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绩效制度的分析
【一般的工资组成是这样的：
工资=底薪+绩效+奖金（评优）
底薪＝基础工资+指标提成
示例：假设指标要求至少做完100单，基础工资为3000元，每单的提成为5元，而我做完了200单，因为工作突出奖励200元。则我的工资组成为：3000元（达到100单所获的基本工资）+500元（100单的指标提成）+500元（额外的100单的提成）+1000元（奖金）=5000元。
在本文的讨论中，基于绩效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基础工资的下降这一事实，假定绩效制度调整前后的工资为一定量，以集中讨论绩效并非额外收入这一现象。实际情况存在上下浮动，但在资本家掌握绩效制度的背景下可视为基于这一模型的调整。】
绩效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基础工资的下降，将劳动者的部分基本工资转化为绩效将导致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在全部劳动者总收入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多产者多得，部分劳动者为了赚更多钱而陷入超负荷的工作中去，因此其他劳动者如果只是照常工作就不能维持原本的收入水平了。
因此，绩效制度的结果为：1、劳动者之间成为竞争关系，在彼此之间的对立中模糊了阶级对立关系；2、劳动者的整体劳动强度提升，为资本家创造更多剩余价值；3、劳动者的“服务水平”提升，为资本家的企业赢取更高口碑；4、总收入并没有提升。
整体看来，在资本家掌握绩效制度的前提下，部分人绩效的提升并不能降低劳动者整体被剥削的水平，故随机为极少部分劳动者增加一块钱绩效并没有为作为阶级整体的无产者赢得经济利益。
那么要不要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尽可能地展开争取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斗争？在许多具体情况下是要的。
积极方面：为直接的经济利益斗争是增强群众阶级意识、使无产者团结为一整个阶级的有效手段，如果工人为提升工资而联合斗争，这将不仅是阶级自我教育的实践，并且还会深刻影响阶级间的关系，实际上提升了工人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即使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使得这一经济利益实质上化为泡影，上述斗争的积极效果也是存在的。
消极方面：在不改变整体阶级关系的条件下，随着资本家的手段调整，长远来看并不能为工人阶级赢得经济利益。“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哥达纲领批判》”分配是生产的一个环节，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实现分配公平。
总结：不改变政治关系的经济斗争往往对于争取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而言是无效的，但经济斗争本身就可以导向政治斗争。然而与此同时又存在着产生阶级调和等负面倾向的隐患。所以在充分自觉到上述关系的前提下，应当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为消费者随机增加眼前工人的绩效，是否产生了上述积极影响？恐怕是微乎其微的。工人并没有因此团结斗争，资本家并没有因此有意识地被迫让利，阶级关系并没有受到有效影响，尽管增加了眼前劳动者的收入，但这一额外收入无非是从整体工人阶级的工资亏损中产生的。
二、对于可能的几种意见的反驳
1、既然基础工资降低的幅度已经确定了，在资本家调整基础工资幅度之前，这时候绩效的增加就是总收入的增加。
答：这只是将事情的一方面抽象出来孤立地看，没有考虑到在资本家掌握绩效制度的条件下，绩效的单方面增加肯定会成为资本家调整策略的依据，资本家不会通过自己设计的制度而主动让利，如果考察绩效的实质则不难发现这一点。
2、作为消费者如果多给好评，能使资本家亏损、绩效制度瘫痪。
答：不可能实现，需要好评多到抵消了劳动者因为竞争而创造的额外劳动，以送外卖为例，假设工人本来一天送二十单，你为了送的更快拿好评而送了二十五单，资本家多挣四分之一。假设一个骑手月工资四千，一个好评一块钱，需要多收到一千个好评，再考虑降的5%工资，实际上是需要多收一千两百个好评才能让资本家亏损，假设一个市有五千个外卖骑手，那你就需要在发动消费者在一个市里多给六百万个好评。如果达不成这种效果，就都在资本家的调整范围之内。
3、劳动者的整体效率提升，可以凭借高质量劳动提升劳动者话语权。
答：不能。绩效制度的本来目的就是逼迫工人阶级超负荷劳动，这一效率提升只能作为单个工人与其他工人竞争的凭证，而劳动越是异化，工人阶级越是无力。“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4、给极少部分人绩效，让没有得到绩效的工人更深刻地体验到压迫，从而产生阶级意识。
答：这只是参与了绩效机制的正常运行。尽管资本主义的压迫确实会导致阶级意识的觉醒，但有效的斗争才是我们作为无产者参与这一觉醒的主要能动环节。难道资本主义自取灭亡，我就可以指着资本主义说我消灭了资本主义吗？
三、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为了维护劳动者利益真正应当采取的态度是什么？
有些消费者对服务业劳动者的态度一般，有种“我付了钱，你就该服务我”的态度。购买服务本身没什么问题，然而关键在于这种服务的界限在哪。如果要求一些隐藏在服务背后、实则超出服务范畴的东西，则会导致劳动者的进一步异化。
这一“超出服务范畴”的东西是什么？以打车为例，正常打车是20元，而打“豪华车”是50元，车型通常较为名贵，而司机会帮你开关车门。有些人认为多出来的30元所买到的是“消费体验”，但这种奢侈消费背后掩盖的实质上是人和人的关系：一方面是消费者与司机的关系，司机要称呼你为“某总”、为你开关车门；另一方面是消费者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倘若我是一个老板，出行时的高消费能够证明我自身的社会地位，我的30元转化为我作为资产阶级身份与他人交往的符号资本。所以这所谓“消费体验”是资产阶级的体验、所谓“情绪价值”是资产阶级确证自身身份的价值，如果你本身并没有多少钱，没有资产阶级交往的身份需要，却非要打个豪华车体验一下，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价值了。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阶级矛盾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影响到服务的市场定价中去，凡是面向资产阶级的服务，按照市场逻辑都会包含着压迫性的关系。在阶级社会这一背景之下，即使你对司机很有礼貌也仍然是居高临下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服务人员本身就难免会向资产阶级兜售压迫性的人的关系，在隐藏在市场规律背后的阶级关系的支配下，面向资产阶级的服务业劳动者是普遍缺失尊严的。这也是我在开头分析绩效制度的效果时所说的“服务水平”的实质。
以外卖为例，假设要求外卖员超负荷工作以快速送到，不然不给好评，这种“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念是符合资产阶级自然心态的。但如果你本身也是一个劳动者，这就是一种变态的小资产阶级情感：“我花我拼命赚到的钱，你就应该拼命服务我，因为所谓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巴拉巴拉”，这一心态无非就是要使得无产阶级的消费也夹杂上压迫性人的关系这种资产阶级消费成分。革除这种小资产阶级消费心态，就需要从“有钱能使鬼推磨”出发，发现“推磨的竟是我自己”，进而去理解“是什么使我变成了鬼”。
所以呼吁正常给予外卖员好评是一件好事，不苛责外卖工人而正常给予好评，是我们作为劳动者的基本自我认知，这种消费观念本身是比较健康的，但这只是不成为逼迫工人超负荷劳作、失去尊严劳作的资产阶级帮凶，只是无产阶级的自然消费态度，而并非是“让你多挣一块钱”的做好事，更谈不上所谓经济斗争。如果仅仅是当一个无产阶级消费者就是阶级斗争的话，那么这种心态难免是充斥着施舍心态的，绩效是一场薅羊毛补羊毛的表演，如果只是亲自参与到羊毛轮转中去，看到眼前的羊肥了一点就觉得争取了经济利益，又认为背后的羊被薅疼肯定要产生阶级意识，这难道能被称为经济斗争吗？
前文只是构建了一个模型，现实中并非所有企业都在推出绩效制度时降低基本工资，只要所造成劳动效率提升足够明显，即使基本工资不变企业还是能够增加剩余价值，这种情况更具迷惑性，但实际关系仍是如此。
四、对于一个奇怪现象的思考
在这场奇怪的争论中，双方对绩效制度的实质一开始就有共识，对该不该给外卖好评的具体问题也有着同样的答案。那到底是在吵什么？表面上看，是在争论“是否是经济斗争”这一问题，背后却反映出方法论的巨大差别。我认为，将给好评看作经济斗争的错误思想倾向有如下几点：
1、将“工人多得一块钱”的部分当作经济斗争，而不充分考察外卖工人与资本家的整体经济关系，这是以孤立的而非普遍联系的视角看具体问题。
2、将“工人多得一块钱”的效果当作经济斗争，而不充分考察资本家以收益反馈为依据而调整绩效制度的后续影响，这是以静止而非运动的视角看具体问题。
3、将“工人多得一块钱”的直接收益当作经济斗争，而不充分考察以工人绩效为中介的工人内部竞争的作用，这是以抽象的直接性而非有中介的具体视角看客观问题。
4、认为“工人受到更深压迫会促进资本主义的灭亡”，没有认识到必须以作为劳动者的我们的有效斗争来承担资本主义灭亡的能动环节这一事实，这是忽略实践自由而空谈客观必然的形而上学历史决定论。
5、通过“都能直接争取到工资”一些抽象特征将外卖好评与争取工资并列，然而争取工资的经济斗争对于政治斗争的明显推动作用，给好评却没有，这是没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认为“给好评足够多就能使绩效制度失效”，没有考虑到这种策略只是幻想，完全不可能在现实中实施，这是将观念直接等同于现实的唯心主义。
7、认为“少量好评也能冲击到绩效制度”，这是忽略了量与质的辩证关系，退回到了纯量的环节。
总的来说，这几位同志将作为抽象观念的直接事物直接当成具体现实，而忽略了普遍联系的客观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这个议题中，我们虽然思路不同却恰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但在许多其他问题中，过于“直接”的思维是会引向严重错误的。所谓“毛左”群体中的许多人，保持三百年前的理论水平、做着一百年前的梦、想回到五十年前的状况，封建思想、官僚思想除不干净，遗老心态、国师心态不断滋生，学习毛主义只浮于表面，却自顾自地珍藏起已经跌的粉碎的东西。部分自认为是在搞宣传工作的同志，不仅没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辩证法，还将宣传和理论对立起来，认为深究辩证法就会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然而辩证法并非只从属于人的思维理论，而是从属于作为整体的具体社会历史现实。“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归根结底，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思想中所产生的哲学，通过实践源于社会现实、通过实践影响社会现实，尽管有其自身的超越性，但仍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社会现实本身就具有超越性。
五、现实情况如何？
现实中的美团外卖员工资配比如下：骑手每单绩效金额＝平台补贴+［（商家补贴+配送费)·40%～60%］，此外若当消费者给予差评时则扣除三百元左右的工资。
我们不得不夸赞提出绩效理论的资本家确实是一个“天才”，他提出了一套既可以转移阶级矛盾又可以提高送餐员效率的机制，成功将视线转移到消费者所给予的好/差评上，以至于阶级矛盾被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冲突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所掩盖。
商家需要给美团支付一定的平台费，因此部分商家倾向于稍微提升外卖产品的定价以让消费者共同承担成本，例如一碗牛肉面的线下定价为十块钱，而外卖定价可能是十二块钱。此外，消费者在购买外卖时也会支付一定的配送费。外卖服务是由外卖骑手完成的，超出到店进餐的这笔费用本该归骑手所有，然而美团会从（商家补贴+配送费)中赚取一定的抽成，例如一份外卖商家补贴给平台3块钱，配送费5块钱，那么骑手最后拿到的则为［（3+5）·40%～60%＝3.2～4.8元/单］。给予好评所多出这一块钱，实际上源于商家与消费者所提供的这笔服务费，在形式上这一举动看似减少了美团的抽成。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消费者的此种举动增骑手而损美团，难道不是经济斗争吗？这其实正是资本家有意打造的幻象，让消费者和骑手都误认为消费者具有美团“剥削力度”的裁决权，而实际上这一裁决权在谁？现在假设在某时间段内一名骑手的（商家补贴+配送费)本来为1000元，美团抽成40%，骑手赚了600元，如果骑手获得了一个好评而赚取了601，美团抽成也就变成了399，看似消费者将美团抽成降低到了39.9%，实际上美团并不是非得抽40%，而是随时可以调整到50%、60%，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斗争，恐怕在不饿死骑手的范围之内抽成再多他们也是愿意的。而这通过好评“斗争来的”0.1%不仅在美团的统计监控之下、调整范围之内，而且也在原定计划之中，只是参与到了好评机制的正常运作之中，却模糊了美团、骑手、商家、消费者的真正关系：剥削力度的裁定权完全不在消费者手中，真正的经济斗争，无论多么微小，起码要改变美团和骑手之间的关系，退一步讲，起码要认清美团和骑手之间的关系吧？
正如前文所述，消费者不苛责骑手只是劳动者的基本自我认知，如果非要认为消费者有剥削力度的裁决权，实际上是加固了资本家精心打造的假象，而将剥削与消费者关联起来。对于斗争而言骑手需要的不是这些好评，而是基础工资的提高和每单绩效金额的提高，实质上是骑手整体工资议价权的提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所有者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而工资对应着劳动力的价值，即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在物质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工资的增长却停滞了，这便是著名的“恩格斯停滞”。曾经的工人过着温饱边缘的生活，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难道马克思的模型不再适用了吗？
跳出这个误区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劳动力的再生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温饱能再生产出生理性的人，而再生产出具有工人身份的社会性质的人还有其他的成本：我不能披个破布出门，起码要有个商品衣服穿，需要手机和话费，或许偶尔还要给工友买瓶可乐，因为普遍来说需要一定的社交开销才能成为社会性的人。除了融入社会成为工人的开销之外，让工人不至造反、维系剥削关系的成本同样属于实质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显而易见，近代以来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并非资本家主观的善意，而只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至于这一生活水平具体如何，直接地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话语权，间接地取决于当下的社会观念与工人的主观认识，根本地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情况。有效的经济斗争要取得工人生存状况的改良，起码要影响到上述因素之一，从而影响工资议价情况，因此所谓的“好评斗争”甚至没能达到改良主义的标准。至于改良主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现实本身就是充满矛盾性的，若思想仅仅停留在眼前抽象的直接性上，恐怕只能取得一个主观幻觉中的斗争，不经意间却在现实中站到了斗争的另一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参考文献：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
《思想政治（必修4）哲学与文化》，张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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