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 陈独秀
尼采说得对：“经评定价值始有价值；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
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摈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 （见《论语 ·先进》），又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见 《论语·述而》）其对于天道鬼神的态度，见诸论语者：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重人事而远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义在以祭享。为治天下之本，故 《祭义》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至于鬼神之果有或无，则视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悬拟一道德上至高无上之鹄的，以制躬行，至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则非所容心，此孔子之异于道家也。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荀子，亦力唱仁义礼乐而不言天鬼，至战国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说，作《中庸》，（《中庸》言华岳，又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这明明是和李斯辈同时代人的口气，决非孟子之前东鲁子思所作。始盛称鬼神之德与天道，于是孔子之面目一变；汉初传，《周易》者，取阴阳家 《系辞》归之孔子，大谈其阴阳不测之谓神，大谈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大谈其精气游魂鬼神之情状，大谈其极数知来，极深研几，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中庸》犹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犹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大谈其河出图，洛出书，（《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说，大约亦此时窜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春秋纬》有“龙负河图，龟具洛书”之说，可证为阴阳家言。）于是孔子之面目乃再变；董仲舒号为西汉大儒，实是方士，成、哀以后，谶纬大兴，刘氏父子著书，皆兼采儒与阴阳二家之说，班固、许慎承其谬，于是孔子之面目乃三变；东汉诸帝，笃信谶纬，无耻儒生，靡然从之，白虎观讲议诸人，都是桓谭、王充所讥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 《白虎通德论》，广引纬书，侈言三纲、六纪、五行、灾变，可说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谭还公言反谶，几以非圣无法的罪名见诛于光武，郑兴亦不善谶，乃以逊辞仅免，王充著 《论衡》力辟神怪，贱儒贾逵以附和谶纬取媚民贼，亦尚言“五经家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到郑玄，他早年师事第五元，本是习京氏 《易》、公羊 《春秋》的，故晚年笃信谶纬，博采纬书神怪之言以注 《毛诗》、 《周礼》、 《论语》、《孝经》、《礼记》、《尚书大传》等，至此孔子之面目乃四变；而与阴阳家正式联宗矣。从此贾逵、郑玄之学日显，桓谭、王充之说日微，影响于中国之学术思想不为小也。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中国的社会到了春秋时代，君权、父权、夫权虽早已确定，但并不象孔子特别提倡礼教以后的后世那样尊严，特别是君权更不象后世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三权一体的礼教，虽有它的连环性，尊君却是主要目的。这是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渐陵夷，各诸侯国中的商业都日渐发达，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属货币（见 《周语》及 《汉书 ·食货志》）。郑桓公东迁新郑，与商人立“无强贾”、“毋匄夺”的盟誓 （见昭十六年 《左传》）。齐擅鱼盐之利，“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见 《史记 ·货殖传》）“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见 《汉书 ·食货志》）“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见 《管子 ·轻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见 《汉书 ·货殖传》）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已经动摇了闭关自给的封建农业经济之基础，由经济的兼并，开始了政治的兼并，为封建制度掘下了坟墓，为统一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产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势益盛，即孔门的子贡亦 “废著 （《汉书》作 “发贮”）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见 《史记 ·货殖传》）是为战国白圭、计然、猗顿之先驱，这便是司马迁所谓 “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势力愈盛，封建制度愈动摇，遂至诸侯亦日渐陵夷，大夫陪臣挟 “素封”之势力，政权乃以次下移。孔子生当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势将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欧洲的中世纪之末，封建陵夷以后，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间曾经过王政复兴君主专制的时代，ＭａｃｈｉAａｖｅｌｌｉ的君主大权主义，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见昭七年 《左传》的十等制，冀图在 “礼”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复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压倒那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所以孔门的礼教即孔门的政治思想，其内容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 ·季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 ·阳货》）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 ·颜渊》）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 ·为政》）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 ·学而》）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可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 ·微子》）
孔子曰：安土治民，莫善于礼。……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礼记 ·经解》）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 ·坊记》）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 ·曲礼》）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 ·礼运》）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
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 ·哀公问》）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礼记 ·哀公问》，《大戴礼 ·哀公问》“庶物”作 “庶民”）。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礼记 ·祭统》）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 ·曾子本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大戴礼 ·曾子立孝》）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治之也。（《大戴礼·本命》）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大戴礼 ·本命》）
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 ·郊特牲》）
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礼记 ·郊特牲》）
仲尼曰：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 （《礼记 ·文王世子》）
不但孔子自己及他的及门弟子是这样，孔子之后，孔子的嫡派大儒孟子、荀子，他们的思想，无论对于天鬼，对于礼教，都是孔子的继承者。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已，则王乎？（《孟子 ·梁惠王》）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 ·滕文公》）
当尧之时，……使契为后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滕文公》）
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同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 《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 《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 ·滕文公》）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 ·离娄》）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荀子 ·礼论篇》，《大戴礼 ·礼三本》，“生之本”作 “性之本”，“恶”作 “焉”，“无安人”作 “无安之人”，后世天地君亲师并祀，即始于此。）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彼君子者 （依俞樾说 “君”下删 “子”字），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荀子 ·礼论篇》）
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 ·王制篇》）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 ·非相篇》）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今当试去君上之执，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 ·性恶篇》）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杨注云：告，言也；妻者，齐也；天子尊无与二，故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杨注云：适读为敌。《礼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荀子 ·君子篇》）
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及门弟子，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礼，名虽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义则同，故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司马迁谓韩非 “归本于黄老”，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这是由于他不懂得尊礼法与反
礼法乃是儒法与黄老根本不同的中心点。）孔子是中国的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也就是韩非、李斯的先驱，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历代民贼每每轻视儒者 （例如汉朝的高祖和宣帝），然而仍旧要尊奉孔子，正是因为孔子尊君的礼教是有利于他们的东西，孔子之所以称为万世师表，其原因亦正在此。近世有人见尊君尊父尊夫之弊，而欲为孔子回护者，妄谓 “三纲”之说盛倡于宋儒，非孔子之教，而不知董仲舒作 《春秋繁露》，班固纂 《白虎通德论》，马融注 《论语》，都有 “三纲”之说，岂可独罪宋儒，孔子、孟子、荀子虽然未说“三纲”这一名词，而其立教的实质，不是 “三纲”是什么呢？在孔子积极的教义中，若除去 “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那末，孔子和历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有什么不同呢？他积极建立起来他所独有的伦理政治学说之体系是什么呢？周末封建动摇，社会的飓风将至，故百家立说，于治世之术都有积极的独特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是黄老的主张；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这是墨家的主张，尚好、好作，这是慎到田骈的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这是惠施、邓析的主张；并耕、尽地力，这是农家的主张；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我向来反对拿二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 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人们倘若因为孔子的学 说在现代无价值，遂极力掩蔽孔子的本来面目，力将孔子的教义现代化，甚 至称孔教为“共和国魂”，这种诬罔孔子的孔子之徒，较之康有为更糊涂百倍。
《周礼 ·天官大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吏，小吏在乡邑者；《地官大司徒》：联师儒。郑玄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是周之儒者，其地位与乡邑小吏同，其专职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贤属师，治属吏，非儒者之事，儒者所教的礼，当然说不上吉、凶、宾、军、嘉全部的礼，不过士民所需凶礼中的丧吊，嘉礼中的昏冠之礼节仪文而已，更说不上治术；若有人把孔门的礼教和孔子以前儒者所教六艺的礼并为一谈，便是天大的错误？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孔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 （《礼记 ·郊特牲》）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此所谓君子小人，与 “小人哉樊须也”之小人同义，彼谓稼圃为小道末艺，非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此谓小人儒为习于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儒，非以礼教治国安民的君子儒。）这正是说礼之义不在礼节仪文之末，君子儒不以六艺多能为贵，所以孔子以后的礼和儒，都有特殊的意义，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帝制虽然两次倒台，然而袁世凯和徐世昌的走狗，却先后昌言民国的大总统就是君，忠于大总统就是忠于君；善哉，善哉！原来中国的共和，是实君共和，还没有做到虚君共和！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人们，竟认为夫妻平等，无伤于君父二纲；美哉，美哉！原来孔子三纲一体的礼教，是可以肢解的！这些新发明，真是中国人特有的天才。
孔子的礼教，真能够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吗？就是一班主张尊孔的人们，也未必能作肯定的答复吧！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君臣大伦不可废，无君便是禽兽；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两次推翻帝制，把皇帝赶出皇宫，律以礼教，这当然是犯上作乱；一面犯上作乱，一面又力倡祀孔，这是何等滑稽的事！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身为议员，在国会中大议而特议！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大倡其女权，大倡其男女平等；这不是反了吗！礼教明明告诉我们：“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礼记 ·郊特牲》）然而有些主张尊孔的人，自己竟和寡妇结婚。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 ·为政》）“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馂，既食恒馂。”“非馂莫之敢饮食”。“子事父母，鸡初明，……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枣栗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涤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礼记·内则》）然而主张尊孔的人，都这样孝敬父母吗？非父母舅姑之馂余不敢饮食吗？有此还要离开父母舅姑组织小家庭哩！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内则》）“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女不杂坐。” （《曲礼》）然而尊孔的人，能够愿意千百万女工一齐离开工厂，回到家庭，使之内言不出吗？能禁止男女同学吗？他们宴会时不邀请女客同席杂坐共食吗？他们岂不常常和女朋友互换名片，社交公开吗？不但女子出门不蔽面，大家还要恭维学习美人鱼哩！
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礼记》）“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礼记 ·内则》）然而尊孔的人，不但男女授受可亲，而且以握手为礼，搂腰跳舞，而且男子生病会请女医诊脉，女子产儿会请男医收生，孔子若活到现在，看见这些现象，岂不要气炸了肺吗？这班尊孔的人们，大约嘴里虽不说，心里却也明白二千年前的孔子礼教，已经不能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
为了，所以只好通融办理；独至一件与他们权威有碍的事，还是不能通融，还得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班犯上作乱的禽兽，至于他们自己曾否犯上作乱，这本糊涂帐，一时也就难算了。孔子的三纲礼教所教训我们的三件事：一是 “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礼记 ·表记》）；一是 “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礼记 ·内则》）；一是 “寡妇不夜哭 （郑注云：嫌思人道），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郑注云：嫌媚，略之也，问增损而已）；“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均见 《礼记 ·坊记》）。今之尊孔者，对于第二第三教训，未必接受，对于第一个教训，到有点正合孤意了，他们之所以尊孔，中心问题即在此；汉之高帝宣帝以及历朝民贼，并不重视儒生，而祀孔典礼，则历久而愈隆，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孔子立教之本身，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此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师表也。如果孔子永久是万世师表，中国民族将不免万世倒霉，将一直倒霉到孔子之徒都公认外国统监就是君，忠于统监就是忠于君，那时万世师表的孔子，仍旧是万世师表，“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孔子之徒，只要能过事君的瘾，盗贼夷狄都无所择，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等，正是他们的典型人物。
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迟数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 “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提倡的 “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
谓 “贤人政治”，所谓 “东方文化”，所谓 “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
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
原载 １９３７年 １０月 １日 《东方杂志》３４卷 １８、１９号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