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是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心情十分沉重，甚至可以说是寝食难安，应该是有什么事触碰到了他的底线。
他对随行的同志们说：
“社会主义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大家感到苏联的事情离我们很遥远，都不理解毛主席在说什么。
于是，毛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地问道：
“你们知道什么是井冈山精神？”
大家回答说：
“艰苦奋斗。”
毛主席笑了，似乎不太满意。国民党也讲奋斗，希特勒写了本书就叫《我的奋斗》，地主老财也要奋斗，难道我们的奋斗只比他们多了“艰苦”二字吗？
毛主席说：
“井冈山精神最根本的是士兵委员会，是官兵一致，是民主，是平等！”
主席继续解释道：
“现在，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主席又与一行人谈到了在井冈山时期牺牲的同志，有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二十八团第一团长王尔琢，第一团团长张子清等人。
回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毛主席心情沉重地说：
“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重现出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
毛主席越说越激动：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有变的社会基础嘛，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听到毛主席讲得这么严重，随行的同志们表示完全不能理解。他们认为，新中国已经成立，“三大改造”已经完成，资产阶级已经消灭，怎么可能还会有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反问道：
“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才想通了。你们这些同志，都只能为官，不能为人。”
毛主席继续提问：
“刘俊秀同志，你还能不能当农民？（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王卓超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时任江西省副省长）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
这是触及利益的灵魂之问啊！为什么大家都想当官？为什么级别越高待遇越特殊？为什么只能上、不能下呢？难道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发财、成为“人上人”？任由社会“两极分化”？如果这样，共产党和国民党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如果大家都争当“人上人”，那么资产阶级一定会死灰复燃，中华民族还怎么伟大复兴？
此时，毛主席内心可能已经有了想法，他是做好下台的准备的，可能重上井冈山打游击，或者说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
随后，毛主席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把他的忧虑完全说清楚了：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的话，其实是亮出了“底牌”、划出了“底线”——中国社会绝不能出现“两极分化”！工人和农民决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不希望中国强大的，对中国在政治打压、经济上封锁，我们只能靠独立自主的内循环来发展自己。即便不封锁，市场是打开的，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短时间也竞争不过欧美市场，自己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反而会成为外国淘汰产品的倾销市场，到那时，我们的国营工厂就得倒闭关门，工人就得下岗失业，中国的农村人口那么多，农民就会沦为廉价的劳动力。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走上了“大国附庸”的路子，就会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于是，有人问毛主席，假如国内资产阶级复辟怎么办？毛主席轻蔑地说： “你太高看他们了，他们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吗？最多是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去了。 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的财富而积累资本资产的，而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派敢于侵略谁呀，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了，他们只是联合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压迫本民族广大的人民百姓，或者贱卖自己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贪得无厌的私利。 对外软弱妥协，对内重拳出击。最可怕的不仅是国内资本家如此，队伍内部的很多蛀虫也同样如此，两者相互勾结，合二为一，趴在整个社会身上敲骨吸髓。”
读完此言，我顿时泪奔！终于明白为什么毛主席把“包产到户”看的这么重，原来是毛主席对中国的未来看得那么远，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那么深！
与其让中国农村成为海外产品的倾销市场，不如让农业现代化装备上本国自己产的挖掘机、拖拉机、播种机，让农业哺育工业、农民哺育工人、农村哺育城市，以快速实现工业化，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随后再让工业反哺农业，工人反哺农民，城市反哺农村，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毛主席走集体化道路、实现工业化、防止“两极分化”的战略构想。
奋斗就会有艰辛，艰辛孕育新的发展，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在毛泽东时代，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一代人干了三代人的事，农民的日子特别不容易，工人也十几年不涨工资，毛主席带头不吃肉、穿补丁衣服，上上下下齐心协力勒紧裤腰带搞建设，造出了“两弹一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奠定了大国地位。
如果刚解放就“包产到户”，那么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从哪里来呢？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集体化道路，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中国又拿什么来改革开放？即便过早开放了，仅有的农业剩余又怎么保证是贡献给本国的工业化而不是贡献给国内外的剥削阶级去恣意淫乐？
我们承认，“包产到户”毫无疑问从体制和机制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我们也不禁问一句，今天农民还有种粮食的积极性吗？土地大量撂荒，农民大量进城，粮食却连年丰收，难道仅仅是个“积极性”的问题？恐怕说不过去吧。
过来人都知道，“弱国无外交”，随着国力的增强，中美于1972年建交，“四三”方案引进了大量的农药、化肥生产线，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日子好过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做了进一步解释：
“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你(张平化)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
恩格斯的评论则更为直白：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而王光美却是那么真诚地承认——“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一方面，当前高净值家庭总户数727万户（其中，亿元家庭13万户，千万资产家庭206万户，拥有600万元以上资产的家庭508万户），按照一户五人计算，也就3635万人，是14亿中国人的零头啊；另一方面，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8亿人月均收入不足2000元，他们才是大头啊！
亿万富豪指拥有超过1亿现金、股票、基金等流动性资产者，房子不算。
毛主席对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是怀着深深的感情的。他始终把自己当成是劳苦大众的代言人，当成是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
1947年毛主席为陕北佳县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毛主席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1927年，他回韶山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说：
“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 穷人，没人看得起。袁世凯说：
“人民是个什么东西？我只见过人，从来没见过人民。男人要成功，要的是资本，是军火，是列强的支持。一句话，就是狠！”
而毛主席却说：
“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
1974年，毛主席在看电影《红灯记》时，当放映到李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哭着喃喃：
“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
他看《难忘的战斗》这部电影中，看到群众欢迎时，问护士长吴旭君，这欢迎的人里面有你吗？护士长没回答，只是哭着点头。他在也控制不住，也跟着嚎嚎大哭起来。
晚年毛主席本可以做“完人”，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却忧心忡忡，始终放不下这个国家、这个党。似乎他多虑了，似乎他的考虑超前了······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今天我特别理解他说的话：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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