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毛主义》系列
天安门的孔子像及马列主义中国化
九米 五高的孔子像立在天安门上，铜像本身并不重要，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却让不少人或者愤怒，或者兴奋。其实这都大可不必，二十年前，天安门还立过自由女神像呢。以我的愚见，立孔子像总比立自由女神像要好得多，起码他是中国籍。
“五四”以降，国人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文革”期间，极左派将百家学派简化为儒法两家，虚构了一个儒法斗争贯穿全部中国史的伪史体系。如果到了今天，还逢孔必反，要求死去了三千年的老祖宗为今日中国的问题负责，是否显得我们这些后人太不肖了？
就其本源来说，儒法两家非但不相对立，而且共出于一源，其学说最初都是来自孔子所开创的儒家。
儒家是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孔子一生著述并不多，只有一部语录体的《论语》。但为什么后来竟有那样大的名望呢？
孔子之所以伟大，并非由于他自己的著述（他说自己只是“述而不作”），而在于整理和保存了上古的五大经典：易经、尚书、礼乐、诗经、春秋。这五大经典代表了上古学术的五大传统：“易经”是天道阴阳之学、“尚书”是政治典章，“礼”书是礼乐制度，“诗经”是文学艺术，“春秋”是历史。这些书在孔子的时代，其意义已经暗昧。华夏上古以来流传有序的宗教、文物、典章、制度即文化传统，在社会动乱和战乱中，面临崩溃和毁灭。而孔子则是自觉和自为地承担起继承和挽救这一伟大文化传统的使命。孔子把中国古代的礼乐典章，通过这五部典籍的讲述解说而传授于弟子，而他的弟子又一代一代地传习下去，甚至秦始皇焚书坑儒，都不能使这一学术的传承系统中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与儒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可能保持夏商周以下5000年一而贯之的伟大传统，保持一种举世无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看来，孔子不光是封建体统维持会名义会长，不光代表了腐朽没落的思想话语体系，还是华夏悠久文化的代表。非孔孟薄周武，不是不可以，但要看反的是什么，不能够挖中华民族的根。自称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他本人其实即不厚又不黑，他道德非常好，就喜欢故意骂人，有人劝他少骂人一点，不要提倡厚黑学，我说人性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脸厚心黑，但还用一张幕掩盖起来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揭开来呢？他说：“揭开吗？你搞错了，我是拉开坏的一幕，教人看后面真的。”在《射雕英雄传》中，西毒欧阳锋听到一个书生在对学生讲书，说要做忠臣孝子，就把书生杀了，把头送给东邪黄药师，以为黄药师会跟他臭味相投。没想到黄药师说：“我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 恭恭敬敬地把人头埋了。厚黑教主和东邪黄药师虽然反孔，其实却是孔夫子的真正传人。
顾亭林说：“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邦无完交，士无完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最后一句有意思，后人往往将儒法对立，然则非孔子，三皇五帝的典章已经无人得知；非是始皇一统天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无法保存下来的。观欧洲、印度可知。儒法不仅同源，且为互补。
孔子死后，孟、荀二派，在战国末世，乃成为儒学中并立的两大流派。子思和孟子一派儒学，一方面仍坚持孔子的礼制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外仁内圣之学，即人格主义的儒学。唐宋以后演变为孔、韩、程、朱之理学。而荀子之学，则源于子张和子夏，主要是外王之学，亦即用权与法术之学。战国中后期的法家一派，实际主要来自子夏学派。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晚年讲学于魏国之西河，在这里建立了子夏学派。这个学派就是法家之祖，其门生首先是魏文侯。《史记》说：“文侯受子夏经艺”。其弟子中包括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吴起等著名法家。
后世统治者表面上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儒、法、道杂用（后来还加上佛）。这些学派也为统治者利用而成为国教，在走向辉煌的同时，也走上了末路。
儒教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教，与儒家并不相同。儒家是私学，不是主流文化。是学术，而不是宗教。儒教则是宗教，也是官学。既是国家的宗教（以神道设教），也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儒教有两个发展阶段，在夏商周，是敬祖事天的原始儒教。在汉武帝以后，是敬祖事天尊孔的国家宗教。在这种国家宗教中，孔子由一位学者、思想家而被教主化、神圣化了。
儒、法之外，另外一种本土意识形态是道家。中国历史上，每逢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属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这是认识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
儒、法、道三家，本来不是坏东西，只怪后人搬弄坏了。特别是宋儒，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那么，这个宋儒是凭空出现的吗？也不是。日本史家说：宋以后无中国史（大意）。这是因为，在宋之后，贵族政治为官僚政治所取代。这是在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上，为出维护大一统，不得不如此。官僚政治在所有制上，是反对封建的；在行政设计上，是反对独立王国的。因此宋以后，没有外戚、宰相、割据，但也少有名臣良将。在文化上，与官僚政治相配合的，便是这一派自宫的理学。
黄老思想本是楚人的意识形态，到了官僚政治时代，在认识论上发展到彻底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在价值论上则是彻底否定生存的责任和意义。不是使人敢于面对历史，面对社会的挑战，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而是使人缩入个体生存的蜗壳，以个人的生存得失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因此后期道家实际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苟生哲学。老子这种无为哲学的消极面，后来与儒家哲学中那种重等级，明尊卑、贵古贱新的哲学相结合，遂成为维系两千年停滞的中国封建制度的两大精神枷锁。早已经和原始的黄老、孔孟之说大相庭径了。现在看到的《论语》，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怎么能怪孔子呢？康有为以孔子为改制之第一人，并非全是政治宣传。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鲁迅把它翻译成“摩登圣人”，实情也正是如此。汉代印度佛教东传，到中国后慧能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佛陀就成了“摩登佛陀”。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一派人主张全盘自由主义化，一派人主张全盘马列主义化。今日非议孔子像者，都是这两派，虽然一左一右，实际上都是全盘西化派。历史上可曾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够完全抛开本土的文化根源吗？如果不能，那么“摩登马克思”或者“摩登自由女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启蒙即思想解放是两头锐利的双刃剑。任何革命往往都具有偏执化的片面性，启蒙思潮也如此。
五四激进的启蒙思潮，在反封建的口号下也否定了华夏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精神支柱。《狂人日记》说：“翻开5000年史书，只看到两个字'吃人'。”这种彻底否定中国历史传统的看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无疑是非常极端而片面的。
中 国式的 君主政体中涵摄有相当多的民主机制和色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国家崇尚儒教，而在孔孟之道中，既包涵有反对专制和暴政的思想（所谓“非上无礼”，正是秦始皇灭儒的原因），也包含亲民爱民的“仁政”以及“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
然而“五四”以来，胡适一类激进的西化派鼓吹极端的反传统主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中国的传统政治宗教道德文化抹成一片漆黑。这种涂抹特别得到以“庚子赔款”回输于中国的西方殖民学术的支持。所谓灭其族先诛其心。这种西化主义，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帮闲。
70年代末兴起的“思想解放”（新启蒙）也产生了一些极端和片面的东西。例如，彻底否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就是一种片面而幼稚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不应当随意干预学术自由、文化自由以及世俗生活领域，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彻底放弃本土的意识形态。
（风之谷书院http://130012.blog.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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