政治，毒害党和国家。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利用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夺取权力为中心，层层形成既得利益的保护圈；他们需要僵化的体制来谋取私利，不思进取，拒绝改革，或者利用改革的名义，维护和强化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就会厚颜无耻地、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自己一贯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则，公开举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叛旗帜。
这种权力腐败，使苏共名誉扫地，失去了执政的群众基础。据苏联解体前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苏共是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而认为苏共是代表全民的则只占7％！这再一次证明了“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据俄《消息报》披露；到1996年，叶利钦周围的75％、政府中的74.3％、社会精英中的82.3％都是苏联的干部。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联的覆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自我政变，是适应了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这正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雷日科夫。《大国悲剧》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其四，早期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皆存在被西资“和平演变”的危险。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着一种获得胜利的高尚战略。”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7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他们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的身上。当50年代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时，毛主席就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毛主席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我们要提高对西方国家将采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此后毛主席还多次讲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时候，列宁在始终警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又敏锐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隐蔽的“和平”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1920年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贸易、用粮食投机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战线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列宁这段话的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妄图“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而且在于极富创见地提出了抵制和战胜这种“和平演变”的基本方针。
西方敌对势力深深懂得，如果没有苏联内部的演变，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放弃这种原则的立场，这种和平瓦解的谋略还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们极力助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使之成为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力量。现在，他们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希望。1991年11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围绕着“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这个主题发表演讲，提出“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她特别强调这主要不是指的军事威胁，而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为此，他们利用种种手段，包括诱导苏联犯错误，但这一切并没有奏效。她说：“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团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随后，他们又推出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领导人，随即他们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撒切尔夫人说：“有人发问：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的吗？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这是一个绝好的供状。正是按照西方的谋划和意图，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一些叛徒窃据了苏联领导权，把苏联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所以，撒切尔夫人通过同戈尔巴乔夫会面摸底之后，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这位铁娘子无不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而每次都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首先满足西方的利益。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对同美国总统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见，就供认不讳地说：这次会见，“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这种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丑恶表演，深刻告诉我们：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当年毛主席的科学预见，还主要是从警示的角度说的，那么这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预见性，今天已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就更加具有现实的震撼力。因此，重温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认真总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毛泽东主义“防和平演变、反修正主义”的思想理论的发展。
建国前后，毛主席依据历史知识和新生事物发展的曲折性规律，对人民革命作出“革命队伍中有人会停滞”、“内外敌人要破坏”的预警。
（1）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不但提出了“两个务必”，而且还针对艾伦•杜勒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和平转变”社会主义国家新战略，连续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五篇文章，矛头指向自由(个人)主义。这是毛主席反退步、反和平演变思想的开端。1957年，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称要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毛主席针对帝国主义的预言和苏共在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蜕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包括进一步批判“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推进“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学雷锋”“学焦裕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提出培养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大力发扬民主、坚持发展和不断壮大公有制经济、反对高薪等一系列提高社会道德水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维护社会平等的措施。毛主席在斗争中使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不断提高，又用自己不断提高的认识指导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斗争。在毛主席那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是步步深化的斗私批修。毛主席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毛主席还曾指出：“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正是大战略家的思维。
(2)开展对苏修的论战，在全党进行反修、防和平演变教育。
苏共二十大后，毛主席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判断、对国际上出现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关于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判断、关于要警惕和防止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警示等等，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
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会议上，已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改变了我党以往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表述，退居中央二线的毛刘少奇和邓小平，改变了我党以往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暂时地保留了个人的观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酝酿，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
毛主席对刘少奇邓小平关于主要矛盾内容的否定，——重新回归建国前后我党对这一问题的表述，表明毛主席已从当时东欧乱势、苏联变修，以及国内阶级斗争的状况，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建立后仍会长期存在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情况来看，裂痕明显出现了。不过，起初——毛主席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仍留有余地，认为他还只是一个半修正主义者，骨子眼里有实用主义。后来，随着矛盾的加深，在赫鲁晓夫公然以反对个人迷信为借口，否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提倡“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及全民党、全民国家）等等，并开始与美国套近乎，还利用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而挑拨离间，企图制造中国共产党内乱……构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毛主席即从终结性人民革命这个大过渡期，旧势力的根深蒂固、国际剥削阶级势力的强大、国内外和党内外反社会主义力量的连结的大视角下，抓住修正主义这一现实的反面教材，进行批判，——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粉碎敌人的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
到了六十年代，即有了全国性的对修正主义的大批判，重点是开展对苏大论战，发表了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结合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和防和平演变，即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基础上的——从内到外的——有机联系，直至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大民主的批判达于一个新的高潮。诚然，毛泽东主义下的这些举措，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举成功。但从有斗争才有发展的矛盾逻辑上讲，从人民革命的历史主动性上讲，一“斗”虽不即成（这一点，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清楚），但必须要斗。他多次说：我们有可能失败，但我们要试一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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