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让我想起1500年前，有一位和尚诅咒北周武帝宇文邕下地狱的话。当时，一位名叫慧远的和尚对周武帝宇文邕说：“陛下今恃王力，破坏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论贵贱，陛下安得不怖？”武帝听后，瞪着慧远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不怕入地狱！”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地藏王也有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此，地狱即便真的有，也没什么可怕的，吓唬胆小者而已。通过这件事情，我想介绍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
我不太清楚“灭佛”这个词最早是谁开始用的。在我看来，这个词不好，显出一种仇恨，而且也造成一些历史的误会。如果帝王一声令下便能“灭佛”，“佛法无边”恐怕就是一句假话了。我更愿意使用“禁佛”这个词。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别发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禁佛；公元955年，后周周世宗柴荣禁佛。这四次禁佛事件，被后人统称为“三武一宗”四次“灭佛”。简单分析一下原因。
有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因为佛道之争。这种说法，眼界太小了。在几次禁佛事件中，确实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的争执，他们在帝王面前争风吃醋，斤斤计较于一些现实利益。但是，用它来解释禁佛的原因，只能歪曲宗教的本意。不管是佛是道，都要求远离尘世，归于平淡。为了在世俗社会的地位争来争去，这不符合真正的宗教精神。因此，参与佛道之争的人，显然不是真佛、真道，而是假佛、假道。所以，如果佛道之争是导致禁佛的原因，那么，这些假佛、假道也确实该禁。例如，在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的时候，就发现寺庙藏有大量兵器，涉嫌谋反，僧人吃肉喝酒，替贪官窝藏赃物，甚至还密藏女人供淫乱活动。这位被佛教徒称为“当今如来”的太武帝，即便没有道教的背景，也会下达禁佛的诏书。唐武宗禁佛的时候，佛教寺院的情况更糟，僧侣鱼龙混杂，长安的寺院几乎变成娱乐场所，藏污纳垢，与玄奘时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有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儒佛之争，这种说法也没道理。北周武帝宇文邕尊崇儒家学说，曾经安排8次儒、释、道的辩论。参与辩论的佛教人士从来没把矛头对准儒家，而是拼命与道教争夺第二把交椅，甚至还辱骂、中伤道教。唐朝著名文人韩愈是一个坚决反对佛教的儒家重要人物。韩愈提出排佛建议的时候，正是佛教最昌盛的时候。崇佛的唐宪宗一怒之下，差点要处死韩愈。后经他人说情，才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唐宪宗没有听取韩愈的建议，导致佛教混乱发展。隔了好几代皇帝，到了唐武宗，不得不采取禁佛措施。此后，儒家学者杜牧也激烈地反对佛教，但是佛教还是在唐武宗之后有所恢复。而且，儒家人物并不都像狄仁杰、韩愈、杜牧那样反对佛教。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的刘勰就大力为佛教辩护，隋代大儒王通也对佛教非常推崇，与韩愈同时期的柳宗元也批评过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到了周世宗第四次禁佛之后，宋明理学更是融合很多佛教的思想。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禁佛是出于经济原因。这种观点基本正确，但不太全面。北魏太武帝禁佛之前，仅洛阳就有寺院1400所左右，僧尼数万人。史书记载“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这些僧尼们自己不劳而获，靠着别人供养而养尊处优。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时，境内佛寺3万多所，僧尼数量200万。宇文邕征服北齐后，坚持禁佛，因为北齐的佛寺超过4万所，僧尼数量超过300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禁佛时，历史记载“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全国的寺院居然还有15万奴仆。周世宗禁佛时的经济形势也差不多。
为什么佛教寺院过渡膨胀不好？僧尼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但却需要其他人供养。换句话说，自己没有产出，纯粹只有消耗社会财富。为了稳固地获得供养，寺院就要占有大量农田和房产，甚至还放高利贷，普通百姓就容易失去生活保障。出家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谁来养？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天经地义地不劳而获，势必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几百万人出家还会严重影响人口增长，在那个年代，人口是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之所以说出于经济原因禁佛的观点不太全面，是因为经济归根到底还是政治。但是，这里的政治并非宗教团体的权利斗争，而是世俗政治与宗教的角力。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经批评佛教，他指出，当时的佛教并没有实现教人向善的目的。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奸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钱，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而寺院也积极配合此类人的心态，大肆敛财。结果造成“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这种情况不禁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教会发行的“赎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哪怕是杀人罪，都可以用“赎罪券”来抵罪。欧洲是因为在16世纪出现了马丁-路德，才开始改变这种宗教恶行，中国早早就强力杜绝此类现象，实在是一件大幸事。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禁佛，有人说是中国人一贯的宗教迫害，这种观点实为大谬。四次禁佛过程中，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杀了一些人，但那是因为涉嫌谋反，而非针对信仰。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只是强迫几百万僧尼还俗，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在家当居士也一样可以信佛。第三次唐武宗禁佛，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只有300多人。这些人的死亡，也是因为传言奸细混入寺院，发生打斗，与信仰无关。
唐武宗开始禁佛时的政策非常温和：如果想继续做僧尼，就要坚守不拥有财产（田宅）的戒律；如果不想放弃财产，那就必须还俗；对于犯淫戒的、娶妻的、不受戒的，勒令还俗；甚至还允许比丘、比丘尼保留1、2名奴仆。但是，骄奢淫逸惯了的僧尼们，根本不理。唐武宗不得不强迫26万出家人还俗。但是，唐武宗仍然保留了部分寺院，规定了这些寺院的僧尼人数。周世宗禁佛时规定，出家前先得获得父母、亲属同意，统一设置戒坛，不允许私度僧尼，同时还禁止了宗教习俗中的一些伤害身体的残忍方式。
应该说，历史上的这四次禁佛事件，是对佛教盲目发展的几次规范，不存在纯粹因信仰而迫害的事情。对比欧洲历史上的宗教迫害，中国的四次禁佛显得仁慈太多了。再对比一下某些站在宗教立场上的人，他们对这四次禁佛的态度很不客观。“灭佛”、“毁佛”、“法难”等词汇显示出隐含的恨意。甚至还有人说，这四位禁佛的帝王的下场都很不好，都是“灭佛”的因果报应，因为“灭佛”而堕入地狱。这种心态极其恶俗。
中国历史上的这四次主要禁佛事件，很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传统对于宗教的理性态度。宗教不能成为超世俗的独立世界，世俗政治可以与宗教合作，但也努力维护自身的非宗教性，并时刻保持对于宗教的有效控制。这种传统使得中国的传统政治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世俗特征。从而使得中国历史上，很少陷入大规模的宗教狂热。这些特征也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普遍承认的共同准则。
四次禁佛之后，在中国最兴旺的佛教派别就是禅宗。这是有道理的。禅宗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所处时代大致与反对佛教的韩愈在同一时期。百丈禅师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规》，除了要求出家人立誓遵守戒律外，还要求：不坐高广大床、不歌舞娼妓、不抹香涂身、不蓄钱财珠宝等。最为关键的是，人们现在最容易记住的一句话：“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改变了印度佛教吃伸手饭的传统，要求出家人自食其力，不做社会的寄生虫。在此之前，来自印度的佛教轻视劳动，反对僧人劳动，认为僧人只应该接受供养，或者把乞讨当成一种功德。而且，禅宗不靠经典、不依赖佛像，不主张建造佛殿。从禅院到禅师个人，都以简朴为荣。上述种种特点，似乎都是对禁佛时期，佛教所存在种种怪象的反思和纠正，从而使得禅宗在禁佛事件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并且能够日后在中国获得蓬勃发展。对比当今某些宗教现象，百丈禅师确实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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