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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苍茫》第27集：张国焘无端指责毛泽东的学生蒋先云，到了骄横跋扈地步，毛泽东拍案而起，义正辞严予以驳斥，接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令不可一世的张国焘不得不坐下。
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出发，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只不过他们都没有彻底解决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只是到了毛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后，才走上了一条通向解放的康庄大道。
毛主席领导的党、军队、国家和人民，经过了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刮目相看。
在1969年以勃涅日列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已经把苏联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明目张胆侵略我国的珍宝岛，被我国军民打败。事实证明，社会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
在党内斗争中，不管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都不是毛主席的对手，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真理这一方。
可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就优点优势而言，毛主席个人的很多特质，经过毛主席的引导首先在党内像罗荣桓、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那里得到认同，进而得到全党全军认同的。
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以后，出现了像雷锋、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这样的杰出劳动模范，他们身上反映出毛主席的很多特质。
这是毛泽东文化的奇妙现象。
毛主席实际上是全党全军全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人们读毛选来悟道，学英雄见行动。
那些英雄模范，实际上就是学习毛主席的先进模范，然后这些模范就在普通人身边，他们向毛主席一样，始终不脱离群众。
所以，群众感觉毛主席距离自己不远。
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那是精神的存在。
立志做毛主席学生的人，取得成绩时，会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心态；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身边的同志会用毛主席的话来激励、帮助——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当我们在现代企业里有了企业文化概念，对企业文化有了感性认识以后，回过头来想，毛主席当年领导的新中国不就是一个超大型企业吗？那座无与伦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里，不就是毛泽东文化吗？这那样的文化氛围里，是不是有压倒一切敌人及错误思潮的气势呢？
经过走“五·七”道路的训练，中小学生在道层面，在精神上，在思想意志品质上，已经开始有解放军战士的那种味道了：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见识过。
本文原题《会上张国焘骄横跋扈，毛主席拍案而起：一番高屋建瓴的话势如破竹，令对方不得不坐下》，写于2024年1月9日，今日修改。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继续看下去！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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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张国焘、王明面对面交锋
沙窝会议上毛主席靠真理的力量镇住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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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颂》第34集：面对王明叫板，毛主席微笑着说“奉陪到底”。
毛主席在解决思想问题上，常常是退避三舍的。也就是给问题，给错误一个充分展开或者叫暴露的时间。一直到了1941年9月召开著名的“九月会议”，主席实际上还是在等待王明能够自己有所觉悟。
毛主席对张国焘、王明，都是仁至义尽了的。
至于那些连张国焘、王明都不如的人，还想跟毛主席叫板的人，那就不值得一提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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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功能与真理的作用
功能与作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就拿机床而言，机床的功能是机床固有的能力——加工能力。
如果机床厂生产的机床，不具有这样的加工能力，那么该机床就不合格。
但是，机床的功能不会自动发挥作用，那还得靠机床的操进行必要的运作，才能达到加工的目的——机床才能正常发挥作用。
这说明：功能是潜在的，作用是显现的。
理解功能，需要想象需要悟道，而作用无疑是直观的生动形象的。
由此联系真理，其功能是潜在的，真理是否发挥作用，与使用真理的人有着直接关系。
同样的真理，在不同人手上，会有不同的作用（效果）。
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同样的一个道理，不同的人说出来，效果会不一样。
为什么有的人的说法会格外深刻，格外能够启发人呢？
从毛主席那里，就能得出答案来。
毛主席读马列的书，一直到延安时期才读的比较多，这是战争年代的条件受到的限制所致。
但是，毛主席读的经典著作，此前有不少同志都读过，可他们偏偏就没有毛主席认识的那么深刻。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毛主席在理论联系实际上做得最好。
唯有这样的理论联系，才能有那样的悟道效果。
什么样的效果呢？
由器而道，从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出发，在实践中探索真理；与此同时，由道而器，有了自己的认识，依然坚持在实际的工作、学习、生活中，保持实践的状态——主观见之于客观，这样经过一个或者几个回合的由器而道，有道而起的过程，那么，真理性的认识就会比较清晰明了。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作了生动深刻的描述：
【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在真理的探索、认识、学习、运用上，毛主席有独特优势，不仅他自己能够技高一筹，而且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哲学方法论上有一套完整的想法说法做法，那是可以启迪智慧的。
毛主席启迪了多少人的智慧？这恐怕是个无穷量，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读毛主席的书，将来究竟有多少人从毛主席那里得到智慧的启迪，是不是无限的呢？
毛主席是不是依然处在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呢？
雷锋、王进喜、陈永贵，在读毛主席著作之前，读书并不多，可为什么一读毛主席的书，就变得那么聪明了？
钱学森是钻研过马列原著的科学家，他读了毛主席哲学著作以后，同样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雷锋、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以及千千万万个活学活用毛主席的人，都是结合自己的实际在学习领悟毛主席的思想。
当然，那个时候还有个有利条件，毛主席正在带领大家一起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那是大家共同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践，在其中悟道，相对来说也有优势。
因此，那个时候真理性的认识，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
这说明什么？
要否定那个年代更难。
在进一步思考，毛主席在领导我们走出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难道是偶然的吗？
难道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吗？
毛主席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一整套想法说法做法，为什么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
那是怎样的道器变通？
想到此，就能理解毛主席为何有压倒一切的气势，任何敌人，任何错误思潮都不在话下。
李克勤后记：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道器变通，那是一种事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从参加革命之初的情形看，毛主席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革命的，他的初心本来就是解放全国劳苦大众，进而解放全人类的。他针对一切敌人及错误思潮，有着压到一切的革命气势，这的确有他个人的特色。后来他成为党和红军的领袖以后，这种气势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毛泽东文化——集中体现在遇强不弱，遇弱不强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抗美援朝，我们以“钢少气多”战胜了“钢多气少”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这个时候，新中国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如虹，可谓势如破竹。
到了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我们的钢，我们的物质也越来越多了，为此毛主席做出了一个不被人所理解的决策，这个决策是干什么的呢？
那是防止我们过去的“钢少气多”，也变成“钢多气少”。
因为苏联的教训就在眼前，只不过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明显。
在组织上，毛主席采取了一个极富战略远见的举措——让工农兵优秀代表进入党和国家、政府，在制度上，在实践上推进人民当家作主。
1969年王进喜、陈永贵、孙玉国、钱学森等进入中央委员会。
1975年四届人大工农兵代表占到72，工农代表超过全部代表的一半。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一批来自各条战线基层的劳动模范，同时具有较高觉悟的先进人物，成为包括副总理、副委员长这个级别的领导人，同时他们的工资待遇依然在原单位拿，每年还要回到原单位工作一个时期（大约占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这都是制度性的规定，这些新提拔的干部在各级人民政府都有，大家习以为常。
这是怎样的探索实践呢？
这是不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强有力保障呢？
为了更清楚理解何谓事业，不妨再回顾一下《易经·系辞上》的这段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位置事业。”
前面四句话末尾四个字，我称之为“道器变通”。
其道器变通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那是道器变通之根；
其道器变通之器——形而下者谓之器，那是道器变通之基；
其道器变通之变——化而裁之谓之变，那是道器变通之源；
其道器变通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那是道器变通之魂。
请注意，为何要把变视作道器变通之源，这是有根基（根与基）的源，唯如此之变才能持续，为保障这样的持续之变，就得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通为道器变通之魂。
老人家的想法说法做法，不可能在一个阶段就让所有人想得通，否则也就没有老人家比我们“至少早看50年”的说法了。
从想不通，到想得通也是一个道器变通之变的过程。
如果以前想不通，后来想通了，那未来该如何呢？
这里要特别指出一点：变为道器变通之源。如果没有变，那就无所谓新。中国古代的改革通常说法叫做变法。到了近代的变法，逐渐就接近于革命了。
阻碍变法者，往往是守旧者。
可是为何从秦朝以后，中国为何这么多朝代会消失掉？如果一个朝代善于变法，会不会消失呢？
守旧者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为何这个意识形态如此顽固呢？
这么一思考，这么一对比，就可以明白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党、军队、国家和人民的气势为何要那么大才行？
毛主席为何能够具有压倒一切敌人和错误思潮的气势？
这些都可以在毛泽东文化这个框架里，找到系统解释的想法说法做法，事实证明那是完全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因为毛主席领导了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那是举世无双的道器变通。
因为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完整过程，毛主席的“雄文四卷”就立得住，站得稳，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其道器变通之根是靠谱的，其道器变通之基是牢靠的，其道器变通之变，是怎样的呢？
不想变的人对此变会怎样想呢？他们的说法会是怎样的呢？他们做法又会是怎样的呢？
这就不言而喻了。
当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之后，会怎样呢？
再以后又会怎样呢？
这都是既有意思，也有意义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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