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与清官
侠，是一种精神，古往今来秉执了侠义精神而去做人做事的人，也就成为了侠客。侠是正义和力量的化身，是弱者和穷苦人在饱受欺凌时所盼望和呼唤的救星。侠，往往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几乎也同那些甘受欺压的弱者和穷苦人一样是来自于社会的底层，但侠却是一位天然的人性的法官，重义轻死敢作敢为成就了侠的英名。
侠所面对的敌人往往是社会的整个统治阶层，因为遵照革命导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揭示的真理，人世间的统治阶层历来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生产相脱离、与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情感相脱离的一群人。人类社会中，主流统治阶层所崇尚的道德及情感，往往与民间百姓所崇尚的道德及情感是相互对立的。当官做老爷了，或富可敌国了，便如虎狼之横行天下，百姓小民似燕雀鼠兔一般艰难委琐的生活自然与他们的审美情调格格不入，狮虎豺狼生食异类，用心之贪残、手段之血腥，令观者心惊，然其类自视却以为得计，以为赏心悦目。而侠的行为本身，就是侠客本人在自己胸膛里那颗人性的良善之心的驱使下，为了保护横遭欺凌的弱者，而向为恶的强者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所以，侠不可能长存，更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职业，因为没有人给侠客们发工资。
侠的身影，只是偶然的会在某时某地某个特定情境中某人的言行里面有所闪现，某一位崇侠尚义的志士仁人，也只能是就某一事件做出侠义的行为，他不可能终生时时事事处处行侠。正如《水浒传》中，梁山上也并不全是英雄好汉，也有狗熊赖汉，我们不能因为某人做过一件侠义的善举，就永远地给他贴上侠客的标签，因为人是活的，是在变化的，我们只能就某人某事来具体论述，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当以实事论英雄，不当以历史论英雄，英雄若有自知之明也是会“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所以人生的过程也才就是德行修养的过程，做一件善事不难，难在终生做善事。所以《水浒传》中最完美的形象，就是那位天性正直勇武、一生率性而为只除强护弱的鲁智深。在我们中国人历代的侠义文学中，《水浒传》无疑是中国人最为喜爱的，人们往往喜爱里面的李逵，自己想要成为的则是武松，而人们衷心敬爱的、愿意像对待兄长一般地去尊重和追随的就是鲁智深了。侠的人格魅力，在鲁智深这个文学形象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了。
一个社会，也只有人们普遍地长久地忍受着压迫时，才会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地呼唤和歌颂着侠，中国文学史中，侠义文学无疑是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甚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为侠客们专门写了列传，而当代香港之所以成为产生武侠小说的胜地，同它百十年来沦为英人殖民地的历史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而当人们的各种生存发展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时，人们是不需要侠的，因为在一个自由平等安康富足的社会里，大侠们是会英雄无用武之地的。
侠义文学是成年人的童话故事会，人们沉醉于其中，在侠义的幻想世界里无拘无束地去爱去恨，和心目中的大侠们一起去主持人间正义，去惩恶扬善，真有纵横八万里、驰骋列国间的挥洒自如。在侠义文学的审美境界中，读者、和书中大侠们的人生混合在了一起，真是卓荦风发，顾盼自雄，不白做人一场啊！率性真诚，敢作敢当，好不痛快！
侠的精神，就如同是我们中国人关于“气”的概念，它是真实存在的，但却又是无法捉摸的，某人秉受了侠义之气，便会产生侠义之举，侠的义举是人人都有资格去做的，平常人之所以见义而不勇为，那是因为他身体中缺少侠义的底气。
侠的行为，是在陈腐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压迫下，所激发出的人性的一种呐喊和暴动。遭受不公正待遇、没有人格尊严、被迫接受盘剥的劳苦大众，普遍地渴盼着能有一种力量在人间主持正义，拯救自己苦难的人生。老百姓们一方面是寄希望于力推皇恩浩荡的清官，另一方面就是呼唤着神人下凡一样打碎旧乾坤重整新秩序的大侠了。侠与清官不同，清官在为民请命、伸张正义的同时，也是在为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进行粉饰。清官的概念只能出现在封建皇权横行天下的中世纪，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中，只有守法称职的公务员与犯法渎职的公务员之间的区别，之所以当代中国人还在津津乐道于什么青天大老爷，这只不过是我们的社会还缺乏独立的民主意识、民主精神的一个表征罢了。别忘了，中国的老百姓们历来是在呼唤清官的同时，也还在呼唤着侠客啊。
我们中国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三大清官之一的况钟，是一个起自贫民、擢拔于下吏的人，他为人清刚耿介、劭德博学，因家贫而没能走科举入仕的常规道路，但他最后竟是累死在了苏州知府的官位上，在江南那样一个富甲天下的地方，他依然是两袖清风，百姓有诗赞曰：“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他敢于为了百姓的利益而触忤权奸，为了缓解百姓的疾苦而为百姓数次争得了朝廷的轻徭薄赋政策，民谣歌曰：“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他几次辞官，而百姓两万多人自发地联名向朝廷上书恳请要他留任，以至于拦马攀轿不忍其去，以至于况钟在苏州任上先后竟待了十二年有余，以至于他积劳成疾，最后为治水患而累倒了，在病榻上瘫痪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死时也就六十岁出头。这不仅是在三年一任的明朝官制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中国人的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中也是相当罕见的了，更何况当时的苏州是富甲天下的鱼米之乡和全国交通运输的枢纽部位。据史书记载，当时“郡民罢市，满城尽哭，如哭其亲，”苏州七县缙绅耆老俱奔赴哭奠，就连非苏州治下的松、常、嘉、湖等地的百姓也都自发地络绎不绝地前来吊丧。在况钟的灵柩被儿孙们运回老家安葬的时候，带走的“唯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苏州满城民众尽白衣白帽相送，沿途拜祭相送者至数百里而不绝。至今在苏州的况公祠中还有一幅对联，那是老百姓在彰表着这位清官，在怀念歌颂着这位他们心目中的好人——
姓氏播弦歌 ， 韦白以来成别调；
功名起刀笔 ， 萧曹自古是奇才。
将他一个出身低微、从书办小吏开始入仕的人，同汉代的名相萧何、曹参相比，将他与曾任唐代苏州刺史的文化名人韦应物和白居易相提并论，他的事迹被人们编成了戏剧广为传唱。有诗曰：“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杖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
但是他也只不过就是皇帝家的一个仆役罢了，是替皇帝放牧百姓的一个忠实而又善良的牧羊人。约五百年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况钟的老家江西靖安县，他的那座高大的坟冢被“革命者”们挖开，在对他的遗骸进行抛骨扬灰的同时，“革命者”们想要挖出大量的金银财宝，以求证明古代的所谓清官也只不过就是些会骗人的封建皇帝家的走狗。但是“革命者”们什么金银财宝都没有发现，他们掘地八尺，也只见有朽棺一具、英骨一抔。他们只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这位清官、义人的英名再一次地震撼了中国人的灵魂。还有那位宋代的清官包拯，也是在文革期间，他的骨殖就不知去向了。
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来努力做出些有益于我祖国和民族的事情来，我不仅要只在心中馨香祭拜那义人的清风英骨，我还要到他们的墓地去祭拜，当我在况钟的墓前燃香叩首的时候，我不能让我自己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得不敢抬头。
侠的精神应该被我们以扬弃的态度来继承，但侠的行为是应该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被否定的，侠的行为基本上是以侠客个人的道德观念为出发点的，与世俗政权所推崇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也是相对立的，侠的行为准则是以侠客本人的准则为准则的，也基本上能符合世道人心的公理，但侠以武犯禁的个人行为又是那么的不规范，力量有限，面对天下事的大势所趋，侠的个人行为无力扭转乾坤，充其量也只是起到些万金油的作用。但侠义精神的星星之火历来是可以燎原的，我们中国人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本质上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群体侠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休矣，侠客，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侠客应该牵着清官的手双双走进历史，现时代我们只需要法律的公正，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法律者，规矩天下人之绳墨也。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人民立法、人民普选执法者和人民监督执法，而且正如胡适先生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有了法律授予的权利，若没有养成严重监护自己的权利的习惯，那些权利还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只能规定我们的权利，绝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权利的保障全靠个人自己养成不肯放弃权利的好习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企盼清官的时候是顺民，但当我们追随侠客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暴民，在卑微与强悍之间，龙图腾的性格在我们民族的生息繁衍中也被展现的淋漓尽致了。让我们以认真的态度、扬弃的方法来接受西方人的法理思想吧，因为当今天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要走上富强之路，除此道路还有它途吗？愿我们的尘世生活，因法律的公正彰明无可徇私，而再也不需要仰仗什么明皇清官式的贤人政治的庇护了；愿我们以民主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以真正的有人格尊严的人的状态来生活，而再也想不起要呼唤什么侠客和青天大老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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