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两个时评帖子（国家资本主义和科学发展观）都接连被“和谐”了，笔者只好翻翻故纸堆，说说上世纪的“五四”运动。
笔者曾说，中国现在是政经文三方面都出了问题：政治过于形而下，不知天命王道；经济过于形而上，以物为本；而意识形态则为真空，亟需填补。何以如此？根源在于现行文化无本无根，完全与民族历史和传统道德割裂分离，如不改弦更张，挽狂澜于既倒，势必国将不国。
中国文化本体的倾覆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虚无主义运动，国人至今挥之不去的“五四”心态即源于斯。
时有民主自由派胡适主张“自然主义”，称人是“渺小的两手动物”，“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区别”，“赤裸裸一对狗男女而已”。（胡适《科学与人生观》）他还公然称：“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胡适《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
时有GCD创始人陈独秀提出“兽性主义”，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人间道德之活动，乃无道德冲动之继续，……人类为他种动物之进化，其能与他动物初无异致。……晰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独秀文存》）
时有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科学人生观”更为直白：宇宙是由物质元素构成，因质力交推而生变化，变化按照固定模式进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人类，不过是“兆兆兆兆的原子，构成这三斤二两的脑髓，五千零四十八根的脑筋”的“复杂机关”或“神经系增造机械”，既无灵魂亦无上帝；情感、思想、意志亦不过是质力之相应，所谓爱情全是生理作用，没有丝毫微妙。（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毋庸讳言，从历史上看，对国人“五四”心态的流毒，中国的左右派都有份，都需要反省，不然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所谓“五四”心态，“即放弃中国文化本位性与文化自我应有特有之发展方向而以西方文化的特定内容（科学民主）为中国文化之发展方向的心态。” “认为科学民主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而是人类共法，因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应有方向。因此，中国文化也必然要向这一人类文化共有应有的方向发展，否则，中国文化就会背离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被历史抛弃或淘汰。”（蒋庆《政治儒学》）
对此，本论坛有识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实现中国西化的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一次彻底否定。“五四”运动除了从西方国家引进“科学和民主”外，还有什么？恐怕还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给中国人民植入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这些负面的东西！一个民族要生存，特别是要发展，就不可能不继承它的传统。否则就等于说它失去了文化上的主体性，没有主体性的民族就成了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没有根基的民族一方面自身不能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有很强的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除非是冒着将来有可能政息人亡的危险。
说到发展，其实中国当前追求的仅仅是非常单向度的经济上的发展，即GDP总量的增长。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包括经济上的硬性指标和文化性的软性指标，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只是片面的GDP增长，缺乏以文化为基础的发展，没有伴随以文化的同步崛起；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对内政和外交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单向度的经济发展已经对社会造成摧毁性的影响，文化进步的缺失使人不能回答经济增长的道德基础问题，社会财富的积累并未导致文化的崛起，恰恰是其文化趋向衰落的过程。巨大的财富差异导致最基础的社会正义感的消失，极端的商业文化摧毁了社会的基本细胞。对于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文化的供给就更加重要。
这一切都在呼吁和呐喊：中国亟需重拾本体，复兴儒学，政治立国，福泽民生。但时至今日，由于“五四”心态作祟，上述呐喊仍然是旷野里的呐喊。
国人当前对民族传统的这种“五四”文化虚无主义，必然导致对外的文化投降主义。须知文化投降主义不会带来全盘西化，只会带来亡国亡种。大敌当前，炎黄子孙应捐弃左右派系成见，反“五四”之道而行之，复兴儒学。
需要指出，右派反儒，内有利益集团作俑，外有国际资本背景，因而是文化立场问题，需坚决反对；而左派反儒，纯属“五四”文化断层所导致的思想认识问题，需教育引导。这应当是本论坛较之其他鼓吹自由化论坛，更加责无旁贷更加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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