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法律

三、“《春秋》决狱”——引礼入法的具体操作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法律的具体运用上，统治者还把经学的有关原则直接等同于律令，采取“引经决狱”的形式。所谓“引经决狱”，就是以经义来作为分析案情和认定犯罪的根据，用经义来解释和运用法律。这可以说是汉代引礼入法在诉讼、审判和司法解释上的具体操作。由于汉代“引经决狱”主要是引用《春秋公羊传》的原则，因而这种决狱形式又被称为“《春秋》决狱”。　　

汉代的“《春秋》决狱”发端于武帝时期。《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吕步舒“执节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武帝）皆以为是”，可视为它的第一个案例。以后，在汉王朝的大力提倡下，这种决狱形式被广泛运用于法律实践之中。诸如：　　

《汉书·张汤传》：“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　　

《后汉书·应劭传》：“故胶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后汉书·陈宠传》：“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鲍）昱撰《词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　　

《后汉书·何敞传》：何敞“迁汝南太守。……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　　

《后汉书·应劭传》：应劭“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　　

因之这种“《春秋》决狱”不仅成为汉王朝的定制，而且其原则也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则有：　　

（一）“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又见于昭公元年），是对于鲁国公子牙欲为叛逆而季友令其饮鸩之事的阐发。它说：“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据唐人颜师古对其文义的解释——“以公子牙将为杀逆而诛之，故云然也。亲谓父母也。”（《汉书·王莽传下》注）可知“亲”指父母，“将”乃“将为杀逆”之意。它的整个意思是说：凡是蓄意杀害君上、父母而谋乱的，即使并未付诸行动，也当与叛逆同罪。例如《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谋反，胶西王刘端奏曰：　　

        安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　　

又如《后汉书·樊鯈传》，广陵王刘荆有罪，明帝意欲宽恕，诏樊鯈与任隗共同审理。但最终他们却“奏请诛荆”，故明帝发怒，认为“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樊鯈亦当面顶撞说：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是以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经传大之。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皇权和父权，这一原则便成为汉代“《春秋》决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二）“亲亲得相首匿”。所谓“首匿”，据《汉书·宣帝纪》注释说，“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即首谋包庇罪犯。故“亲亲得相首匿”，就是指若亲属之间隐庇犯罪，可不受法律制裁。它是根据孔子所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演变而来的。　　

《通典》卷六十九《礼二十九》载有董仲舒《春秋决狱》一例。兹转抄如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罪？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由此看来，汉代最早提出“亲亲得相首匿”并用以决狱的是董仲舒。但实际上，这一原则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被采用。《汉书·功臣表》载，临汝侯灌贤，“元朔五年，坐子伤人首匿，免”，可证。又《盐铁论·周秦》，“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一直到宣帝，由于开始强调“以孝治天下”，所谓“导民以孝，则天下顺”，它才被明令规定下来。如宣帝诏曰：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不过，这种首匿仅限于上述几种亲属关系，即直系亲属。并且也不是什么犯罪都可以隐庇，它对“谋反”、“不道”等重罪即不适用。汉代规定：凡遇此类案件，应另以《春秋》“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为据。其亲属非但不得首匿，反而还得告发；否则，法律将严厉制裁。《汉书·王子侯表》：成陵侯刘德，“鸿嘉三年，坐弟与后母乱，共杀兄，德知不举，不道，下狱瘐死”。这种限制正是“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汉书·哀帝纪》）的集中体现。　　

（三）“原心定罪”。所谓“原心定罪”，就是在断狱时根据犯罪事实，考察犯罪者的内心动机给予定罪。这种原则主要是由《公羊传》引申而来的。《春秋》庄公三十二年载：“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公羊传》解释说：　　

 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不以为国狱。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　　

因此，董仲舒在阐发《春秋》大义时便予以发挥说：“《春秋》之听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心，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这样一来，随着以经治国的深化，汉王朝便在法律实践中广泛采用了这一原则，并把它的内容归结为“赦事诛意”（《后汉书·霍諝传》）。所谓“《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例如，《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董仲舒《春秋决狱》：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执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再如《论衡·恢国》：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广陵王荆迷于孽巫，楚王英惑于侠客。事情列见，孝明三宥，二王吞药。周诛管蔡，违斯远矣。楚外家许氏与楚王谋议，孝明曰：“许氏有属于王，欲王尊贵，人情也。”圣心原之，不绳于法。　　

类似事例还可以见于《汉书·薛宣传》、《孙宝传》、《后汉书·鲍昱传》、《郭躬传》、《论衡》和《风俗通义》等，此不繁引。　　

 汉王朝采用的这种“原心定罪”，是与“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及下文将论及的“《春秋》诛首恶”相互关连着的。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把人们“叛逆”的行为扼杀在未萌之中。这对于维护统治无疑有着很大作用，但同时也为官吏任意解释法律、滥行刑罚开了方便之门。当然，从法学自身来看，这种“原心定罪”也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志善而违于法者”，往往都属于“过失”犯罪，而“过失”犯罪在量刑上则应当从轻。《汉律》明确规定：“过失杀人不坐死。”（《周礼·秋官·司刺》郑司农注曰）问题只在于它没有明确的决狱标准，故往往会造成司法上的混乱。特别是“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更是所谓“思想”罪的滥觞，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到近代以来，随着民主和“无罪推定”思想的传入，这种“诛意”观念才逐渐为人们所唾弃。　　

（四）“恶恶止其身”。又称“罪止其身”，是指在断狱时只对犯罪者惩罚，而不株连无辜。原话出自《春秋公羊传》。《春秋》昭公二十年称：“夏，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公羊传》解释：　　

 畔也。畔则曷为不言其畔？为公子喜时后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公子喜时？让国也。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　　

汉代经学家据此引申为“罪止其身”，从而成为汉代“引经决狱”的一条重要原则。例如，《后汉书·杨终传》：　　

        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乃上疏曰：“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臣窃按《春秋》水旱之变，皆应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繁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　　

故章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再如，《后汉书·刘恺传》：　　

 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锢二世，釁及其子。是时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臧罪，诏下三公、廷尉议。司徒杨震、司空陈褒、廷尉张皓议依光比。恺独以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有诏：“太尉议是。”　　

当然，如同“首匿”一样，“恶恶止其身”也不适用于“谋反”、“不道”等重罪。汉王朝明确规定：“《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汉书·景帝纪》注引如淳曰）更重要的是，这种“恶恶止其身”也不可能被真正执行。因为它的提出同所谓“善善及子孙”直接相连，既然是要“善善及子孙”，那么作为其反面，由于利害相关，也就不可能是“恶恶止其身”了。别的不说，汉代族刑连坐法的盛行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如盐铁会议上文学所言：“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如此，则以有罪诛无罪，无罪者寡矣。”（《盐铁论·周秦》）所以，这就决定了它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可能被真正执行。　　

（五）“《春秋》诛首恶”。此语也出自《春秋公羊传》。《春秋》僖公二年载：“虞师、晋师灭夏阳。”《公羊传》解：　　

    虞，微国也。曷为序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曷为使虞首恶？虞受贿，假灭国者道，以取亡焉。　　

这种断狱原则主要是强调从重惩罚共同犯罪中的“首恶”。就其性质而言，它与“原心定罪”中董仲舒所说的“首恶者罪特重”比较相近。但二者又有不同：“原心定罪”强调的是如何定罪，“《春秋》诛首恶”则是如何量刑。所以，汉王朝也把后者作为一个重要的断狱原则独立运用。例如，《后汉书·梁商传》载，永和四年，考中常侍张逵等人不轨，其“辞所连染及在位大臣，商惧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义，功在元首，罪止首恶，故赏不僭溢，刑不淫滥，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窃闻考中常侍张逵等，辞语多所牵及。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应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有止逮捕之烦。’（顺）帝乃纳之，罪止坐者”。“《春秋》诛首恶”的运用，反映了汉王朝为了巩固统治，既要对图谋不轨者施以重刑，杀一儆百；同时又希望不滥行淫威，少用刑罚。这正是汉王朝对于法律“宽猛并施”基本态度的一个具体例证。　　

（六）“以功覆过”。是指犯罪者若于国有功，断狱时可将功抵过，免受法律的追究。这种断狱原则主要是针对官吏犯罪的。它也是语出《春秋公羊传》。《春秋》僖公十七年载：“夏灭项。”《公羊传》解释说：　　

    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例如，《汉书·陈汤传》记载，元帝时，西域都护甘延寿、西域副校尉陈汤擅兴师，击灭匈奴郅支单于。石显、匡衡等认为，他们的行为实属“矫制”，且陈汤有贪污罪，当治罪。而刘向则提出：“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甘、陈应“除过勿治，尊崇爵位，以劝有功”。元帝从之，诏“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因用兵失算，为梁松所陷害，在病死后，还被光武帝追夺新息侯印绶。有朱勃亦上书申述说：“臣闻《春秋》之义，罪以功除；圣王之祀，臣有五义。若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厭海内之望。”这种所谓“以功覆过”，实际是汉代官吏在法律上的一种特权。它反映了在封建制度巩固后，地主阶级对其等级制的维护，只不过是采用经学渗入法律的形式而已。　　

        汉代“引经决狱”还有“《春秋》之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春秋》之义，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春秋》为贤者讳”、“《春秋》王者无外”、“《春秋》大义灭亲”、“《春秋》之义，子不复仇，非子也”、 “《甫刑》三千，莫大不孝”、“《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等等原则。限于篇幅，此处从略。

四、对汉代引礼入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汉代以经治国之所以能对法律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是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的。从表面上看，这是汉王朝指导思想的转变在法律中的必然反映，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它也确实存在着接受这种影响的可能性。　　

        第一，汉代经学是一种兼收并蓄、“霸王道杂之”的儒学体系，它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本身就能够对法律产生作用。这从汉代经学对先秦儒学的改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秦儒学原来存在着严重缺陷，它特别强调仁义，轻视法治。这使它在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曾受到冷遇，而主张暴力的法家思想则受到尊崇。但是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又使统治者认识到，仅仅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并不能有效巩固统治。陆贾便明确指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何者？所任者非也。”（《新语·辅政》）所以汉初力反其弊，在政治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黄老学说实质上还是刑名之学，只不过它主张清静自然，不采取极端的暴力统治。事实证明，这还不是最能满足统治者需要的思想体系。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长远需要，也为了儒学地位的提高，从汉初开始，许多儒生便吸收各家学说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如陆贾、贾谊和董仲舒等。陆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是把道家的无为思想与儒学相结合，他主张治国贵在清静自然，要求统治者应“进退顺法，动作合度”（《新语·思务》）。贾谊则在重视礼治的前提下，将法家学说直接纳入了儒学，并就礼法对于巩固统治的作用和功能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这是汉代儒学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弥补了先秦儒学偏重仁义而又忽视刑罚的严重缺陷。至于董仲舒，则对儒学进行了全面改造，不仅是汲取黄老、法治、名实之学，乃至还把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论揉进了儒学。仅就法律思想而言，他在陆、贾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德刑并用、德主刑辅的系统理论。例如：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凉[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春秋繁露·基义》）　　

这样儒学便基本完成了改造任务，开始形成比较符合统治者口味的“霸王道杂之”的经学，从而为汉代法律接受经学的主张提供了可能。　　

        第二，汉代法律本身并不完备，为了弥补缺陷，它在“独尊儒术”的思想指导下，也能够接受经学中的法律原则。汉代法律虽然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薮，所谓“历代法律，皆以汉《九章》为宗”（《明史·刑法志》），但实际上它在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上，都还很不完备。这一点，汉代法律条文的不断增多即可以证明。据《汉书·刑法志》记载，仅仅到汉武帝时期，法律条文已由汉初的《九章》剧增到“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因此，在“独尊儒术”的既定前提下，这就为经学对法律的渗入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原有的法律条文需要修订，重新用经学加以解释；另一方面，新的法律条文的制订也必然要受到经学的影响。如宣帝规定“亲亲得相首匿”，明帝规定“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论”等，就是根据经学对原有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再如前引王尊之惩治“假子”奸母案，在西汉后期尚无律可循，被称为“此经所谓造狱者也”（《汉书·王尊传》）。而到东汉时期，则已相应制订出“立子奸母，见乃得杀之”的法令，并与王尊断案的基本精神完全吻合。可见，汉代这种法律条文的剧增，确为经学的渗入创造了条件。　　

 同时，作为法律条文的补充，汉代法律的不完备，又使统治者推行“《春秋》决狱”并采用经学来解释法律成为可能。赵翼就曾指出：“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廿二史札记》卷二《汉时以经义断事》）而“《春秋》决狱”则明显是运用经学的有关原则来充实当时的诉讼和审判制度。汉代与秦不同，在法律解释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汉代没有规定专职法律解释人员，而是由博通法律的经学家来进行解释，然后国家再予以认可。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统治者对法律的任意解释，但它更为经学对法律的作用提供了便利。事实也正是如此。史载西汉中期便已出现专门用经学来解释法律的“律家”，如杜周、杜延年父子，所解释法律以“大杜”、“小杜”而著称（参看《九朝律考·汉律考八》）。以后，由于法律条文的猛增，便出现了更多的著名“律家”，以致到东汉后期竟有十几家之多。《晋书·刑法志》云：“汉时律令，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汉代法律也就不能不受到经学的强烈影响了。　　

第三，为了巩固统治，现实的政治需要也使得经学对法律能够产生作用。因为经学虽讲究纲常伦理，其实质却是要处理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从汉代的实际情况看，这两大关系始终是统治者所亟需解决的。即以前者为例，早在汉武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沉重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已经是相当激化。所谓“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扰，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之使奋鈇钺而并出”（《全后汉文》卷七三载蔡邕《难夏育请伐鲜卑议》）。以后矛盾虽有所缓和，但即使是在宣称“承平”乃至盛誉“中兴”的时期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也仍然是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所以，就连以“正统史家”而自居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　　

 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怨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汉书·刑法志》）　　

再从后者来看，统治阶级的内部秩序也不断受到破坏。如前所述，这时的王国问题虽已被基本解决，但有些诸侯王仍在图谋叛乱，而且地方上的强宗豪右也是一股强大的割据势力，都成为中央王朝推行统一政令的严重障碍。如何处理这些矛盾，迫在眉睫。由于经学主张德刑并用，强调尊君、大一统，这就使得汉王朝在经学的原则下能够推行恩威并重的统治政策，比较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在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之后，经学也与法律密切结合起来。一则统治者极力强调“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春秋》“王者无外”，《春秋》“大义灭亲”，对人民反抗和内部的不轨者严厉镇压，如制订“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作“沉命法”、“左官律”、“阿党、附益之法”、“尚方律”、“六条问事”（参看《九朝律考·汉律考》），等等。一则他们又大肆宣扬“《春秋》诛首恶”，“恶恶止其身”，推行所谓“德化”的“轻刑”政策，如“蠲免律令”，“宽恕为政”，“矜老”、“怜幼”，“请博士弟士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原心定罪”，“亲亲得相首匿”、“《春秋》为亲者讳”、“以功覆过”，等等。所以，在当时便出现了儒家思想法律化的特殊现象。这也是为什么“《春秋》决狱”从此特别盛行的一个根本原因。　　

 汉代以经治国对法律的深刻影响，突出表现了儒家思想“可与守成”（《史记·叔孙通列传》）的社会功效。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孔子所说的“宽猛相济”，并使得统治者开始完备暴力和怀柔这两种统治手法，即所谓以仁义教化之，以刑罚而整齐之。这种恩威并重的统治政策，不仅比较有效地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而且标志着汉代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已经趋于成熟。　　

 当然，经学对汉代法律的作用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春秋》决狱”。一者“《春秋》决狱”强调“原心定罪”，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它为统治者特别是酷吏任意解释法律、滥杀无辜提供了便利。所谓“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汉书·刑法志》）。正如章太炎所说：　　

 上者得以重秘其术，使民难窥，下者得以因缘为市。然后弃表埻之明，而从縿游之荡。悲夫！（《检论·原法》，《章氏丛书》，民国六年浙江图书馆刻本）　　

再者，“《春秋》决狱”提倡“亲亲得相首匿”，公开主张“相隐”，这为在亲属之间包庇犯罪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对后世乃至今天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三者，“《春秋》决狱”多是断章取义，没有固定界说，往往造成同罪并不同罚的混乱。例如“杀人者死”，高祖入关时曾以“约法三章”规定下来，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亦征引《荀子》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然而由于“《春秋》决狱”，后来却规定：“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白虎通·诛伐》。按：其语出《公羊传》定公四年）结果在东汉时期便宣布，对杀死父仇者可免死，并形成所谓《轻侮法》——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章帝）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后汉书·张敏传》）　　

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些问题过分夸大。因为总的来看，它对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还是主要的，同时那些弊端在大多数剥削阶级的法律中也都是普遍存在而无法避免的。　　

 综上所述，在“独尊儒术”的思想指导下，由于经学、法律和现实政治等各种因素的作用，汉代以经治国对法律曾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汉代法律的一个鲜明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法律被称为“中华法系”，就“引礼入法”而言，即创始于《汉律》。它不仅对维护统治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标志着汉代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已经趋于成熟。我们要研究汉代历史，尤其是汉代法制史，这是一个不能忽视而值得注意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