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说的是阶级问题，“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说的是民族问题。通常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不能互相归结。阶级问题的解决不能代替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代替阶级问题的解决。
这样来看，上面两个命题说的是两件事。然而自从十月革命以来，这两个命题却成为互补的，二者一而二二而一，缺一不可。原因有二，一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暂时丧失了革命性；二是社会主义制度迄今只能在拥有集权政治传统的民族中建立。
按照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人类社会演变成私有制的阶级社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空前提高之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此阶段中，生产力将获得进一步巨大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和产品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过渡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功和发生，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无产阶级要把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继承下来，否则就不能消灭私有制。
以上说的是纯理论，后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倒是在苏联、中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并未获得很大发展的国家里，共产党发动无产阶级和农民，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国家政权，并借助原有的集权主义传统，才建立了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等社会主义。
历史表明，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经历有如下嬗变：
一是经济基础。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极大发展和生产力空前提高的前提下；而苏联、中国等的社会主义则建立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小农经济色彩浓烈的条件下，这也就是曾让马克思困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笔者称之为“准社会主义”）。
二是政治体制。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空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所以它继承了资本主义原有的民主体制，且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而苏联、中国等的社会主义政权组织采用了各自传统的集权专制模式，也即笔者所说的“政治型文化”模式，表现为一党制和中央政府高度集权。
三是国际环境。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项全人类系统工程，他认为工人阶级政权将会消灭贫富差别，将整个人类共同带入新纪元即共产主义社会；而苏联模式下，列宁首先“修改”了马克思这一理论，主张共产主义在一国范围内也是可以建立的。
综合上述情况，笔者认为，作为西方工业文化的反资本主义异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批判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是对症的，但将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更有赖于不同民族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切不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原教旨主义”态度盲目照搬，而应效法列宁和毛泽东，将之与各自宝贵的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相结合。
尤其是当今世界又面临着如下新变局：
一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越来越利用其科技优势盘剥经济欠发达民族和国家，使之贫困化无产化；另一方面用此超额利润“贿买”本国工人阶级，从而使马克思批判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质上已经转变为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
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解体，只剩下中国等社会主义孤岛，一旦中国再“颜色革命”，这一为人民求解放的好主义将从此从地球上绝迹，而劳苦大众将永无出头之日。
三是中国改开三十年，招致社会腐败严重，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两极分化濒临失控，群体流血事件频发；道德江河日下，卖淫嫖娼、吸毒贩毒、黑社会杀人越货罄竹难书；信仰缺失，精神颓废，社会治安严重恶化。这些血的反面教训促使广大民众社会主义觉悟空前高涨，群起呼吁回归社会主义正途。
上述几大变局交织，使得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早已融为一炉，当前救社会主义也就是救中国，救中国也就是救社会主义。 已有网友指出，“中国没有左和右的问题，中国只有爱国和卖国的问题。”现在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大敌当前，炎黄子孙理应捐弃左右门户之见，聚集在中华民族政治型文化的大旗之下共赴国难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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