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曾布局过光刻机且技术先进，那时光刻机巨头ASML还没诞生，直到70年代ASML仍是小字辈。
1972年，武汉无线电原件三厂编写的《光刻机掩模版的制造》（32开66页）。中国芯片光刻工艺起步，虽比美国稍晚，但跟日本差不多同时起步，比韩国、台湾早10年。
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装备。它采用类似照片冲印的技术，把掩膜板上的精细图形通过光线的曝光印制到硅片上。我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布局研发光刻机，这个时候，荷兰光刻机生产巨头ASML尚未成立。1965年，中国科学院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1970年代，中国科学院开始研制计算机辅助光刻掩膜工艺。1972年，武汉无线电三厂编写了行业《光刻机掩模版的制造》。1980年清华大学研制成功第四代分光刻机精度达到3微米，接近国际主流水平。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括运十、直8、远程轰炸机、大型导弹驱逐舰、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数字焊接系统等一系列军用、民用高精尖项目下马。光刻机项目也在其中。彼时武汉无线电三厂在科研上已经在光刻机项目上有了20多年的技术积累，是可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然而，没有了国家经费的支持，一切都成了空谈。
又如运十大飞机，1973年初研制工作正式开始启动，1980年9月26日，第二架飞机在上海首飞成功。10月继续进行各种科研试飞。该机先后多次转场北京、合肥、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成都，并七次飞抵西藏拉萨，是中国第一架飞越“世界屋脊”的自行设计的飞机。到1985年因为没有加油费的投入而停顿。
八十年代开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目光转向解决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对高精尖科技项目的思路就是我们先不花这个大力气了，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让大家先富起来。
“造不如买”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它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直接购买现成的产品或技术比自己研发制造更经济高效。这种观点认为，通过购买成熟的产品和技术，可以节省研发成本和时间，快速获得所需的功能或技术，并且能够利用其他企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实际上“造不如买”只能购买到成熟的产品，并不能买到别人的技术。而且，“造不如买”可能导致对外部技术的依赖，缺乏自主研发能力，长期来看可能影响国家或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力。
至于“以市场换技术”，它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提供市场机会给外国企业，以期望他们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带来先进的技术，并通过合作、技术转移或学习等方式使本国企业获得这些技术。这也是一种策略。但“以市场换技术”也并不一定能够确保真正获得核心技术，并且可能存在技术转移的限制和竞争压力。
虽然不能说完全说错，我们毕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看问题，但一刀切的下马所有高精尖科技项目，完全采取“造不如买”，或“以市场换技术”的路线肯定是错了，这就等于在未来的竞争中，完全变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把一切可能优势拱手让人，只能希望于发达国家永远“良心发现”。
在这里笔者以我国大型飞机研制为例，自从1985年运十大飞机下马以后，实际并没有停止大飞机研制。据相关资料表明，当时宣布大飞机下马时，有关地方政府、三机部及广大设计师、工艺师、技师、老工人都为运十的生存而努力的同时，具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美国麦道公司亚太公司总裁的美籍华人张镇中就开始了忙碌起来，他和他的主子游说当时的中国民航总局局长，要他不要购买运十，去购买美国的飞机，同时，上级领导要求上飞（上海飞机制造厂）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MD—82飞机，目的就是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获得大型飞机的技术。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按照上级意图，上飞按照美国FAA的要求，让出厂房，将成千上万吨的运十型架、工装、模具从为运十而建造的厂房搬出。最后这一批凝聚航空精英无限智慧的大型型架、工装都作为废钢铁送进了炼钢炉子，熊熊烈火烧掉了中国民航工业的基础。
1985年，上海飞机厂与美国麦道公司的合作，不仅直接导致了国产研发飞机项目遭到“淘汰”，如果确实能够通过市场能够换来技术，那倒能够接受，问题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中美合作项目几经周折，最终落得个血本无归的结果。
与美国麦道合作，堪称“市场换技术”路线失败的典型。1985年在上海落地的麦道82计划，实际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组装项目，合作期间我们只是帮助麦道公司组装了25架飞机，并没有接触到任何核心技术。
与麦道合作失败后，1995年又上马了全新的麦道90项目。当时的宣传报道称，这个项目国产化率达到70%，如果确实如此，那也算将功补过。
可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麦道90项目开展的第二年，麦道公司就被波音兼并。波音通知中方销毁了所有技术资料与图纸，项目亏了个底朝天。
后来美国麦道公司在美国财富杂志上毫不掩饰地说：“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
为推动大飞机技术发展，国家1992年承诺拨款100亿，这笔资金很快被国外商家盯上，不止麦道，欧洲空客也不断提高要价，一次又一次的收割所谓“技术转让费”，结果，谈来谈去毫无诚意，这100亿被消耗了一大部分。中方越看越感觉不对劲，最终只能选择止损。
曾经很火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大飞机“以市场换技术”的教训给我们以沉痛的教训。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市场是换不来技术的，特别是核心技术，更不能以任何期望。
市场换不来技术，靠购买现成产品获得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就更不要指望了。
毛主席曾批评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方针时，指出：“造船再贵，货币没有外流，无非是钱从左袋装进了右袋，肉烂在锅里。买船再便宜，得付外国人钱，货币外流了，算总账就亏了。”
所以，毛主席一贯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上世纪5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核国家，美、苏组成“北约”、“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相互挥舞核大棒，全球逐渐被“核讹诈”的乌云所笼罩，作为身处美苏核讹诈夹缝中的东方大国，毛主席高瞻远瞩，提出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决意要打破美苏的“核垄断”，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
央视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一段描述：一夜之间，苏联政府撕毁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中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耗资巨大的国防尖端科技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针锋相对，毛主席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这段表述就表明了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心。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毛主席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他曾明确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他，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以后，从革命实践中毛主席就认识到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从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的“左倾”思想错误后，毛主席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毛主席认为，（我们）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提出希望有外援，但决不依赖它，主张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是军民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进行的。
新中国一建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封锁，毛主席多次极其明确地表明了他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说到：“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办的，必须尽量自己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该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建国后，还有人提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建议，毛主席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用短短20几年，就完成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国从现代科技基础为零的情况下，依靠独立自主，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一批高精尖科技项目有的达到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
独立自主在经济建设上，可以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减少外部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这样有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方面，独立自主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增强国家的安全和自主性。
有一位网友说得好，他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一切立足于自己，有外援更好，没有外援自己搞。你自己搞定了，外面的资本就会争先恐后的来求你搞合作，那时主动权在我，条件、伙伴自己选，主权不失，利益必然是拿大头。这就叫独立自主的优势。
独立自主并不就意味着完全孤立或自我封闭，而是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国家的发展也需要在平衡内外因素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总之，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可以使一个人或国家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能根据自身目标和发展理念做出决策，而不受外部因素的过度影响，因此，可以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变化。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可以确保国家主权和尊严，促进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和互利合作。也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实现个人或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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