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未来与世界的超现代化：毛泽东的方向与旗帜(二)
——隆重纪念一百三十年周年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政治审美、政治-道德哲学利他普惠的第一哲学
人性善恶论，神正论和所谓的约伯苦难，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人生五大悲剧，但丁的《神曲》里的天堂、炼狱、地狱界定和天界人神互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情理纷杂，中国历史上的老庄/孔孟之异化历史批判与社会文化批判，及其精神纠结，杨朱哲学里的贵生轻物，或被过度解读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中国历代帝王之短命悖论，六朝流水的后主泛滥之政治现象，王朝私家门户之家天下与真龙天子在政治、伦理、美学意义上的轮回辗转，这一切看似乱麻一团，但其实却是围绕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个基本分野，以及对其加以装饰的‘内圣外王平治天下‘，和实质上的醉生梦死，脏唐臭汉这些历史上的不同出路、各自悲剧展开和无尽的不断演化而叙说着的，自然它们也一直困扰着普通人、哲学家和思想巨人们。
近代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并没有解决上述这样一些关乎人类整体和个人以及组织团体之命运和发展上的根本性问题。伴随着近代化而来的是‘上帝死了，我们杀死了他’；与此同时，价值遭到贬黜（这两者都是尼采如是说）；一切道德门槛不断地被降低（利奥˙斯特劳斯语），法治、法律规范化代替了德性和道德自律。这样一来，价值被有意地加以有选择地中立，以至于价值被虚无和淘空，实证主义宣誓与倾向，特别是商业伦理例外论，西方胜出与西方例外论成为主流国际示范。在启蒙运动大潮下巨大的理性主义，或叫做西方理性主义，藉由货币拜物教最终走向资本拜物教，出现了中国东汉时期鲁宝就一经著述过的《钱神论》中所描述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民间说法）。整个近代世界，所不同的无非是在能源革命、机器革命的新物质手段基础上，实现了或完成了世界体系的重新建构。而这无非就是世界范围的中国战国时期的法家主张和治国经略模式的放大版的再现。
进而法家的‘法-术-势’，变成了马基雅维里的实用主义的纯粹君术：狐狸与狮子的性格与面孔。至于法家学理背后和根本支撑基础的道家哲学却未能得到继承和发扬，相反却变成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极端逻格斯，亦即逻辑至上主义操纵。国家主权、消费者主权、情感主义的人权宣言，和现代性的所谓主体性、多元文化、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框架下的隐私尊重，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加上彻底的还原论、工具论、功能论的理性经济人，和自利伦理学畅行无阻，大行其道。这些眼花缭乱，纷繁复杂的现象和裂变，就连亚当˙斯密本人对此也大加困惑。他游走于霍布斯、曼德维尔和牛顿、洛克、休谟之间，倾其一生，试图通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来加以把握，他试图揭示出来一种既包含高尚伦理和人类崇高的良心、公正同情说，和公正大厦支撑与德性规范与引导，又在分工和市场体系下依靠自爱-自利（Self-love Self-interest）而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力图解决商业或公民社会的自由化如何统一这一难题，却留下了‘看不见的手’这一世纪经济学之谜，或斯密问题或者斯密悖论（实则是曼德维尔悖论）于后人，对此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现-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根据一两段亚当˙斯密著作之引文，把经济学之父，特别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的发明权归结于斯密，而后者实在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就基本的和庞大学术体系来而言，斯密实在是以批判霍布斯的丛林法则为目的，他实质上旨在找出象天文学或天体力学的牛顿式科学系统自行运行图景，也就是靠着那样一种类似自然力的社会精神道德自洽运营，抑或是像上帝赋予的人类天性这样一类的‘无形之手’，来描述和回答近代史上的西方转变。与此同时，他也纠结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的核心主题：‘私人恶德公众美德’这一问题或悖论，对其宏观-中观-微观的运行展开套路和激励，试图从他本人的类似牛顿天体力学的优美的自主、自动，与自生自行相合来系统地给以解答和描绘，但他本人最终由于历史、时代和个人才智的局限性，而在这一悖论的探索中未能得出富有说服力的彻底的结论而作罢。
关注毛泽东的人们，从《走进毛泽东》影像记录片，或其它有关小球推动大球外交历史的经典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毛泽东居中正面南向，伸出手来，而尼克松则大幅鞠躬几近九十度，握着毛泽东的手。这其实是对一瞬间造型的一个抢拍。其背景是，尼克松问毛泽东本人之所长和靠什么治理国家，或者引申为他的政权、组织、治理的基础与合法性来自于哪里？而毛泽东的回答是他是靠为人民服务，即以作为公仆之精神与作为，而不是老子、主人与精英之高高在上，凌驾于群氓之上，不事实业与生产，却作威作福，来获得领导中国事业的资格了。这才引来了尼克松情不自禁地，发自内心的冲动性的，甚至放下了美国总统和西方人固有的自大与傲慢，不顾外交场合的所谓国家尊严与对等礼节，而恭敬地表现出来的那一幕。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可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今人回溯民国时期的故事，通过宋美龄同她的国际朋友的对话，所看到的民国墙报和种种宣传外饰的那些口号，都是显示给何说给老百姓们看的听的，都是公开场合表演给老百姓看的。而他们这些权贵统治者们，在关起门来的时候，只有他们亲戚朋友在场时，则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和作派。宋美龄的旗袍就有几十箱之多。专制女佣故的，绝对量身定做，有些她甚至一辈子也未曾穿过一次。其一生用牛奶洗澡，生活奢华糜烂，丈夫却装装模作样不饮茶，妻子总飚一口流利的美音英文，双双大搞什么新生活运动。
毛泽东当然知道，马克思笔下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无论如何，是不能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单纯的思想批判，亦即单纯的武器批判来达到目的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武器的批判，当然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物质的力量只能靠物质本事来打倒’。他深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因此，他自少年/青年时代起，自为新民学会制定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之宗旨之日起，就从来不是乌托邦式的理念玄想与意念冥思。他更从秋收起义，奔赴井冈山的三湾改编伊始，就从支部建在连上，再后来设立的士兵委员会，主张和建立官兵平等，军民一体，天下一家，从而建构起了一种新型的文明共同体。这种新社会、新秩序、新世界、新文明，其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切社会-国家建构，是他本人、他领导下的领袖集团和新共和国国人大众，对人类另一个最伟大的贡献。
到了中年甚至伴随他一生的自儿时懵懂直至后来的理性认知，他从母亲的慈悲敬佛和虔敬善良中，体认出宗教皈依、灵魂超越、超越情怀的独特和伟大的力量，尽管他不一定认可某种意义上所谓超验的精神驱动，但凭借政治审美和宗教直感，他洞悉出单纯人性之上和之外的某种东西之意蕴，从而在宗教政策和宗教情绪上，走了一条真实的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哲学、宗教政治、宗教伦理之路。他把古今中外的神道设教式的宗教与礼乐教化之旨在宣扬与巩固上流社会的统治，神话贵族和统治阶级集团的宗教感及其相应的对其的政治与哲学上的否定批判，转变成了一种对老百姓和人民主体的一种虔诚与敬畏。这就把荀子、李世民的中国古典的‘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政治警告，变成一种对人民之神、人民大神、人民崇拜或敬拜的一种特别的政治伦理与情结，并继而通过军民鱼水情，领导者与人民鱼水情的生死与共，主仆关系的彻底颠倒，和人民公仆与社会主义主人公的政治伦理平衡对称结构，完成了新中国价值取向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基础之奠基性的伟大构建。
这是据摄影师侯波回忆，在一次他乘专列走遍大江南北时，同地方官员谈话时，他突然地问他们？你们相信上帝存在么？得到的是沉默与无言以对。因共产党、社会主义破除迷信，‘清除’宗教，一切唯科学信仰和真理之所求，坚守着无神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与历史进化论，仿佛天底下只有必然律，只能在必然王国里翱翔和畅游，怎么可能在新中国、新社会，又贸然出来一个信不信上帝的问题呢。而毛泽东却丝毫没有理会大家的心理情绪，自言自语，算是给地方干部们解了围：‘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进而说道，你若惹怒了上帝，得罪了上帝，不蒂是自寻死路，自讨苦吃。
然而，在当时的那种狭隘的片面化风行之历史时期，或叫做毛主席自己称之为形而上学猖獗的历史时期，自然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简单粗暴的无神论，和把宗教情怀与情感，宗教意识与心灵，宗教社会与群体意识及其建构，同封建迷信划上等号。自然毛泽东的这样一种在灵性上的启示与追问，并没有得到深刻的社会响应与历史相应的递进。不过他对此虽然无奈，但还是通过指定北大出来的任继愈，在中科院建起宗教研究所，拉起一支宗教研究的队伍，算是保留了新中国宗教哲学、历史和科学研究的知识火种，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宗教事业，储备了知识与智能力量。
而关于广义的宗教情怀，更为普遍的心灵若寄、心理与人生的困惑和解脱，非哲学、非艺术、非社会、非文化，甚至非逻辑和一般理性的沉思与反潜，在毛泽东逝世后，最先以潘晓的《人生的路为什么会越走越窄？》，而在公共舆论界和媒体圈上爆发出来。伴随着各地区各单位大搞活经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历史上种种宗教遗留和积淀，古今人们在灵性上，尤其就人生、社会不确定性和天性保佑与崇拜仪式等等追问，宗教在大规模地回潮。而迷信与巫占更是趁此机会大行其道，众多滥竽充数的，甚至早已被批透批臭的东西，又沉渣泛起，卷土重来。
潘岳是党内高级干部里最早写就关于宗教政策文章的一辈子颇为特立独行的一位人物，尽管其研究远未真正进入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宗教学、宗教文化学、宗教社会学的层级，但其在政策层面却有着重大的时代启迪和警示作用。在中国宗教政治学和伦理学上，尤有一定的突破和启迪作用。而后来的法轮功及相应的结局，显示出这方面理论与政策储备，社会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深度缺乏。
关于中国的马科斯˙韦伯之所谓去魅化和宗教谅解与宽容，当然要远远好于西方的情景。而且同西方的基督教之一神教，黑暗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存在，教皇制度，神权高于主权和治权，教廷享有权势与占有财富过大，修道院体系，尤其是其曾经对教育、知识方面的垄断，宗教教派对峙与宗教战争，圣战、朝圣中的惨烈冲突与制高点占领，诸如十字军东征，新教与天主教冲突，天主教与东正教对立等等的问题与现象，神学/哲学理性与灵性问题，凡此种种，可以说东西方可谓是截然不同。
从陈胜、吴广起义前假借天意所作的类似宗教启示手脚，到太平经、五斗米道教的张角起义，宗教组织与启迪在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反抗，已经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组织甚至政治与伦理操作。这恐怕也是此后中国历代统治王朝，在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后来的基督教之间寻求平衡，对宗教进行政治规划和利用，将其中可能引发和暗藏的政治反抗每每消灭在萌芽之中的基本态势和一般做法。而李唐王朝，更是把老聃抬到了本朝祖宗的显赫地位。不过，中国的求仙拜佛，功利性、现实性乞求与福报追求似乎太过明显，自然宗教里的超验性就不够强。至于说到所谓儒教，则基本上应是子虚乌有。儒家是一种知识与智慧体系的东西，不属于灵性的宗教范畴。
尼采、海德格尔、毛泽东，同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的乐观主义的理性主义似乎不大一样。他们看到了文明末路、文明沉沦、文明退化和堕落这一黑暗方面，甚至是文明反动的一面和可能。尼采的末人（last-man），海德格尔的枚平化-齐平化-常人-沉沦说，技术利维旦下的平庸之辈和碎片化人，马克思-毛泽东眼中的奴隶般地服从旧有的社会分工的机械化的单维度，或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统统显示出他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科学技术一统天下的现实人成为几乎机器人的不满。
他们要完成对社会、世界和时代的革命与改造。他们追求一种人类的升华，而不是堕落和平庸。尼采要的是超人（superman），海德格尔要的是以艺术取代科学和真理，达到生存主义或存在主义超越的超现代之人，而马克思和毛泽东，也包括列宁和斯大林在内，则是冀望培养一代和数代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上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主张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他们要的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素质、才能和人格与精神的新人，一代引领社会新气象的共产主义新人，是要能驾驭自然与历史，成为历史的主人，自觉能动的主人公和创造者，是知识分子的劳动化，劳动大众的知识化，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协作，全面发展，充分展开，而不是私人占有，小家碧玉，为私产物享奴隶，分工偏职人虫。
关于能力差别，天赋与自然禀性方面的差异，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属性和灵魂操守，毛泽东在他的老三篇中是这样界定的：“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样一点精神，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要求对工作与技术要精益求精，而不是半瓶子醋、半调子，他崇尚愚公精神，要求和希望所有新中国的人同他一样，挖山不止，子子孙孙，无穷延续，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和转型经济学或现实版的全球现代化，基本上走上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之路。中国尽管保留了，并逐步强化了国有经济，但从比重上看，无论是从权益资本、资产形态上看，还是从产值、市场规模占有比例看，特别在就业领域和形势方面，已经是在深度的私有化道路之上了，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已经不具有消灭甚至遏制雇用劳动的能力了。这个转型过程和路径依赖的演化，中国不同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激进主义改革，所采取的是增量游戏方法，即存量不动的渐进主义做法。后来又通过抓大放小的布局和改制，保留了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但放小和私有大量改制的结果，股份制化的民营经济，已经基本上在就业、储蓄、投资，甚至消费上完全决定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雇佣化和私有化大格局。
由此说来，市场经济已经成了工业化、工业革命，和产业演进、现代化的主导和基本机制与结构。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内在逻格斯的必然的货币化、金融深化、资本泛化，当然会沿着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灵魂驱动方向不断深入演进。由此，物化与异化的精神结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金钱至上主义，相应的金融帝国的价值观、历史观、社会观等等，就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展开，就如同天体力学制万有引力般发挥作用的不可避免。
按着布尔迪厄的社会习性理论，现代社会的阶级竞争、阶级争夺、阶级斗争，就会高度集中地表现或反映在对奢侈品、高级享用、高级艺术与文化等领域所代表的时尚、时髦和高雅文化上的话语权的对峙和博弈。现代化而后甚至过程中的鲍德里雅的拟象社会化现象，在使用价值的实现法则，交换价值的等价性基本上已经不成其为主要的问题之后，符号价值的区别法则，象征价值的炫耀性法则就会牢牢地控制社会价值取向选择，和社会审美标准择定以及时尚风气的最终走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马克思的统治阶级主导任何一个社会之思想的理论，自然就决定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本主宰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必然胜出。
毛泽东晚年的全部关注，意欲从根本上防范中国步上苏联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之路的历史悲剧。他根据他体认出来的新中国和旧社会差不多的社会发展基础，和列宁对小生产者，私有经济的总是自发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观点，试图通过理论学习和普及，形成全民高度的理论素养和醒觉意识，既防止象林彪、陈伯达一类人骗子上台后，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更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通过限制而非发展壮大资产阶级法权，以便消除自身的自发颜色革命内因，防范内向殖民主义，从而避免人民再受二遍苦再遭二茬罪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从一生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开的明火执仗的修正主义，转向同时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投降主义路线，反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反对招安的半截子革命，和半途而废的所谓老革命新问题。
因此，毛泽东的方向与旗帜，不是若孔孟之道，老庄玄思那样，单纯地属于文明批判，思想说教和道德诉求，而是在明确精神与价值规范，思想和文化指向的同时，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与法律规范乃至社会实践方面，在人们主观设定和客观环境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之下，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教育革命、社会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集成作用之下，从而也就是借助于思想与灵魂革命的综合建构和历史性推动和发展，来完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飞跃，并最终使得其能够引领世界潮流，参与并最终主导世界与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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