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河殇》兼论中华文明的两大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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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殇”，翻译成老百姓的大白话，就是：短命的黄河文明！短命二字施之于父母之邦，只怕也只有中国文人才下得了手。这部流行一时的政论片全部的意思，就是宣传发源于黄河内陆的中华文明衰落了，在那经年流淌的泥沙里再也不能演化出新的文明因子，中华文明的出路就是蓝色的文明——由黄色向蓝色的转变。
据说王震将军看过《河殇》后非常气愤，他不能容忍这种否定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行径。抛开其政治理念不谈，《河殇》的史学依据确实是很脆弱的：中华文明并非纯粹的黄色文明，而是中原黄色文明与南方蓝色文明的融合。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这本来是中国学界的共识，可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地下考古新发现，这一常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最近，在辽河流域有了重大的突破－－据认为公元前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非常成熟的龙的造型。面对这比之夏代还要古老的证据，人们猜测纷纷，认为辽河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发祥地。此外，在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区，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仿佛与这些新发现的事实相呼应，有关“楚文化”研究的兴趣，也形成了一阵热潮。因为楚文化，仿佛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一种混和或中介，对它日益增长着的关注，暗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这一观念已受到了强烈的动摇。
中原文明起源于天文哲学。夏商以前的早期宗教自然观为太阳崇拜，在周代转变为北斗崇拜。而其人文因素一为慎终追远的政典文化（尚书），一为敬祖尚亲的人伦文化（三礼）。
中原文明因为面对大自然的严峻挑战，一向讲求组织以发挥集体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到达了最高峰。当时施政的着眼点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组织阶层分明--王、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法家亦源于儒家）。
而在长江流域一带，自然条件良好，生存竞争压力不大，因而哲学家思考上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为上天所赐，平等成了主要精神。于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学，便成为楚人的国家意识形态。
旧史家把楚文明视为中原文明内一个附属的偏远次级文明，并将其归属于周王朝的“诸侯”。20世纪以来，学术文化界也流行着一种以楚文化为蛮夷文化及所谓沅湘民间巫术文化的谬见。实际上，楚文化上承重黎祝融之后，乃正是炎黄文明的正宗和本根所在。屈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神（朕）皇考曰伯庸”（祝融）。就是自豪地强调楚人对于华夏始祖主流文明承继的这一正统性。殷商亡政后，楚族受到周人的歧视，一度暂时衰落而降处蛮夷。但是这个民族的骄傲与自豪却从来没有丢失过。从楚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通过春秋的争霸角逐，到宣威时代，楚文明得到了复兴。它借助位居华中的地理交通及资源之便，兼并一系列小国，在春秋之末多次问鼎周室，再次上升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非常强盛的大国。威王与怀王前期的楚国，即屈原盛年的时代，楚之国力已远远超越于当时北方中原诸国而与新兴的西秦可相比肩。
新考古资料逐渐证明楚文明因为环境的不同，很早发展出自成一体的文化，相当的精致并特殊，甚至比中原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原没有任何一国的文化比楚人更多姿多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楚人吞并了几十个国家和部族，透过通婚把各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像他们的始租，并非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河神更是位妙目流盼的美女。其他的神祗，或是彩衣姣服的巫女，又或桂酒椒浆的芳烈。楚辞更是音节委婉，词藻缤纷，充满哀艳缠绵的情绪。不同于中原文明的“火”及“鸟”类图腾族，楚文明以“蛇”及“兽”类图腾为主，分布地区几乎遍及黄河南岸到长江南北岸。或许由于山岳及沼泽太多，这个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独立性高，作战的机动能力很强，部族间的组织松懈，大多采取平等的联盟方式，不像中原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阶级组织。楚文明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绝不亚于黄河流域的华夏体系。
六国里最有条件成就霸业的，本是楚人。楚国地处南方，土地肥沃，自惠王灭陈、蔡、杞、莒诸国后，幅员广阔，但正因资源丰富，生活优悠，民风渐趋靡烂，虽有富大之名，其实虚有其表，兵员虽众，却疏于训练，不耐坚战。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难，列国中以楚国的地方势力最是强大，身居最高领导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务上都必须咨询各大部族的长老或领袖。加上其族群分散于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结的力量较弱，使楚国在整体作战力上并不显得特别强。例如楚国在抗秦一事上反覆摇摆，背后实有说不出来的苦衷。其间在楚悼王时代，兵法家吴起虽曾以生命为代价，促成楚国的中央集权改革运动，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后，急于施展富国强兵之术的李斯所以会抛弃祖国，西入秦境寻求发展，也在于深感楚国集结国力困难，规模虽大，却不适于激烈竞争的挑战。因此进入战国时代后，楚国的领域虽然更大了，但竞争上的表现反而不如春秋时期。所以楚国虽然占有南方全部土地，对秦国却处处被动挨打。楚怀王二三其德，受骗来秦，困苦而死，楚国更是一蹶不振，先后三次迁都。
楚之亡国突显其中央集权之不足。秦始皇以倾国之力，派出王翦的六十万大军灭楚。虽然楚各部落兵力数量非常庞大，但王翦不以硬碰硬，他下令进入楚境后，各军团立刻构筑防御堡垒，坚壁清野，不肯进行会战，楚军虽数度挑战，但王翦以逸待劳，相应不理。久而久之，联盟式的楚军，缺乏强有力的指挥及领导，便逐渐松懈了下来。加上人数庞大，粮食补充困难，行政体系混乱，各自为政，各部落军团不得已只好向东退却。王翦趁机追击，楚军士气溃散，被击得大败，总司令项燕战死，郢都也被攻破，庞大富足的楚国因而灭亡。
秦以强大的武力和政治制度的高效率及决策机制的高度统一，制胜了列国，也制胜了楚。然而，正因为楚国是分权部落国家，并未遭到全面击溃。最后主力的项燕军团虽然失败，主将也死于战场，但分布各地的部族仍拥有相当的独立抗战能力。因此早自秦始皇在世时，便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隐言，蕴涵着对于楚所具有的强大文化优势的不屈信念。有趣的是，到了近代，神州即将陆沉的时候，又发出了“只要湘人在，中国不会亡”的呐喊。湘楚，以及深受楚文体影响的南粤大地，输出了诸如曾左、康梁、孙文、毛刘等一代代英杰。中国的新思潮、大变革，往往发起于南方，而成于北方。其文化背景或许正在于此。
楚国亡后，楚地的游击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秦始皇三次巡行之所以都以楚地为重点，主要原因便是镇压楚地。始皇死后，首先起义的陈胜、吴广使以楚军作号召，初期声势最大的反抗军--项梁军团，更是以楚军主帅项燕的后代自居。刘邦也是楚人，他的集团大多属楚国的平民阶级，原本是附属项梁军团的副帅，应算得上是楚军的庶系。所谓楚汉相争，其实可以视为刘邦的楚庶系联合中原诸侯，以对抗项羽的楚嫡系的一场战争。双方所代表的，都是来自南方的蓝色文明。项羽出身楚贵族，灭秦之后，受传统楚文化的约束，没有及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刘邦出身民间，没有传统的包袱，这是他击败项羽的一个重要因素。刘邦立国之初，以老庄无为的思想为治国哲学，同时杂取儒法，在政治制度上，汉承秦制。而在文化上，却是汉承楚风。汉承楚言，楚风，楚歌，楚舞，楚艺，楚俗。后世有不肖子孙以为秦灭楚是黄土文明战胜了海洋文明（《河殇》），却无知于灭秦者是楚人这一史实，更不知汉建立后，一个融合中原文明及楚文明的崭新文明--汉文明诞生了，而刘邦则是这一新文明的创建者。
因此，尽管在史迁笔下，刘邦形如无赖，但是，一代史学大师汤恩比却认为，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后世虽有数祖忘典的疑古派，但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的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融南北文明于一体的中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风之谷书院http://130012.blog.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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