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之死与中国右翼的关系
――吴晗与党争（中）
北宋后，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命题义利之辩表现为民生与强国之辨，一种没有结论的争辩导致了明理学的庸俗化，思想史学者常常为理学贴上宋明理学的标签，以之做为时代的符号，但是宋理学与明理学事实上无法同目而语。大明天下，一种空泛的意识弥漫在人间，一种失望的情绪也沉淀在人间，于是导出了明末清初的实学。
满清之后，义利之辩进一步表现为西学与中学之辨。在西方殖民时代――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仍然处于一种变形的西方殖民规则之中，西学的倡导很难回避民族独立的问题。从满清道光年间的官僚徐继畬开始，西学浪潮涌涌而来，却废然而去，其原因在于，一类与我们的民族文化难以融合的文化，即不能解决强国问题，更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一些鼓噪普世价值的人们，与其说他们从洋人身上学到了什么，不如说是他们被强盗的富裕和强大惊呆了。
而中学的坚持事实也是失败的，因为中华民族无法沉缅于过去，落后只有挨打。
西学的异教马克思主义似乎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坎坷促使人们在坚定信念之中发生种种方法论上的犹豫和彷徨。
人们陷入新的、多重性的庸俗化中。即使是当代，一个13亿人关注的春晚也透露出文化决策者的无奈，而之前种种运动的盲目性更是一类没有目的性的空忙。文革，是如同旋涡的激烈的空忙，很大程度上延续的是晚明党争的惯性。沉重的无奈，这就是毛泽东晚年满怀失望的原因，这就是邓小平立意不争论的原因。
笔者写吴晗，文革中的吴晗就是漂浮在大旋涡中的一个沉船，即使现在来看，也很难说他做对了什么，或者是他做错了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没有做。
吴晗，对于这样一个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人物，无论是他的百年生辰或者是四十年忌辰，对他的纪念也太冷清了，与其巨大的社会影响相比较也太不相称了。这种壮烈之后的寂寞因应于一个矛盾的事实，左翼的人们当然不至于怀念一个受到社会主义史批判的人物，而右翼派别却总能够记忆起他与旧世界割裂的斗士形象。对于思想者则另有寓意，吴晗是一丝彩色的的布条，系挂在文化史长链的一个环节上，他是一个时代的标识。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化的课题，一些表层性的观感并不值得认真看待，更需要的是深入的剖析，在混沌与矛盾中去寻觅中国文化演变的脉络。
有些人生活在过去的观念之中，例如章伯钧、罗隆基，梁潄溟，李敖等等，当中国民众进入大解放的时代，他们的仍然钟情于小精英团体的辉煌，于是好梦难全；
有些人则在感受着终极信念的召唤，例如毛泽东，他渴望如同秦始皇一样为中国奠定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于是我们看到的毛泽东，他总是在超越，而最重要的超越，则在于他希望为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他一定以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那些歌唱《东方红》的人们。
以阶段性而言，毛泽东没有成功，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剥削与压迫的大形态之中；以终极信念言，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已经不可能认同加于我们身上的剥削与压迫的合理性，这是文化上的成功。
在毛泽东与右翼章伯钧、罗隆基之间有一个广阔的区间，是大变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的区间。笔者赞同黑格尔的概述，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总是处于“分裂境地”，表现为对现实的服从与对未来的祈盼。论吴晗，是在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嬗变的苦难历程，毕竟他们是旧文化的载体；论吴晗，是在铸造真诚的信念，毕竟这是一代乐于迎新的人们。
吴晗做到了“对现实的服从”，表现在他对章罗同盟的斗争，以及对毛泽东的追随。但是，在对“未来的祈盼”上，吴晗与毛泽东存在本质性的差异，毛泽东奋力向共产主义进发，而吴晗则在祈盼清官――一种农民式的愿望，一个旧文化的想念。我们读吴晗的《海瑞罢官》，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
“清官”，不就是农民手中的乞食袋吗？于是我们不能不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不仅仅是吴晗，也同时是现代中国的知识者，就信念而言，都处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分裂境地”。这一个“分裂境地”作为一个基点，其延伸仅仅区别于思维的庸俗化还是本体化，或者说是耽于生活的经验之中，或者是在追求信念的纯粹。这种精神的分裂有时候表现为命运的残酷――如同吴晗，但是人们不能不“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个人在历史中消失了，只有思维依然存在，作为根本动力努力“返回这种统一”。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摆脱“贵族们”的思维？挥舞在手中的“民主”，是否“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其实，这是“返回这种统一”必须回答的问题，吴晗的命运却也是一个有益的借鉴。
当笔者作出这样的讨论的时候，是把吴晗的命运看作一类难以逾越的宿命，这种宿命决定于两点：
其一、中国文化进入质变的前夜，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自己的选择；
其二、选择中的人们常常是黑夜中摸索前行的人们，他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伤害了别人，有时甚至伤害了自己。
我们至少可以从当代中国左、右翼对吴晗的批判中，看到准备脱胎换骨而成为新社会中人的文化人的困境，正如中国右翼对吴晗的认定：一个误入歧途的书生。
中国的右翼对吴晗的指责表现于三个方面：
其一、对北京文物的破坏：
应当承认吴晗受知于毛泽东，他以一部《朱元璋传》换回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是一个明确的肯定，从此后，吴晗仕途平坦。如果说吴晗不写《海瑞罢官》，文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吴晗不写《海瑞罢官》，他个人的命运至少能够支撑于郭沫若和冯友兰所在的层面，虽然委屈，总能够平平淡淡地度过那一场大风波。
但是阅读一些资料，笔者发现吴晗受到右翼的指责甚至强于右翼对郭沫若和冯友兰的指责，例如，一些右翼文人写到：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是极端的诅咒了，具有谶纬学的特性，于是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以及他后来遭遇的批斗、羞辱，最后死于非命，以至于他的妻子被迫害至死，收养的女儿精神错乱、跳楼自杀等等，都成为一类符谶式的验证。
即使承受如此许多的非人待遇，仍然不解右翼对吴晗的仇恨，人们讥讽：
“士可杀，不可辱。老舍因此愤而投入太平湖，吴晗却忍辱负重。因为吴晗心中始终觉得，自己一直紧跟共产党，怎么会是反革命和反共老手呢？他还幻想着自己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真有点锉骨扬灰的意思。
吴晗是受知于毛泽东的，1949年1月，吴晗以军管会副代表身份入驻清华，4月任职全国青联秘书长，9月选为政协委员，11月成为北京市副市长，此后吴晗主管北京文教17年。
吴晗任内，是北京大建设的时代，但是在旧知识分子的眼睛中，却也是一个大破坏的时代，而大破坏的责任自然而然落在吴晗的身上，其中包括西单牌楼的撤除，十三陵的挖掘等等。
中国的右翼对中国建设的抵制的热忱有时候令人匪夷所思，包括后来如三峡之类的大水利工程。我们有时候觉得思想的交集仅仅只是笔墨官司，但是，实质上相关的大众立场还是精英立场，在整个经济建设中也产生迥然不同的观点。这种唯以派别区分而一无信念式的党争模式实在令人厌倦，难怪邓平小直言 “不争论”。
其二、出卖了章、罗同盟：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实行大众民主或精英民主。在当代中国，我们能够十分清楚的明白，精英民主只能导致社会的贫富割裂和固化。中国的精英们，例如章伯钧、罗隆基，梁潄溟，李敖等等并不否认这一个事实，但是却拙劣套用掩耳盗铃的方式，以普世价值论愚弄社会大众，曲解现象的本质。
社会主义道路就在这些民主精英不断的骚扰下取得进步，社会主义的进步伴随着相当长时间的与这些伪民主精英的斗争，从建国时期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直至现在的重庆新政。
为什么1957年的中国社会，从党的整风走向反右形成一个大运动？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右派提出三大理论：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
三大右派理论的核心即要求共产党让出政权，也就是变大众民主为精英民主。明末党争文化是庸俗的，这种文化流弊至近、现代，中国的右派文化也是非常幼稚可笑的，这一场运动迅速地转变为飞蛾投火式的场景。
刚刚入党的高级干部的吴晗全身心投入这一场运动，反右与文革，就其性质而言是一致的，都是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反攻，吴晗在两次运动中命运的不同仅仅只是因为反右的涉及面在党外，而文革的涉及面在党内。
1957年的吴晗充满激情，他在在批判章罗同盟的大会上，取出1948年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这封信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 现代散文家黄裳为《吴晗全集》所写的序言，认为：
“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
吴晗揭发章伯钧，“在195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
吴晗在1957年3月加入共产党的， 7月7日 ，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吴晗控诉道：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
他最后说：
“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
吴晗的激切引发了中国右翼的仇恨，上述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诅咒，其实不在文物话题上，而是在这一场大批判上。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剧变的这一些年里，知识分子对于服务主体的选择是无可回避的。例如社会学教授费孝通被批判后立即“反戈一击”，转身和吴晗一起，自我批判也批判他人；在之前整肃胡风的时候，受胡风栽培的舒芜也把胡风多年前写给他的私人信函拿出来，予胡风致命一击；同样受过胡适恩情的周汝昌不止一次批判过胡适。
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反右开始，罗隆基的秘书赵文璧曾要罗隆基主动交代，担任了八年秘书的邵云慈写信检举，另外一个秘书孙平毅在民盟整风会上声色俱厉驳斥罗隆基，更激昂的是与罗隆基同居１０年的女友浦熙修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的发言稿登台揭发批判。
我们有时候觉得，这是高压之下人性表现出的脆弱，但是并不尽然，反右没有出现东汉的党锢案、明末的东林党人案中仕子们视死如归的壮烈场面，高压环境固不可否认，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却是决定性的因素。无论是批判者，被批判者，或者是两者兼之，人们都处于信念的动摇之中。正是这种模糊，也就在证明反右的不彻底性，为后来的文革留下伏笔。
其三、缺乏独立人格：
海瑞并没有因为海瑞罢官而死于非命，吴晗却因为《海瑞罢官》而家破人亡，为什么？中国历史的这一页画上一个令人困惑的问号。
中国右翼把这一罪责归咎于毛泽东，这一指责并没有多大的可信度，至多表达了中国右翼对社会主义的仇恨。毛泽东对于罪恶昭彰的章罗同盟尚留余地，对于大庭广众之上对立鼎峙的梁潄溟尚可容忍，何以绝情于他的老朋友吴晗？
毛泽东是否知道吴晗死于非命，毛泽东如何看待吴晗的死，不见文章记载，但是与吴晗一起被毛泽东指责为国民党的翦伯赞的自杀，却引发毛泽东的勃然大怒，他把谢富治叫去狠狠训斥一番，谢富治又臭骂负责军管北京的某军副军长：“你们这些废物！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砸了！”
排除其它臆测的因素，笔者注意到，海瑞激怒嘉靖，诏命下狱论死，但是海瑞不死，重要的原因是监禁他的牢狱是皇帝的牢狱，海瑞仍然生活在秩序中，是秩序保护了海瑞。而吴晗却生存于群众专政中，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在这样的无序状态，左派可以置他于死地，右派也可以置他于死地。吴晗是死于仇恨，也只能是死于仇恨。而对吴晗持有如此仇恨的人又是谁？从吴晗一生所做三件大事分析：
其一、《海瑞罢官》不过一戏剧，即使是为彭德怀鸣冤，也不见得引出人们对吴晗的刻骨仇恨；
其二、对北京文物的损坏，虽然引发环保主义者的激动，但是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诅咒，如果不是别有寄托，却大可不必；
其三、是吴晗对章罗同盟的背叛，中国极右翼对吴晗的仇恨在这里达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
其实就人性而言，左派与右派的称谓都只是一种政治性的虚设，人类的行为本身只能分为善与恶。无论是康生们的诬陷，还是极右翼的诅咒，都是我们民族性中最为丑陋的一面，也许我们在平时常常为虚假的语言所蒙蔽，但是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所有的一切则暴露无遗，我们实在不必为左或右的虚设所误导。
把吴晗置于死地的是左翼还是右翼？准确地说是中国的恶势力，这股恶势力与引发 1960年10月的信阳事件、07年10月的华南虎事件、09年8月的通化钢铁厂事件以及近年揭发的重庆案中的地委书记路宪文、学霸傅德志、资本 家陈国 君和文强势力，就本质言是一致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表现出对社会大众的仇视。
正如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评论：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
毛泽东因信阳事件发动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但是，无论是社教还是文革，中国恶势力的嚣张仍然不是毛泽东所能够控制的。毛泽东去后，中国恶势力把一桶脏水一股脑儿泼向毛泽东，即使为毛泽东所预料，却也无法避免，只是引起后人对这一场善恶之争的更深入的思考。
中国右翼不死，近期右翼头目贺卫方在与文强案相关的李庄案上发起对重庆力量的攻击，贺卫方一定自觉得色厉内荏，因为他的振振有词所依据的无非是章罗同盟的西方价值观的老调重弹，是中国社会不齿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论。
因疯狂而无聊，因无聊而疯狂，这是中国恶势力的表现形式。
吴晗的不幸就在于他陷入了无正义的党争，在中国极左翼的视野中，《海瑞罢官》是对他们政治权力的挑衅――在这里没有正义；在中国极右翼的视野中，《海瑞罢官》是奉旨写作，于是吴晗成为非独立人格者受到诅咒――在这里同样没有正义。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在社会主义大路的时候受到太多的磨难，尽管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他们对自己的追求的坚定，例如翦伯赞临终时，在他的衣袋里放了一张字条，上面亲笔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例如吴晗去后，他的悲痛欲绝的夫人袁震，仍然头脑清晰，意志坚强地说：“吴晗是位认真负责的历史学者而已，他怎么敢反对毛主席，感谢毛主席还感谢不及呢！”
在中国大变革的时代，有许多庸俗和丑恶必须摒除，有许多曲折和苦难值得思考，也有许多崇高与正义应该记取。放弃党争，正确对待吴晗其实就是正确对待我们自己。
壶公评论2011－04写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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