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与二月河，都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小说大家。某种意义上讲，二人应该算是同乡。
姚雪垠是河南邓州人。二月河虽出生在山西昔阳，但自幼便跟随南下从事革命工作的父母来到了南阳，此后一直学习生活工作在南阳。2018年12月，二月河逝世后，根据本人生前及家人意愿，他最终的归宿就在南阳。更能说明二人是同乡的依据还有，早年，二月河的父亲曾担任过邓县武装部部长，他一家长期生活在邓州。二月河的中小学阶段，便是在邓州度过的。
严格说，姚雪垠与二月河不是同时代人。姚雪垠出生于1910年，二月河出生于1945年，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年龄代差。
就文学创作而言，姚雪垠较之二月河，起步要早得多。
姚雪垠不满二十岁时，已在当时的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笔名发表了处女作《两个孤坟》及其他作品。到抗战爆发前夕，他先后在《文学季刊》、《新小说》、《光明》、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选举志》等10多篇小说。抗战爆发后，姚雪垠参加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积极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先后在《自由中国》、《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等，备受文坛关注。截止新中国成立，姚雪垠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长夜》、《戎马恋》、《新苗》、《春暖花开的时候》及报告文学集《四月交响曲》，短篇小说集《M站》、《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重逢》，论文集《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传记文学《记卢镕轩》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八十年代，姚雪垠更是以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而声名鹊起，由此步入毕生文学创作的巅峰时刻。
二月河呢，不惑之年之前，尚未从事文学创作，一个心眼儿潜心研究《红楼梦》，且成就非凡，备受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推崇，成为年轻的全国红学研究会理事。据二月河自己介绍，他萌动文学创作念头是一个偶然机会。
有一年，全国红学会在上海召开理事会议。会上，有位与会者发言之余，情不自禁感慨：像康熙那样十分难得的超一流封建政治家，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描述过他。因红学研究需要，二月河一直以来对清史多有涉猎与研究，故对其根根弯弯谙熟得很，尤其康雍乾三朝的历史更是烂熟于心。可惜那位与会者感慨之后，整个会场上一直鸦雀无声，始终没有人就此话题发表任何看法。二月河后来在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如是说，当时座中可谓人才济济，堪为秀士如林，雅士如云。彼时，二月河虽然在红学研究上小有成就，但较之诸多大家，自身背负的名气着实还有点卑微而不足道。他见会场上气氛一直冷寂，不知咋的脑子忽的一热，随不揣冒昧，脱口说了句：没人写了，我来写！那样庄严的场合，二月河此言一出，无异于当众立下了军令状。回去后，他无暇他顾，紧锣密鼓地埋头苦干了一段时间，写出一部自我感觉良好的以康熙为主角的电影剧本。剧本告罄后，他满怀激动，投寄给几家杂志。然而，焦急等待了很久，始终泥牛入海无消息。二月河父母是军人，经历过无数次枪林弹雨。他本人也曾有过为时十年的行伍历练，骨子里天生潜隐着不愿服输的基因。他见寄出的剧本杳无音讯后，丝毫没有气馁，转而开始撰写长篇小说。伤愈后，才有了八十年代前期《康熙大帝》的横空出世。小说出版后，虽在一方文坛备受人推崇与赞扬，却始终未能引起国内文坛应有的关注。恰在此时，阔别家乡几十年后，著名作家姚雪垠应家乡父老乡亲之邀，荣归故里。这对二月河来说，无疑有了一次直面朝圣的机会。毕竟，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那时已誉满天下。能有机会零距离求教于姚先生，对二月河来说，不啻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结果不知出于何故，当二月河满怀崇敬之情见到姚雪垠后，姚先生表现出来的态度，让心气颇高性格倔强的二月河大受刺激，并因此对姚雪垠大为不满。自此，开启了二人之间颇有意思的龃龉甚或是杯葛。
整整一个八十年代，二月河及其《落霞三部曲》的创作，在整个南阳广受文学爱好者们强烈关注。有关他的创作消息、接受过的记者采访报道、他本人发表在南阳日报副刊上的大小文章、地方文学评论家们对他小说的评论文章，我从未拉过一篇，篇篇都认真拜读过。
有一次，看到了南阳著名作家乔典运在南阳日报上写的一篇文章，说是二月河大冬天里，家里没有供暖设备，依然顶着严寒不辍写作。那时，南阳市叫南阳地区，市区所在地才叫南阳市，是与下面各县评级的处级行政单位。二月河当时在南阳市委宣传部工作，南阳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闻听二月河大冬天里没有取暖设备，便与妻子一起亲自给他送去了煤和煤炉。乔典运的文章发表不久，便看到了二月河为此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说到，很感激市领导对自己的关心，但自己从来不怎么刻意走近领导。与领导交往，从来都是平等相待，绝无趋奉阿谀之行。说到这里，他笔锋忽然一转，写了大致这样的话，文学界就有那么一位副部级大领导，我就见不得他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样子。见了人，没有一点平等待人态度，动辄以教训人的口气对人说话。明眼人一看，都知道他所说的副部级领导，指的该是姚雪垠先生。当时，姚雪垠已经辞去湖北省文联主席一职，迁至北京，专门从事《李自成》创作，享受副部级待遇。
之前或者之后，我还在南阳日报看到过二月河的另一篇文章。里面虽未点姚雪垠的名，但一看便知说的是谁。由此，才知道了二月河与姚雪垠之间产生龃龉的详细缘由。85年姚雪垠回故乡邓县，二月河经人介绍拜访他时，带着自己刚出版的《康熙大帝》第一卷，一是呈送一册作为礼物，二是希望能得到姚先生的指教。哪知，姚先生接过书一看封面，立刻面露不悦之色，二话没说，开口就是：你这书名得改。中国自古以来，哪有皇帝称为大帝的？说罢，姚先生似乎意犹未尽，带着训教语气对二月河说了大致这样几条：历史小说不是谁都能写的。首先，要对所写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与研究；再就是，本人要有足够的文学创作水平，三是要有构筑故事框架的高超驾驭能力。
按说，姚先生如是说没有啥错。错的是，他说话时要是态度和蔼一点，语气温和一点，不是那样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谈之间满含商量探讨之情，估计二月河绝不会为此心有不纳，更不会对此耿耿于怀。然而，姚先生天生一副耿直性格，对人对事习惯了他那样的行为方式。再加上二月河小他三十多岁，又是文学初学者，他似乎认为自己无论以何种语气和态度训教二月河，都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这里姚先生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大凡所有文学创，开最初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自尊、自卑甚或虚荣心。他们多希望别人能理解自己、肯定自己、鼓励自己，绝不愿意谁刻薄自己、训教自己、伤害自己甚或贬损自己。要知道，二月河彼时已过不惑之年，能取得这样不凡成就，已经很不简单。何况，二月河日积月累，学养深厚，早已达到厚积薄发境界。姚先生之前从未听任何人介绍过二月河，对二月河具有的满腹才学一无所知。甫一见到二月河，可能由于行程紧迫，也可能因为旅途劳顿及回家乡后社会活动频繁，再加上他对人对事一贯的行为方式，无意之间刺伤了二月河尚有点脆弱的自尊心。无意间，招来了二人之间不必要的误会。
至于《康熙大帝》书名中的“大帝”一词，是否妥当，那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不暇遑论。后来，倒是二月河自己拿出了所以如此命名的依据。第一便是神话传说里人们常说的“玉皇大帝”，第二个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南北朝时哪个皇帝死后的谥号里有过“大帝”之说。总之，自那以后，二人再无晤过面。
时隔很久，忽有一天，我在南阳日报上看到了南阳作家周熠写的一篇文章，里面特意谈到二月河与姚雪垠之间的误会。文章写到，周熠去北京开会，会后特意到姚先生家里看望他。一见面气氛本来很好，二人相谈甚欢。不知咋的话题说到了二月河，姚先生似乎有点按捺不住，不知不觉间又忿然作色，对二月河当时不虚心接受他建议的态度大为不满。姚先生坚持认为：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用“大帝”做书名是不对的。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称作大帝过？只有俄罗斯才有。
姚先生逝世以后，二月河早已声名大振，其旺盛势头大有盖过姚先生之概。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创作，融进了当时很流行的武侠、传奇、甚或神话色彩，故事性更强，人物形象更鲜活，涉猎面更广阔，大受国内读者尤其海外华裔读者欢迎。相当时期内，二月河成了国内文坛上独一无二的大明星，经常受邀做客于国内各大电视台，谈天说地，纵古论今，收获了众多拥趸。值得称道的是，二月河似乎吸取了自己在姚先生那里得到的教训，时时满怀热情地奖掖文学后人，善待一切故交亲友，为人低调，处事大度，赢得了广泛的人脉与极好的声誉。
再后来，随着姚先生的辞世及岁月流逝，二月河与姚先生之间曾经的那点微不足道龃龉，早已化作云烟，消失在时代碧霄之中。二月河心里，已完全没有了昔年对姚先生的那点小芥蒂。无论在哪里，只要提起姚先生，尊敬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一次，二月河做客山西电视台，与《大秦帝国》孙皓晖一起接受主持人访谈。由于二人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历史小说家，话题自然离不开历史小说创作。谈话中，二月河几次提到了姚雪垠先生。我惊喜发现，二月河没有称呼姚雪垠为姚先生，而是一句一个姚老地说着，无论谈话内容与语气，无不流露出对姚雪垠先生文学观点与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与赞赏。
姚雪垠与二月河，都是成就非凡的小说大家。他们不仅是南阳的骄傲，也是国家的骄傲。他们的作品，不管世人如何评价，但有一条必须说明，那就是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大家，都将无可争议地留名于中国文学史。当年，二人之间发生的那点小不愉快。盖因彼时彼地特殊原因造成，不仅无损于他们各自的美好形象，反而为南阳文坛乃至中国文坛增添了一段弥足珍贵的佳话。从他们的龃龉中，人们更能感觉到，二人都是率真之人、性情中人、真诚之人、充满烟火气的可亲可近之人。
如今，二人虽然均已驻足于天堂，但人间却永远留下了他们鲜活的印迹。
202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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