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场人民文化保卫战
俞金龙
前段时间，赵半狄发起了抵制《功夫熊猫2》的活动，以“一个人的战斗”来警醒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洗脑”式的文化入侵。北大孔庆东先生称赞这种“以公开的方式向好莱坞宣战”的形式，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是一种鲁迅先生所说的“敢为最先”的精神，所以孔先生说赵半狄“就像一个巴基斯坦的小男孩，对着以色列的坦克，扔出一个石子一样。”
遗憾的是，对于美国文化的入侵，我们很多人还尚未觉醒，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再次发出呼吁，要警惕美国早已发动的文化战争。
这个时代，战争早已不仅局限于热兵器，什么坦克、飞机、导弹之类，而更多的表现为金融战、意识形态战、文化战、生物战（基因战、病毒战）、网络战、教育战等形式。战争的目的是遏制、消灭敌人，并攫取相应的物质经济利益。所以，我们需从文化战略高度来把握文化产业，比如新闻媒体、影视、文学创作等，因为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根本生计的领域。教育也是一样，因为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民族不远的将来，今天我们怎样教育我们的孩子，明天我们的民族就是怎样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是怎样的国家。在教育和文化问题上的短视，是在对民族进行犯罪。
毛泽东主席曾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新闻媒体、影视皆成文化战工具
从历史来看，美国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就是采取了文化战、意识形态战等多种形式的斗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从长期看，我们可以鼓励苏联内部的和平演变”，并且“我们将获胜，而且是不战而胜”。杜勒斯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本质，使（他们的）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美国国会的一份文件这样写道：“电台、广播是足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可见新闻媒体在西方对社会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为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西方各发达国家设立了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电台、德意志广播电台等。到今天，网络日益取代广播成为西方文化战的工具。Google被美国中情局控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我们很多的网站比如腾讯、百度、搜狐、新浪等在美上市，其控制权也都转移到美资的手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要采取措施逐步收回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的股份，比如可以用水分越来越多的美债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来收购这些股份，从而更好的引导舆论，影响人们的观念。
在影视方面，好莱坞通过它拍摄的电影营造了一种特殊的“美国形象”。对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他们大多数人所认知的美国，往往是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而获得的。经由好莱坞电影、肥皂剧、新闻、广告等文化镜像的折射，“流氓国家”、“强盗国家”——美国——成为了一个象征着所谓自由、平等、民主的启蒙理念的国度。
美国学者恩道尔曾指出：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好莱坞实际上特意支持、合作于五角大楼、美国政府机构，来把美国的某些形象投射给世界…我们在慢慢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车酷，应该去购买，年轻人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等，这些都被好莱坞机器，或者音乐电视频道MTV上的麦迪逊大道广告等等，投射给整个世界。
纵观美国电影，其着眼点岂止是利润，它在跨国促销所获甚丰之外，还在意识形态上把整套的美式文化、美国生活方式推销给其它国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早就对美国的这种“文化侵略”有所警惕，并采取措施，首先限制美国电影的任意涌入。所以，影视方面我们更要引起重视，抵制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真正的好办法是我们自己要创作出真正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精彩的影视作品和戏剧作品，这需要我们有责任感的影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同时我们的宣传部门、文化机构要给予更多的引导和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文化外交有明显政治目的
美国的对外文化交流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即使是对于各国留学生的资助，都或多或少带有明显的政治痕迹。
从美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其目标主要有：
一、影响和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态度，以促使其他国家顺从并接受美国“领导世界”。早在1925年，卡内基基金会的负责人巴特勒就提出“通过跨国界的接触和交往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灌输新的、具有世界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使人们用新的‘国际性的大脑’代替‘民族主义大脑’处理问题时，不会感到惭愧。”他认为，文化交流是进行这种“再教育”的“最适当的工具”。美国历届政府都很重视通过文化交流来为这一目标服务，肯尼迪曾提出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增加文化、科学与教育的交流和增加各方面的代表团的相互访问”，“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来实现这一目标。里根也曾宣称美国的目标是“按照美国的思想去影响事态的发展。”二、通过思想文化渗透，培养西方价值观念的“运货人”和“自由的种子”。早在本世纪初，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于是才有了庚子赔款，才有了后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二战期间，耶鲁大学拉尔夫.特纳教授明确提出了“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素质的‘运货人’”的观点。美国在其他国家培养亲美势力，重点放在知识界和决策层。美国在知名人士互访的政策上，重点是邀请对方“在国内舆论有直接影响的人”。美国特别重视通过文化交流，为别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未来的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在谈到邀请苏联学生去美国学习的意图时说：“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样一代。”三、通过广泛接触，加速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即资本主义化。1960年，美国参议院曾鼓吹：“为了促进苏联的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美国应当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的联系，以期逐渐影响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拥护”。据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的报告，当今世界约有500个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在对俄罗斯进行研究并进行广泛渗透。仅美国就有200多，包括兰德公司、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俄罗斯东欧中心、保护人权协会等等，美国国会、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海军学院是这些团体活动和学术中心的主要赞助者。这些学术团体为苏联的中央和地方高官，报刊媒体高管，学术界重量级人物提供经费，邀请他们去西方讲学、访问。他们还积极地到苏联境内活动，以讨论、讲学之名在各类问题上传播西方的观点。还搞各种国际研讨会，如当时风行的美苏学者围绕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人权、裁军、对外政策和历史问题等主题举行的“圆桌会议”等，推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界、各层次往来，借以宣传西方的所谓人权、民主、自由观念，从而使得“西化”成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时期社会思想的主流。这些颠覆活动的黑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它还成立了许多基金会，进行各种交流和宣传活动。前段时间写文章污蔑毛泽东主席的茅于轼，其背后的金主就是福特基金会。茅先生倒是很坦率，说“我拿了美国人的钱，那就要为美国人办事嘛！”但他忘了他是哪国人，他也忘了朱自清先生宁可饿死，也不去领美国的救济粮。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有起码的气节。如果为了钱，什么事都去做，那跟动物有什么区别？
新自由主义是和平演变武器
美国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所采取的新政策武器，涉及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其核心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凯恩斯革命”以前的传统自由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证明私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维持经济的均衡，宣告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破产。这给西方经济学界以重大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出现分化组合：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产生怀疑，并掀起了一场针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凯恩斯革命”；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继续坚持自由放任，但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修改，从而以新的面貌出现，形成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有四个中心，它们分别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英国的伦敦大学。在新自由主义者之中，鼓吹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最起劲的，莫过于伦敦学派的哈耶克了。哈耶克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他还把私有制同“自由”、“自由选择”联系起来，认为有了私有制，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才会有美好的社会。他甚至主张废除国家货币制度，用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来代替国家货币。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公有制，认为用实行公有制或限制私有制来组织经济，用统一的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会导致个人积极性受挫，经济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失调，而且必然形成集权主义统治，限制个人自由，使个人受到“奴役”。他不仅激烈攻击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污蔑公有制是产生集权政治的基础，也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改良，抨击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因此在西方，哈耶克等人亦属于极右翼学者。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了打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制造了新式国际战略政策武器，释放市场盲目力量制造经济危机，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被奉为至宝。哈耶克所掌管的蒙特普列基金会，获得了英国垄断财团的大量资金，哈耶克本人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在华盛顿开会达成了工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政策主张，包装成所谓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方案，以权威机构建议和贷款附加条件形式，竭力强加给经济转轨国家和第三世界，给拉美、非洲和前苏东国家，造成了贫困不断加深的巨大社会灾难，使其经济命脉落入西方垄断资本控制之中。尤其是80年代，哈耶克积极参与西方对苏联的文化渗透，重点资助一批苏联学者到西方进修，积极培训盖达尔、丘拜斯等人（此二人均为哈耶克得意门生），极力向苏联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行所谓的休克疗法导致苏联经济的崩溃。正如曾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所说，美国和IMF、WB等国际组织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往坏里说是误导”，“这既是不良的经济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与市场运作有关的立论之上，这些立论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不成立的，更不用提发展中国家了”，而且在拉美、俄罗斯、亚洲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
至于说到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没有永恒的霸权》一书中的数据可以给予有力的驳斥。该书提到，以1913年的工业产量为基数，到了二战前的193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43%，而苏联的工业则突飞猛进了757%，其增长的速度竟然比美国快17倍之多，以至于二战期间，苏联生产的坦克数量，相当于德国的数倍之多，这样才确保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否则人类的历史都可能被改写。
由此可见，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绝非简单的学术理论，而是忠实的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工具，是为金融大财阀服务的工具，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战，实施和平演变的武器。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据何新考证，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在共济会的授意下，秉承大银行家的旨意而写的，据说斯密晚年曾想把这本并非符合他创作本意的书烧掉，但最终未能如愿。
美对我文化进攻战略
在美国，文化战的总司令部为中情局，用坎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设立文化部，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尽其所能来弥补这一缺陷”。
中情局对中国人民的空前的文化进攻的战略是怎样的？这不仅可以在其臭名昭著的《十条诫命》和新增加的战略内容中得以显现，也可以在其雇用的汉奸的行为中得以显现。
为了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他们极尽诽谤绞杀之能事。比如，在可能的第（九）十颗行星的发现问题上，他们对刘子华博士进行疯狂地诽谤（现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还刘子华博士以清白，并给诽谤者以处罚），因为刘子华博士的成果有利于民族自信心的确立。为了打击祖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他们把我国几十项带有原始创新性质的科研成果打成伪科学，就连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科研成果也没能幸免（参见方舟子的在美国办的的网刊《新语丝》）。为了剿灭祖国的民族文化，他们把中医学诬蔑成伪科学。把中医学诬蔑成伪科学，可谓一石三鸟：其一，他们打击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国哲学，黄帝内经是中国哲学的生动表达形式，打倒了中医，自然也就打倒了作为中医精髓的阴阳五行思想，从而也就打倒了中华文化；其二，中医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也是以形象逻辑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东方独创的有别于单纯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成功运用的典型案例，中华民族要想复兴，只有在吸收西方思维方式并结合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才可望实现，这是我们民族最谙熟的科学研究方法，打倒了中医学，也就打倒了刚刚有复兴趋势的东方独有的科学方法，从而从根本上扼杀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其三，中医的复兴以及中医在海外崭露头角，使得西方医疗和医药行业十分恐慌，只有打倒中医学，西方的医疗医药经济才能保持垄断地位。
毛泽东的被妖魔化
正如苏联的文化防线被攻破进而亡党亡国开始于斯大林的被妖魔化，而中国的文化防线被攻破则开始于毛泽东的被妖魔化。也许若干年后，如果我们总结中国亡党亡国的根源，那一定是“妖魔化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后，通过“妖魔化毛泽东”从而干扰、影响、主导中国改革，进而殖民地化中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情局“十诫”已经在中国大面积实践——大大小小的诋毁毛主席形象的造假书籍、文章不断在海外及国内的报纸、刊物、网络上广泛流传。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为了推倒挡在他们面前的巨人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
多年以来，他们炮制了诸如：毛泽东导致了苏区肃反扩大化（反AB团与富田事变），毛泽东的夺权阴谋导致西路军的失败、皖南新四军失败，毛泽东不会打仗、红军全靠朱德，毛泽东打胜仗全靠情报准确，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后使用阴谋导致杨开慧被害，《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大跃进期间有三千万人被饿死，毛泽东鼓动了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女友众多生活淫乱，毛泽东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毛泽东使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迫害要为此负责，毛泽东挑起了文革期间的武斗，毛泽东的稿费高达亿元，毛泽东的身高才1米72等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谣言，将毛泽东的整个一生全面颠覆。毛泽东在主流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下，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毛泽东时代成了最黑暗的年代：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生活腐化，荒淫无耻，屠杀了几千万无辜百姓，迫害了几亿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
只有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毛泽东时代，汉奸洋奴集团才有出卖国家、投靠美帝的借口。
当最伟大的毛泽东被妖魔化后，其他的几代领导人也必然失去光彩。既然之前共产党奠基者毛泽东的伟大与神圣都是谎言与骗局，那么后续的漏洞颇多、实践起来问题种种的“特色”理论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光彩之处，也只能是个骗局。孔夫子早已腐朽，而毛泽东业已被妖魔化，在改革年代里，共产党这个符号就不再与任何高尚、神圣、伟大的东西相关联。妖魔化了毛泽东，金钱就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信仰。而西方垄断资本家们，才是金钱的主人。
西方垄断资本集团通过“妖魔化毛泽东”也获利颇丰。
第一、 催化了大量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堕落；第二、瓦解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经济；第三、催生了中国的洋奴汉奸集团，并把中国逐步变为西方殖民地。
总而言之，美国敌对势力推动的“妖魔化毛泽东”工程，在思想文化层面打开一个缺口，攻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防线，培养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汉奸洋奴群体，在官员、知识分子、军队内部布下大量战略间谍与战术间谍，一步一步将中国推向殖民地的深渊。
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对于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我们不妨来看看以下一些有识之士的评价。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
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显示：新中国遭遇的国际封锁和压力，比几乎同时独立建国的印度要大得多，但在1952—1978年，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口，而这不过是中共创造的诸多奇迹之一。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
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
北大著名教授韩毓海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过来，一方面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也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
文化战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早在几年前，岳撼先生就已在《大公报》的专文中指出：我国所遭受的文化打击不再停留在经济层面，已经进入民族自信和科技自主创新，以及民族的社会构成——文化的剿灭阶段。所谓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厌弃民族文化和盲崇美国文化，从而造成国人对民族文化的逆反心理，从而造成国货的负广告状态和洋货的自动广告状态，从而造成民族产业的非经营竞争劣态。所谓负广告状态，就是这样一种商品状态：商品未做广告时该商品处于嫉恶态，而做广告后才可望进入自然销售状态。所谓自动广告状态就是商品未做广告就具有已做广告销售效果的一种营销状态。所谓非经营竞争劣态就是在非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劣势条件下，企业未发生经营失误就自然处于竞争劣势的一种竞争态势。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西方的企业通常是“不战而胜的”。在经济层面之外，海外敌对势力自己及其所收买的汉奸在强大的财政支持之下，对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文化进行着疯狂地打击和剿灭，对科技自主创新人士和民族自信以及民族文化的捍卫者进行残酷地绞杀。
今天的局势是越来越糟糕了。他们又批判“民族英雄”郭德纲、说什么小沈阳是“伪娘”，还借李一事件来否定道教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尤其重视。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底全在道教”，美国人看得很清楚的，道家里的整体观、辩证法思想、养生文化，跟中医是很类似的。而相声、评弹、京剧、评书等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形式，在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广大农村，老百姓很少看书，而是听评书、相声来接受文化的传承。《大染坊》里的陈六子就是听评书长大的，包括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说，郭德纲事件、李一事件的背后其实是文化战，即使李一有问题，也应该把他和道教分开来看，这就像如果有人在学雷锋日强奸女人干坏事，这能怪罪于雷锋日吗？我们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
民族的存在绝不仅仅是DNA的延续。DNA标志的仅仅是生物学意义，而人则是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的耦合和，而社会的人的行为依据的核心又是民族文化，因此，我们说，民族存在还必须有另一个指标，那就是民族文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民族战争的最深层较量是文化。
一般说来，迅速见分晓的战争打的是计谋和军事实力；再久一些见分晓的战争打的是经济；而再久一些的战争打的是政治；而相对最久的战争打的则一定是文化。因此，文化战是最深层、最全面和最彻底的战争。所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不过是对这一原理的中级认知。文化战是最彻底的战争，文化战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民族战争，文化战不仅可以“兵不钝而利可全”，文化战还可以是武力战的前导，而且还是最节俭、最有效的前导。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空前规模的文化战掉以轻心，任何掉以轻心的做法都是对民族的犯罪，任何在文化战中充当汉奸的行为都是罪不容诛的犯罪。
什么是文化
文化之重要，其实大家已经达成共识。但什么是文化，至今仍众说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我谈一谈个人陋见，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文化实际上是社会的人的核心，人是什么？就是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的耦合和。什么叫耦合，就是它们交互作用的一种和，不是简单相加。那究竟文化怎么定义？我们认为，作为定义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一致性原则，要跟历史上同类的概念尽可能一致；第二是概念的建立，一定要对人类有好处，或者叫满足趋利避害的要求。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日益发展的社会历史文明以观念、语言、习惯、习俗、作风等形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投影。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文明。这个世界实际分成两部分，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人然的。自然的，山川河流等就是自然，而人然是人类产生之后，人类加工、改造，所产生的东西。文明就是人然的留下的物化的东西，虚化的东西不是。比如半坡文明，那里的灰烬、鱼钩、瓦罐等就是人留下的，这就是人然，就是文明。
我们也在研究货币银行学，那大家想，黄金为什么值钱？其实这是由观念维系的。毛泽东时代出生的人，很多一见到黄金，就会和陈腐不堪、老死联系起来，并不觉得有多么金贵，但我们现在的人就不这么认为，我们觉得黄金很值钱。要是有某一个五花八门的宗教，说黄金是最不吉利的，若大家处于这么个观念，黄金马上就变得没人要了。什么叫人的主体性？其实就是人的不同观念导致我们对同一个事物的判断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人都去追求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价值观就是观念的一部分。
语言跟人生长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不同环境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虽然很多人学外语，但只要外语没到一定程度，母语就还发挥着根本作用，这并不仅仅决定我们一张嘴讲的哪种语言，更重要的是它决定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它对我们的观念等很多东西都发生作用。杜维明就说，到了国外，一下子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怎么装都没用。
在世界文物市场，比如拍卖画，国画从来就不能跟油画相比。不管是齐白石的，还是任伯年的，或者展子虔的，都不行。但如果我们真研究艺术，国画艺术的深刻程度，油画是根本比不了的，这就像毕加索所说：“西方人原来不懂画，西方人现在有点懂画了，那是从日本人那里学的，而日本则是在中国人这里学的。”艺术是为审美，那么审美就应该追求审美最大化，国画已经发展到可以按照审美规律来塑造形象了。
比如齐白石画荷花，姿态婀娜，然后阳光照下来，在水边留个影，而小蝌蚪就去吃荷花影当中的花瓣，西方人会说这怎么可能呢？蝌蚪在水里并看不到影，水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在地面上看，能成个虚像，但在水中根本没有虚像，那蝌蚪怎么会去吃呢？外国人就谈出这样的笑话来。我们说国画就是这样，它只要是按照审美规律，只要能实现审美最大化，它已经可以脱离原型了，所以齐白石在画论当中讲，他说“大写意要在似与不似之间，似而俗，不似而非。”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生在不同民族，就有不同的文字语言，就有不同的艺术语言，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我们能选择的。语言里边本省就包含着思维方式，从小我们接受了一种语言，除非接受另一种语言体系是一种强化的，长时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受语言的影响。
习惯、习俗、作风就不解释了，这大家都很清楚。
那什么叫生理和心理上的投影呢? 其实这也很简单，比如说作风这类东西，它就是在生理上的投影；比如说观念这些东西，那就是在心理上的投影。
大家再细细想想，我们人除非刻意，如果我们不刻意，我们的动机都是由文化决定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文化，他就产生什么样的动机，当然这里指的是社会动机。所以文化就这么厉害，它是深入骨髓的东西。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尤其是它有注重精神生活的内容，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
中华文化就是北溟神功
升级版鲁迅孔庆东先生曾说“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确立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最大多数读者。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金庸小说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以传统中国继承者的面貌吸引了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等所谓“中华文化圈”的大量读者，实际上成为大陆以外的一个’中华凝聚力’中心。”
孔和尚这段话是讲得非常深刻的。而中华文化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中华文化的特点就是北溟神功，包罗万象，海纳百川。比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就慢慢被融入了中华文化，成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恐怕现在的基督教也会是这个命运，慢慢被中华文化所消融，文化冲突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碰撞、文化融合的过程，最终会生长出一个更具内涵、更加广博，更有益于人生幸福的文化来。
从历史来看，没有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绵延不衰，它可以被暂时打败，但最终都绝地而起，取得最后的胜利，笑到最后。
之所以这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特别关注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于使人幸福。所以我们说，中华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文化系统。
对艺术有研究的朋友清楚，国画艺术的深刻程度，西方的油画是根本不可能比得了的，这就像刚才我们引用的毕加索所说的那样：“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人都没有艺术！”“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源于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人艺术，除此以外，白人根本无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为审美，也就是为满足人的精神享受，那么既然是为审美，就应该追求审美最大化，国画已经发展到可以按照审美规律来塑造形象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石涛、八大山人、张大千、吴冠中、潘天寿、李苦禅、范曾等的画作就明白了。
吴冠中：江南水乡
还有就是中国的文人动不动就会来个书法什么的。书法，其本质就是国画，只不过其笔法更简练，色彩较单一罢了。比如毛泽东的一幅书法作品《沁园春.雪》，那就是一张大写意画啊。
另一个就是诗词，《红楼梦》里边探春不是邀请宝玉他们一起作诗填词吗？她的邀请函怎么写的？“......今因伏几凭床处默之时，因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就是说中国人有个传统，兴致所至就“竖词坛”、“开吟社”，后来黛玉、探春、宝玉他们不是搞了一个海棠社，一个桃花社吗？东晋的时候，也就是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作完了诗，大家把诗蒐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所以，吟诗赋词，这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当然我绝不是说中华文化没有糟粕，否则我们也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比如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毛泽东就提出了问题，即光说不练、文人相轻、与群众相脱节，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再比如柏杨先生所讲的死不认错、窝里斗，等等等等，大家还可以去查查，在各个民族中，无论日耳曼也好、法兰西也好，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出奸的比例有我们高，我们要勇于承认这些东西，更要善于改造和重建我们的文化，以真正实现我们民族的复兴。
只是在今天这个文化战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看到我们文化的优点，这样子可以增加自信，增强斗争的勇气。
加强全民族对文化战的认识
胡锦涛同志曾高屋建瓴地指出“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令人可喜的是，在胡锦涛总书记的领导下，在全国有责任感的文化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文化领域出现了很多好的现象。比如前不久，中国民间发起了“孔子文学奖”和“孔子国际艺术奖”的评选，以期逐步取代被萨特称为颁给“东方叛徒”的臭名昭著的诺贝尔奖，并以此来占据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标尺。还有包括《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这是最后的斗争》、《寻找李大钊》、《四世同堂》等优秀话剧的演出、重庆卫视《记忆》《品读》《信念》等栏目的播出、姜文、冯小刚的电影、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的演出、赵本山的《不差钱》《捐助》等小品及本山传媒组织拍摄的系列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星火》《毛岸英》《恰同学少年》等电视剧的播出和反映汉字发明史的电视剧《仓颉密码》的筹备拍摄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也是极具榜样作用的。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全民族对文化战的认识，为建立强大的文化大军和打好文化保卫战做充分的准备，我们的文化保卫战将是一场人民战争，它将把一切对祖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它也将为祖国的新的文化革命拉开序幕！
文化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
关于文化革命，在这里也简单说上几句吧。
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来看，这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1840年那个时候我们这种社会制度和文化还能苟延残喘，至少到1860年也还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到了光绪年间想苟延残喘都不行了，这个时候才出现“公车上书”，明显提出了改良，要救亡图存了。从那个时候到六君子被杀，再到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到共产党，到今天，我们不是在走一条救亡图存的路吗？在这个过程中，之所以基本都不成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革命家和革命工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对于中国问题的核心没看准，折腾了半天都不对劲。比如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提出，当时连文化都没讲，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争论的仅仅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底有没有用，前者认为西方只有科学技术还算好东西，后者连这个都认为是“奇技淫巧”。其实这种改良根本就没涉及到文化问题，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还要用中国的文化，那样的革命当然不可能成功。孙中山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首先是利用了民族情绪（驱逐鞑虏），同时他的革命带有大量的西方思想。虽然孙中山对文化问题没有过多的研究，但他在夏威夷读了西方的很多书，从而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思想，所以他的革命就自然而然带有文化转型的特点。但这种方式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没有考虑西方文化如何融入中国国情的问题，孙先生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共产党内能悟到文化问题的也不多，只有毛泽东对文化问题领悟极深，这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很多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搞权力斗争、整人，那真是小人之见、愚人之见、庸人之见，太缺乏历史常识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这跟政治斗争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把文革本身和文革期间发生的事区分开来。这就像3.5学雷锋，有人强奸了女人，这是学雷锋日发生的事，但跟学雷锋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有些“学者”就是那么可怜，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明白，究其原因，他们某些人是情绪上接受不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文革的受害者，还有一些本身就是无知分子和无耻分子，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把自己的良心给买了，做了学术妓者。所以，尊重事实这一点起码的做学问的态度，他们就不顾了，真是有失学者风范，令人喷饭！
由于共产党本身的素质有限，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所积淀的惰性很大，仅仅进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不够的。研究过文化革命的人才会知道，人类的根本进步就表现在文化革命上，政治革命不过是文化革命的末梢而已。从整个人类史来看，中国曾领先了世界几千年。西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穷困潦倒、残酷反动，而中国那时相当发达。我们中国人一谈就说强盛的唐朝，这没有问题，说腐败无能的清朝，这也没有问题，我们处在强盛的唐朝时，当时德国人的主体还处在游牧阶段，虽说宋朝内忧外患始终比较弱势，但当时中国的经济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量还要大，即使到了1860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仍占世界的四分之一。
那么为什么中国衰落了呢？就是以1640年西方产业革命为标志的社会化经济取得了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压倒性优势。这里又有个问题，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在当时更强盛的中国发生，而在相对落后的西方发生了呢？这是因为西方自1500年前后，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革命，这场革命持续了一百多年。我们只知道文艺复兴，我们只知道启蒙运动，但我们不知道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实际是一场文化革命。文艺复兴是从感性阶段开始，启蒙运动是以理性结束。正是因为这一百多年的文化革命，才给西方的腾飞奠定了基础，老的文化底子是不能实现社会腾飞的。所以我们说社会进步的根本是文化革命，政治革命不过是文化革命的扫尾而已。回过头来看，西方的文化革命用了一百四十年，毛泽东领导的文革只用了十年，所以对毛泽东不要过分苛求。
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调整中华文化，使之与社会化经济相匹配，从而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腾飞。人类经历过三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时期，这一次思想革命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农业文明奠定了基础，至今我们还在享受它的好处，这次文化革命是自发的，诞生了孔子，老子，孙子等等一大批巨人；第二次则是在欧洲，也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它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出现了诸如莎士比亚、但丁、达.芬奇、卢梭、伏尔泰等一大批巨人，这次文化革命是自觉的；第三次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它是自为的，是毛泽东对于人类的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次文化革命尚未结束，中国必须进行彻底文化重建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否则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将注定是一个悲剧。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