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最坚定的战士都死去了，因为活着人的可以随时转变路线，还要别人说自己好。
自古都是这样，前浪后浪、先富后富、上层下层，区分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这里就拿农民义军的“前浪”“后浪”来说吧。
一、上不上场，这是首要问题？
不同的结局，却有一个共同的开始，那就是要上场玩。这就好比过年时农村打扑克牌“诈金花”，只要搭一个台子，想打的、能打的，主动的、被动的都围了上来，“不赌怎么知道会不会赢”，不管是先上还是先看，越到后面玩家就越少，而且一旦上了桌子，就身不由己，需要时刻做好输光走人的心理准备。同样，天下大乱时期，敢去浑水摸一把的，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上了场就入了局，靠谋略、运气、胆识等综合实力吃饭。常听说有人能够全面判断形势、洞明先机，那多是帮闲文人吹捧之语。
陈胜、吴广是秦末农民战争的先行者，占据了先发优势，但先发优势不是护身符，更不是护城河。先发优势，只是争取到了打造护身符、挖掘护城河的时间。在此基础上争分夺秒去争取符合斗争形势的其他条件，才能在大多数条件相仿甚至高出的人物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打通要道，建立规则。
尽管陈吴在大泽乡起义过程中体现出的政治、军事素质远超普通吃瓜群众，但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准备是不充分的。利用先手可以毫无束缚，尽早打出名气，建立品牌，在全国市场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建立自身的竞争壁垒。但是也因为没有前车之鉴，稍有考虑不周就会犯下错误。因为是焦点，一丝一毫的缺点也容易被无限放大，一旦让后续竞争者抓住漏洞，即可能一败涂地前功尽弃。
陈吴起义这件事，作为“前浪”，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蓄谋已久，都是源于对当时环境的判断和自身能力的认可，搭起了一个草台子，吸引各路英雄豪杰参与这场豪赌。果然，“后浪”刘邦、项羽们纷纷被吸引进来，他们的目标不单是为了活命，而是另有所图。尽管陈、吴都是做的小本生意，赌注较小，刘项来后，场子里各色人等也都到齐，预赛、淘汰赛，乱哄哄齐登场，赌注也越来越大。但既然是玩人头游戏，大家都要以身家性命作担保，项羽作为阶段性赢家，刘邦作为最后的赢家，他们承担的风险，不比其他任何选手要少。
二、“前浪”们看不到的地方
历史长着一副势利眼，对成功者现青眼，格外宽容；对失败者作白眼，赶尽杀绝。站在后来的角度看以前，捧臭脚的书生把皇帝这类革命者中的成功人士说成先知先觉、如有神助，对于失败的“前浪”看不见的运气、策略、时机等视而不见。
假如成功夺取天下想要十个条件（借鉴三国时期荀彧“十胜十败论”），而且这十个条件不是简单的单个累加，而是成体系的整合。比如，自身厉害是第一，手下厉害是第二，局势时机是第三……。刘邦可是有备而来，有萧何辅助治国，张良、陈平运筹帷幄，韩信带病打仗，一开始就有建制、成体系，能够随时查漏补缺。陈吴起事过于仓促，基础不牢，集团领导核心职能单一，义军领袖里缺乏战略家，初期还可以一呼百应，后面就处处受到限制，以至死在侍卫手里。
正因为一开始入局成本低，需要的赌注小，许多自身条件不够的人仗着胆子大都可以入局，所以才会出现几百个民工扛起锄头“诛暴秦”的奇事。往前往后看，无论是战国争雄，还是三国逐鹿，够不上大佬级别的，连入场券都拿不到。急着要入局赌博的，往往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生活艰难导致他们忍受度最低，迫不及待要改变现状，但因为眼界见识的局限，他们只能在斗争中学习，走一步看一步。而高手则不一样了，他们一开始就韬光养晦，静观时变，往往早就制定好策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只待时机一到就全力出动。
说句事后诸葛亮的话，受制于这些条件，陈吴即使不死于此，也会死于彼。起义初期缺人、缺钱、缺战略、缺武装，更主要的是大家都不知道方向，在一片黑灯瞎火中摸索前行，如同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革命形势是变化的，斗争手段也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后来的刘、项就能够迅速把握时机，果断下手，持续战斗，比系统、比机变、比杀伐决断、比天命运气，不计后果的强化自身优势。大家都只有边赌边谋，容不得仔细想清楚就必须出牌，因为时局不允许，并且任何一方都无法预计开牌后的结果。
三、“后浪”们的生存之道
诱惑如此之大，斗争如此之复杂，参与者如此之重，有心者自然要赶早不赶晚。很多时候，等看清楚形势，再上场时赌局都散了，桌子上的钱都归赢家了。刘邦上场早，被封为汉中王，萧何韩信犹豫了一阵，迟了一步，就只能等刘邦封相拜将了，这小小的一步的差距，要想弥补，却是难如登天。
这是说后浪们没有机会了吗？答案是未必，后浪们只是比较难，并不是没有机会。想在沙滩上拍死前浪，需要做到哪些方面呢？
在实力不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忍”，装孙子不可耻。但忍也是一门艺术，忍的目的是为了放，重在分寸把握，简言之则是该忍则忍，当怒则怒。此心法应用的难点在于所有的斗争技巧都是事后总结，而临场抉择的一瞬间风险和收获成正比，要收获就不要怕风险。平时注重“术”的演练与复盘，设想不同环境，模拟不同应对，形成自己的风格，实战中更能有效思考快速决策，形成一击必杀。人与人的智力差别一目了然，忍与不忍也是智与不智的表现形式之一，怎样抉择也基于对自身的认知，这是基本功。
强化自身的先天优势，再汲取众家之长。刘邦赢天下，最大的优势就是活用“厚、硬、黑”三字决，脸皮厚、手腕硬、心地黑，这是核心竞争力，别人学不来。如果是项羽，就必须要强化“打”，所向披摩，向战神一样去战斗，消灭光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样，“前浪”积攒的坚固壁垒才不那么牢不可破。
再一个就是“名”，中国是礼仪之邦，几千年的名教可不是轻飘飘的政治口号，那是从血与火中得来。无论军事战争、政治斗争都必须师出有名，在“名”的框架下讲技巧、讲谋略，做到奇正相倚。因为够快够狠可以取胜，能熬能拖也能取胜，而胜利之后能不能保住胜利的果实，则必须注重政治上、道德上、伦理上的的正当性。
但无论如何，前浪也好，后浪也罢，都难以避免坠入历史周期的怪圈里。那有没有跳出来的方法呢？有！
四、毛主席开创的“新路”
近代中国，犹如漫漫长夜，面临着的内外强权，如同给人民大众上了几道枷锁。先行者们面临着双重的压力，既要反抗那具早已没有血肉的传统封建骨架，又要反抗时刻露出獠牙的西方资本诸强。来不及构思反抗的途径，先叹一声路在何方。
这样条件之下，保皇、改良、革命，无论是采取那种手段，有识之士有着一些共同点：势同水火的愤怒，我为鱼肉的悲怆，不进则退的清醒，自立自强的觉悟，拥抱新路的热情。
进化论的引入让新路有了可能。社会进化论打破了中国历史循环的“分—合—分”的传统认知，几千年的顽固体制根基不再牢靠，天理皇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谁是强者呢，向西方看！
毛主席是熟读历史之人，见得多了，自然开始思考最简单的方式方法。他主张：开新路。
他在《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上做了一万多字的批注，泡尔生“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的观点，让他思考外界阻碍势力与自我抵抗之间的关系，寻找一种对传统中国的补救、改造的方法。经过深入思考，反抗竟成为第一，也是唯一的选择，这是一条必须走过的独木桥。
往前一步则是个人价值的觉醒。面对现实社会的无能为力，让以维护传统血亲共同体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观念不断受到质疑、挑战，最终被抛弃。毛泽东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啊，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他的思想里，自我解放的种子从礼教传统的束缚中探出了头，并且慢慢长成茁壮幼苗，实现自我成为追求最高价值的代名词。而这一实现，既包含身体，又包含精神。只有个人的觉醒，才能实现联合的力量。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用整整32天，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等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
他看到，贫农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否极”的地步，让人感觉已“无路可走”。而农运的迅猛发展，以速度最快的方式改变原有的状态，整个乡村的面貌为之一新，路就在眼前。
这次的反抗有目的、有方法，下手狠、作用大，涉及面广，更注重经济的打击，却以政治的手腕，达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用。湖南农民运动的探索，成就了大众的觉醒，预演了民众大联合，实现了从“个人价值”到“群体价值”，第一次真正见证了人民的力量，为后来领导全国夺取革命胜利打下了基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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