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的斗争性像中国那样，是如此普遍，如此复杂，如此压抑，如此深刻，如此尖锐，如此破坏，如此疯狂，等等如此。
不愤不启，中国文化举世无双的智慧谋略，特别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内部斗争的经验总结。
中国的古籍，记载历史上的杀人如麻，民若草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些风起云涌、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撕心裂肺的斗争文化，使人毛骨悚然。
中国文化浪漫理想的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期盼万事大吉，实现社会和谐安定，是中国文化极端斗争性的另一极矛盾统一性的深深渴望。这种渴望越强烈，说明社会文化的斗争陷入了越激烈。
中国文化“中庸之道”，是应对斗争文化而生；
中国文化“反者道之动”，是应对斗争文化而生”
中国文化皇帝的绝对权力，是应对斗争文化而生；
中国文化的玩世不恭、明哲保身，是应对斗争文化而生；
中国文化生于忧患，众志成城，满腔爱国，自强不息，也是应对斗争文化而生。
西方文化理所当然也包含着斗争性。那么中西文化各自发展的斗争性有何本质区别？
西方文化源泉上的精神独立性，带来西方文化内部斗争性相对具有平衡性，这种平衡性在近现代表现为西方政治的民主制，即三权分立。
西方政治文化的三权分立，本质是应对和协调社会矛盾的对立和斗争，而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本质也是为了缓和平衡社会利益的激烈冲突。它们都是人类文化平衡发展的一种本能反应。
但是西方文化的斗争性有效的得到了控制，即西方文化具有矛盾斗争硬约束的社会发展机制，社会因此呈现斗争发展的规则性（比如“三权分立”），矛盾发展的上升性。
而中国文化的斗争性历史性的处于平衡失控状态，斗争的矛盾双方处于原始的弱肉强食，社会平衡系统的规则还如同自然界的森林法则，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赢家通吃；社会政治相应的匹配物质利益的高度集中，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文化斗争的平衡系统是一种软约束，它没有硬性标准。
因为中国文化的物质权力意志至高无上，这种至上的物质权力不允许任何凌驾于它之上的、制约它的、平衡它的其它权力的存在；而西方文化平衡矛盾斗争硬约束机制存在的前提，就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就有多极权力中心的存在。
笔者关于西方文化源头权力多极论的认识，实际是和西方人权文化“契约论”有着共识，即“契约论”的天赋人权和西方最初人权权变性的让渡理论。
中国文化内部的斗争平衡系统服从于绝对权力意志。
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最佳平衡的客观追求，中国文化平衡性既然失去了硬约束的客观机制，那就必然求其次的选择务虚的、精神象征性的软性约束，这就是理解中庸之道的平衡文化在中国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奥秘所在。
这也就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历史上用中庸之道来平衡社会矛盾，是软弱无力的，是形式主义的，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是浅度的停留在精神教化意义上的。
中庸之道的文化价值含义，也必然是模糊性的模棱两可，因为它最终必须服从于权力意志从中游刃有余，给权力意志留下任意活动的空间。
中国文化中庸理论的表面性和权力意志的实质性，决定了中国的国情是：中国文化表面上最讲中庸之道，最讲和谐，最盼太平，但是事实上，中国文化往往最走极端，最不和谐，最不太平。
说一套，做一套，自欺欺人，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弊端。
中国文化这种理论和实际的自相矛盾，导致中国社会物质利益的矛盾发展丧失了客观约束机制，导致了这一矛盾周期性的发展尖锐，导致经常性的爆发农民起义，导致社会物质财富周期性的灭顶之灾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中国文化矛盾斗争平衡性的失控，形成的结果：是斗争的一方压倒性的胜利，这种斗争文化具有典型的物质占有意义，即胜利一方理论上有权占有失败一方全部的财富，即支配天下所有的资源。
这种文化的社会生活画面，便是生动形象的古老民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由于矛盾斗争的胜负结局是具有如此巨大的利害关系，因此中国文化斗争性的首要价值，便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吃苦，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而要做“人上人”，就必然离不开“人斗人”。这种出人头地的物质等级思想，是中国斗争文化的最深原因，它进入到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让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
中国政治官场历来尔虞我诈，以及中国教育制度历来功利性的你死我活的考试竞争，都很有普遍意义的说明了中国文化权力意志斗争的一马当先。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亲者痛，仇者快”，“爱屋及乌”，“胳膊往里拐”，这些中国文化带有绝对性的斗争原则，根深蒂固，至今中国人自上而下十分耳熟能详，挥之不去。
这些绝对性的、片面性的斗争原则，重感性，少理性，是中国文化的斗争无比激烈的一面镜子。
这些缺少理性的、大不了鱼死网破的斗争逻辑，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对中庸之道的认可。我接触一些喜欢思想争论的人，他们居然都把中庸之道视作中国文化的糟粕，他们都偏向斗争的绝对性，坚持利益的立场性，认定利益的不可调和性。
这也不奇怪，因为中国文化的历史实践，始终是权力意志，而权力意志很容易走极端。
这种极端的、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意志的文化实践，势必迫使社会所有成员都去发展自我意志的绝对强势，唯恐落后，被强者欺负。
中国文化中的弱者看到高高在上的强者，并没有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庸之道，而是习惯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极端的现实决定了百姓同样极端的斗争思维方式。
正是这种极端斗争的文化思维，形成中国文化的无数次延绵不息的物质动乱。
而中国文化中庸之道的政治蓝图，要么是画饼充饥；要么被无情的鞭挞，被指责成是政治欺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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