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唐时期的大文学家韩愈,号召"文以载道",即写文章不要追求音律对仗和词藻华丽,而是要用文章来表达"道"。
道可以是圣人训诫,可以是世间规律,也可以是批判现实、分析时事。
总而言之,写文章要言之有物。
韩愈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里,开篇第一句就写到:"右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
长安周围的县,夏天遭遇大旱,秋天又遇到早霜,导致农民们受到极大的损失,收成和种子相比,不足十分之一。
这就是直面现实问题。
《论佛骨表》里说的更直接:"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佛是外国夷狄,衣服、语言、习俗都和中国不一样,皇帝您大张旗鼓的奉迎佛骨舍利,可不是什么好事啊。以后要戒骄戒躁,以中国为主,千万别西化了。
这就是韩愈的文以载道。
每篇文章都在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传递自己的思想,所以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两百年后,欧阳修读到韩愈的文章,立即继承了韩愈的文学路线。
欧阳修能读到韩愈的文章,其实非常偶然。
欧阳修家境不好,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便跟着母亲到湖北随州投奔叔叔欧阳晔,然后就在随州的李姓人家,读到六卷《昌黎先生文集》。
那年欧阳修年仅十岁,但从此以后,韩愈成为欧阳修的精神领袖。
在苏轼的《颍州祭欧阳文忠公》里有两句话:"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短短八个字,道尽了欧阳修的文学路线,可谓是直接继承了韩愈的"文以载道。"
就像最近的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里,欧阳修对苏轼说:
"此笔赠予你,去写清风明月,宇宙蜉蝣,去写金戈铁马,来往古今。这天下的斯文正气,大道和人心,都在等着你苏子瞻放眼去看,挥毫去写。"
正因为韩愈、欧阳修、苏轼都能"文以载道",故而写出一系列千古奇文,青史留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不朽者。
2
教员的文风,其实也是学自韩愈。
1913年,教员经过半年的自学生涯以后,考入湖南一师。此时的教员,非常推崇梁启超,写文章也是尽量模仿梁启超,但国文教员袁仲谦说:
"你的文章像新闻记者的手笔,写文章不应该学梁启超,而是要学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韩昌黎。"
于是,教员花钱买了一套《昌黎先生集》,苦心孤诣的研究了很长时间,从词汇、句子、章节到全文,教员一点一点的扣,先了解大意,然后再反复阅读背诵,直到烂熟于胸为止。
而且教员准备了一套笔记本,起名为《讲堂录》,记录的内容包括哲学、史地、古诗文、治国、处事等等,但这些内容占的篇幅并不多,《讲堂录》将近一半的内容,都是教员读韩愈的笔记。
从此以后,教员的文风逐渐变得洋洋洒洒、大开大合,颇有高山流水一泻千里之势。
后来教员和斯诺说到:
"袁大胡子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有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新中国成立后,教员还给去世二十多年的袁仲谦,撰写了墓碑,以示感激。
当然,教员也继承了韩愈的"文以载道"文学路线。
湖南一师毕业不久,教员便和同学们办报纸,但因为文风过于辛辣、观点过于犀利,很快就被当局给查禁了。
正好,另外一些同学也在办报纸,便把教员请过去,让他接手。
这家报纸原本是讲教育的,希望通过改革教育进而改革社会,这在当时是不错的切入点。
但问题是,原先办报纸的同学们,不敢触碰真正的教育问题,也不敢触碰和政治相关的话题。
教育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既不敢谈真正存在的教育问题,又不敢谈政治,可想而知,这家报纸一直办的不温不火,销量怎么都提不起来。
于是教员过来之后,决定重新修订办报宗旨——
观点要犀利。
立场要鲜明。
走访调查学校和学生家庭,分析教育问题出在哪里。
额外增加一些社会时评,激发读者的购买欲望。
经过教员的一番整顿,这家报纸焕发了新生,销量从以前的不到五百份,短短两个月时间便暴涨到三千份。
这是教员"文以载道"的初次尝试。
当然,这份刚有起色的报纸,很快也被查禁了。
再往后,教员创办了《湘江评论》,创刊词中的几句话非常震撼——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教员给《湘江评论》定下的宗旨很简单,宣传最新思潮、报道国内外最新形势、评论刚发生的社会热点。根据这样的宗旨,教员短时间内写出四十多篇文章,反响非常热烈。
尤其是《民众的大联合》里,教员直截了当的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的,但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同样是文以载道。
3
1920年代以后,教员开始投身革命,很少亲自办报纸了,但因为要分析革命问题、解决革命问题,教员写出一系列彪炳千古的文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教员用朴实的文章,载了中国社会的道。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教员徒步行走700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用这五个县的现状和数据,窥探到全国农村的基本情况。
《反对本本主义》,告诉革命同志们,什么才是正确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的是敌强我弱的背景下,到底如何赢得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
《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方略。
《矛盾论》和《实践论》讲了世界运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做,才能利用世界运行的规律,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直到《论联合政府》,给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描绘了基本蓝图。
教员的每篇文章都是经过大量调研才写出来,故而是言之有物的,文章里写到的问题和提出的办法,都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
文以载道,教员坚持了一辈子。
正因为如此,教员的文章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他才能带领党组织和人民军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到建立起新中国。
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
教员以立言来立身,进而完成立功的宏图伟业,又因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基本要求,教员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爱戴,便完成了立德。
凭借这样的功业,教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近代百年的史册里,成为中国最黑暗的岁月里最闪耀的那颗星。
他便化为不朽之人。
但这不够,远远不够。
近代百年的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人太多了。
传播新思想并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陈独秀、李大钊,可以凭借立言、立功称为不朽。南征北战数十年的彭德怀和林彪、粟裕等人,可以凭借立功称为不朽。甚至雷锋、时传祥、王进喜可以凭借立德称为不朽。
教员比他们的地位更高、更闪耀,但事实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真正让教员大不朽的,是教员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的人。
例如在1976年,中央把教员最近三个月的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经教员认可以后发表出来,取名为《毛主席重要指示》: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自己代表了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老同志却不想前进了,有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他们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这篇文章是面向未来的,说是教员留下的政治遗嘱,也不为过。
正因为教员是面向未来的,那么未来的革命者、受压迫者、小官、学生和工农兵就能从教员的文章里找到依据,然后扛起教员的大旗,向他们所处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发难。
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教员的思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教员的文章。
此时的教员,便打通时间和空间的壁垒,化身为一个真正的不朽者。
这才是真正的大不朽。
早在1917年的时候,有次教员和张昆弟到湘江游泳,晚上住在蔡和森家里,他们聊天的时候,教员发出一番感慨:
"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教员期盼的这个人没有出现,反而是他自己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奋斗,成为一个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洗涤了中国人的旧思想,并将不断的开发中国人的新思想。
如此功业,亦可称为大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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