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过年，我一直在思考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群众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农村的生产关系的更替。
中国在近一百年的社会变化是最剧烈的，从封建经济到现在的模样。因为社会制度的不断变动，人民生活生产的组织方式发生了一次次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封建时期，中国作为农业国，具有发达的小农经济，大部分人口是农民阶级，因为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特殊性质，他们被长期束缚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在这种地缘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双重限制下，同一个地区的农民交往频繁，具有一定的互助性，建立在这种经济联系上，农民的婚丧嫁娶往往被限制在所处村落或者相近的村落。
而这就为第二种生产生活组织方式提供了土壤，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所以说，在小农经济下，血缘的组织方式是基于地缘组织方式而托生出来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互相巩固。于是我们会发现，在一些地势闭塞的地区，血缘关系往往更为紧密。
一方面，人们因为地形和交通限制，决定了人们的嫁娶只能在附近地区进行。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地形原因，生产生活上往往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所以此时人们就需要依托地缘和血缘的相互联系来组织更有效率的生产，而宗族自然就顺应而生。
所以本文认为，“地缘—血缘—宗族”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三元组织。运行这种庞大的生产组织，平衡每户家庭的需要，并且维护这套体系的可持续运转性，往往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当宗族的族长，组织地方的生活生产。经济基础的闭塞性、经验性、落后性导向了意识形态上保守的“德高望重”，由于个人会运动成宗族中的获益者，这种生产形态也能长久的维持。又因为宗族受到一种传统意识形态影响，家族内部关系和社会地位关系会有一种互文性，于是滋生了类似于磕头这种小辈向长辈示弱的“传统习俗”。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磕头这个行为就是实打实的封建余毒。然而只有磕头是陋习吗？不，陋习不是对社会有可见损害性的习俗，陋习是一切中心化的无必要文化结构，拿着“老祖宗的传统”这种东西完全撑不起其背后的合理性，对于一切习俗，都必须审视后全面的扬弃。
而后，新中国成立，大刀阔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大批量农民搞起了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种高效集体生产制度仍是以地缘为基础的，但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对于保守意识形态的破除，以血缘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被大大削弱。在社会主义下，宗族是一定会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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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在，由于目前的不同于封建经济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影响，再加上宗族意识形态的地缘性大大下降等原因，传统宗族的血缘关系变淡了，然而由于个人在社会无法立足的原因，宗族内部的经济联系并没有斩断，于是便产生了当代的新宗族——一种具有互助性但打破了地缘性和血缘性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医疗、养老、育儿、就业等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方面通常会互帮互助。经常出现一个老人病危，全家凑钱的景象。
于是现代的新年变成了维护这种新宗族的仪式化的意识形态质询，但是有关于亲情、孝顺的符号不能完全缝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联系现实（因为宗族的理念其实只是表象，背后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才是重点，一旦这种决定性因素濒于瓦解，那么如何复古都没有用处，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将这种意识形态进行改良，以维护新的利益关系，所以其维护的利益关系在变，但维护和稳定的遮羞布本质不变），象征化再次失败，表现在现实中就是人们口中的“年味越来越淡”，然而，这并没有使人们走向对于新宗族的反思，而是走向了对于前现代“地缘—血缘—宗族”三元组的怀念，这实际上比新宗族的壮大更加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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