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中国古代传统的基本观点
——跨越“卡夫丁峡谷”启示（13）
李约瑟是研究生物化学的专家，所以他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李约瑟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最完全的英国人，所以他了解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无法克服的；李约瑟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第一人，所以他把中国古代的各种特点和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得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传统。李约瑟认为，正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作用使得中国能够存在几千年不变化。正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作用，使得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正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作用，使得中国人民有了认识自己的标准。
有人说，你一再地强调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事实是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说这些有何用呢？李约瑟用科学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资本主义是外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外来的东西在中国总是要被同化的！蒙古人进入中国建立了元朝历时近90年，蒙古的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而是被中国古代传统同化了！满清人进入中国建立了满清政府男人都留上了长辫子长达267年，满清的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而是被中国古代传统同化了！八国联军占领中国十几年，并没有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而是被中国古代传统同化了！因此，资本主义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才不过三十年，按照历史的经验，因为它是外来的东西所以一定会被中国的古代传统同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
李约瑟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的古代传统，并用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行农业上的人民公社制度，工业上的全民所有制制度，计划经济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民主集中制度等等都不过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自然延续，而不是新的创造！所以了解中国古代传统了解我们的老祖宗是怎样生活的对我们建立新的社会具有现实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
第一，古代官僚专制主义体制的传统
李约瑟用官僚封建主义（这是中国人的说法）代替马克思的亚洲生产方式（亚细亚所有制）立即声明“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同西方社会完全不是等同的，虽然也不无相似之处。”“在过去两千年中，从广义上说，中国还不曾有过像西方那样的军事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不管叫什么名称，中国的制度确实和欧洲人所知道的任何制度不一样。”“我有一个想法，觉得中国的制度，从来没有任何中间的封建主阶层。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封建主，即皇帝统治，而由一个极其庞大的机构掌握管理；这个机构就是‘文士贵族’中任用的非世袭的文官系统或官僚系统，或官吏系统，这一体系是否可以称为阶级那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个体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很多家族可以上升到‘文士贵族’的地位，而重又坠落下去。那些家族如果不能产生优秀的子弟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为官吏，就只能在社会的上层至多存留一代或二代，不久就没落了。”士即文士官僚，就是这个国家两千年来掌握文学和行政的优秀知识分子。不管在那一个时代，文士式的官僚和那么贪得无厌的商人相比，他们的道德准则总是迥然不同的。可见，非世袭的文官制度是古代中国的基本事实，它和现代中国发生的情况之间有相互联系。“在现代社会中（指毛泽东时代）那种旧式的专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公务人员或官僚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优秀知识分子必须要有充分的实践知识，自己参加生产劳动同时执行行政任务，才符合于新的道德观点。换句话说，从古老原始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上产生共产主义的社会伦理观点新动力，从而形成了对今天和明天的行政官员和人民领袖的基本要求。”
第二，排斥资本主义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僚制度确实是从古代以来的社会体系中最稳定不变的一种形式。自秦到清“那个制度对于保证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一直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那个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像在印度一样）阻止了资本主义在本国的发展。这种官僚制度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它抑制商人，使他们不能上升掌握国家权力；它限制商会的范围使它只能起福利互助的作用；它扼杀了资本积累的萌芽；它对矿业课以重税使它不能生存；它对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施加压力彻底摧毁（如15世纪郑和逝世后的情况）；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制度两千年来搜罗了社会各阶层中最优秀的人才为之效力。只是凭最后这一点，就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什么西方封建制度不得不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可以平安无事地一直保持下来。西方贵族世袭的原则不能使最优秀的人才登上最有权力的位置。当社会上最聪明能干的人不走教会统治集团的捷径，而从事商务贸易或者成为皇室顾问时，西方的封建制度就频临末日了。在中国则不然，因为行政官吏都是从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中选拔出来的，就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由于贵族后裔的懦弱无能而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这是导致西方封建制度崩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今天西方人必须认识，对中国人来说，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完全是外来的东西。由于西方人在短短几个世纪中侥幸地发展了现代科学技术从而凭借军事力量强迫中国人接受资本主义。中国人和西方接触之初，资本主义并未随之而来。十六世纪的葡萄牙商人和十七世纪的耶稣教会教士虽然各方面都给中国人带来很大影响，但是在经济方面却丝毫没有触动。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发生后，才使中国文士贵族感觉到工业化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了。”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开展洋务运动办起了官商合营的兵工厂和制造厂，从外国请来了工程师。“这种企业当然不具备西方企业公司长期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无法和西方竞争。”“因此，在大半个世纪中，中国政府和官僚们觉得还是做出让步，让那些熟悉业务的外国人去办。其结果就严重遏制了中国人自营企业的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人放松了在中国的营利活动，中国资本家的自营企业才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这些自营的企业家人数是极少的，不能称为一个阶级。他们过去大多以买办的身份与外国厂商有联系，因此他们能够将现代的金融管理方法应用于中国企业。但是即便如此，他们所占有的领域还是极小的，没有超出轻工业的范畴，而大部分的工矿企业、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企业仍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中。他们与外国资本家仍然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他们必须要同国内最受尊敬的知识官僚家族结合起来。国民党无非就是这种内在的社会本质的表现形式而已。”而国民党的镇压手段是十分严酷的，因为归根结底，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从来不习惯的，不需要的，而且越来越不愿意接受的。“国民党所日夜忧虑、梦魂不安的一个问题就是：欧洲的‘黑暗的魔鬼作坊’时期那种无限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显然不是通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唯一的道路。另外有一条康庄大道，通行无阻。”
第三，官僚体制“提取回扣”的传统
传统的官僚制度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我称之为“提取回扣”的特征。和朋友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表现最起劲的就是贪污勒索。一个县官告诉我：“过去的状元当上八府巡按，到了各州各县，都要盛宴款待，所有的碗筷杯盘都是银子做的，吃完了就送到他们的行邸去。几个世纪以来一向如此，已成惯例。这就是他的‘回扣’”这个办法是通行无阻的，已经成为社会运转规律的一个部分。中国老话说“升官发财”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准则。
中国自古以来，捐税都是以实物方式从各地征收，以大批船只满载着粮食、丝绸等运往京都。而且历朝政府向例给各省官吏的薪俸都不足以维持生活。所以，官僚们要保持自己的排场，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提取百分之十的回扣了。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之所以想说明以上各点，想说明“随着社会和工业的变化，在行政‘道德’观念上也必须要有深刻的变化。否则，旧社会就不可能转变为现代化的新国家。”
第四， 中国人尚文不尚武的传统
官僚封建主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尚文不尚武的社会风气。古代县官们的统治基本上是依靠文教感化，而不是靠武力镇压。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极其重要的。自有人类以来，一切社会都依靠武力，中国也不例外。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执行过贵族统治的原则。所谓贵族，概括地说，只是包括统治皇室的亲属；那些贵族的成员往往被看做是争夺皇权的嫌疑人物，因而受到严密的控制，不得参与官僚政治；到朝代更迭的时候，贵族也随之消灭了。他们完全不准许掌握军队。“我认为中国尚文不尚武的精神仍将继续保持下去，并且预示着今后几个世纪中基本上和平发展的前景。”
第五，统治者和人民结合的传统
在中国社会中有某些特性是非常牢固不变的。在中国统治中“一贯强调人民之间的团结和领袖与人民的统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古代皇帝和大臣们每年都要举行礼节性的耕田。皇帝就是天子。他受命于天，治理天下万民。自古以来，皇帝负有保持日子繁荣昌盛的责任，尤其他要负责选择适当时令进行耕作。他既是君主，又是宇宙守护神的祭司。他代表天下万民向上天祭献，不但要为万民祈福，而且要以自己的行动祈求上天降幅。他必须以上天的意志行事。因为皇帝有君主和祭祀的双重使命，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对皇权产生了深厚的爱戴之情。“从而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政府不是单纯地依靠人的力量构成的，并不是由于某一个人比其他人强而组成了政府。政府是整个宇宙运转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六，国家管理水利工程和公共建设事业的传统
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关于中国官僚专制主义的起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认为那和中国古代水利工程超越一切的重要性是有关系的。水利之所以重要可以推源于中国的地理以至地壳结构的特征。农业方面需要灌溉渠道以进行集约耕种，需要筑堤以防止水灾，需要开掘运河为朝廷运进各省的贡赋。这一切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贯重视大规模的公共事业的传统。这一传统至今仍占着重要的位置。
第七，国有化生产的传统
中国人有国有化生产的传统。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纪元前四世纪。但是正式颁布命令则在纪元前120年。到了纪元前81年就出现了令人惊叹的伟大著作《盐铁论》。这是一本争论记录的书，核心是盐和铁的国有化问题。当时的办法是把盐铁生产收归国有，由政府派官吏管理。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铸铁局，进行冶炼和铁器制造。中国在纪元前2世纪铸铁技术已相当进步，而世界其他地方在公元14世纪才掌握了这门技术。铸铁局的一个任务就是铸造农业工具如犁锄耙锹等等。到了汉朝后期国有化的范围更扩大，酿酒工业也归国家经营了。“显然，现代中国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思想，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中早已存在。”所以，国家统制的概念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大胆的革命思想，而是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在这一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想观点有极大的差别，因为西方人在过去三百年中已渗透了资本主义的个人企业发展的思想。中国现在的企业的原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合作互利的精神，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扩展或谋利的精神。
第八，社会等级排列的次序的传统
与国有工业生产有关的就是中国社会等级的排列次序的问题。这里等级不是阶级。古代历史上是士农工商。这种排列顺序在中国人思想深处是经常存在的。这句成语自从纪元前3世纪封建结束，帝国统一之时起，几千年来一直广泛流传着。中国人一直把商人放在末等地位，对于兵士也有类似的看法。今天这仍然反映着中国人一种类似直觉的心里特征。“国民党之所以崩溃主要是自然要归咎于他们的银行家、买办、商人集团所做的种种罪恶勾当。”中国的知识分子 和大学 教授对于不学无术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寄予任何幻想。他们绝对不相信国民党的资本主义是代表中国文化演进的必然道路。他们口头上高谈什么封建道德，提倡什么新生活运动。而他们自己却大量搜刮财富，这和他们的倡导的新生活教条完全不相符合。
国民党暗示的次序是“商士工农”。共产党排列的次序是“工农士商”。
第九，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农业一向看作是国家的根本，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民自古以来就占相当高的位置，仅次于士。在中国文化中常体现出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因为，归根结底，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中国的文化含有一种显著的农民的（或者自耕农的）精神气质。中国文学中常常有“归田庐 ”的题材。许多诗人谱写诗篇歌咏归田之乐 ；要辞去官职，脱离尘网，回到自己的祖先的田园中去，叶落归根。“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力量的来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党员都是在农村里成长的，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具有‘农村党’的优点，既是革命家又是农民，一身而二任，这只有在中国才能取得成功。但是，这也是在农村中取得和保持领导权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十，尊重劳动的传统
同这种尚农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就是中国历史上一贯的尊重劳动的观念。这种观念可能在文学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历代诗人却是不断歌颂劳动的。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所以至今受到热爱，就是因为他们在诗篇中总是歌颂农民，讥讽官僚和谴责黩武的军阀。所以形成这种风气，其部分原因可能就是由于有些政府官员必须掌握水利工程，公共建设以及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知识。但是另一方面，脱离劳动和实践的现象在中国也很普遍，因为，归根结底，行政人员的修养主要还是在文学方面。
一切国家的文化都具有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但是所有最伟大的思想家、实验家和艺术家们都知道：每个人只要把体力和脑力（或智力）劳动结合起来才能够达到人类成就的最高境界。这种结合无论在理论科学或技术发展的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两者的结合，才产生了先苏格拉底时期许多唯物主义的设想，才形成了亚里斯多德学说的精艺，才启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们的聪明才智，而以达。芬奇的成就达到最高峰。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出现的瓦特、斯蒂文斯、爱迪生等也是这样。更进一层说，理论与实践结合不但使我们能够真正地认识自然，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与社会底层的人民建立更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
有人认为在中国劳动是一种惩罚性的劳役，那是某些作家出于误解的歪曲宣传，令人深感遗憾！
第十一，道德阴谋权术的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虚伪奸诈的成分呢？不消说，这种成分是很大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如此。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成分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少一些，因为几千年来历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忠诚附庸儒家崇高的道德观念。历代的诗人都歌颂这种道德观念，而在中国，最大的诗人本身也都是官吏。归根到底，中国历来就有一套我们不妨称之为标准的管理人民的艺术，例如，颁发各种恩惠、互惠义务、例行荣典等。此外说服教育的艺术在中国生活中有悠久的传统。这一特征也许是在中国文明初创时期由于一些偶然性的特殊技术条件而形成的。中国在周朝封建时代，诸侯贵族的防御武器设备是很薄弱的，而平民百姓却善于使用一种坚强的武器，弓弩。因此，说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统治的艺术就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还有一点，生活简朴是一般公认的美德——在非工业化的社会里大都如此。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也有帝王骄奢淫逸，生活糜烂，但其结局总是悲惨的。中国人的精神一向反对无原则的权谋，不正直的行为和奢靡的生活。争夺和攫取的行为是品德高尚的人所不愿做的。君子和人民是结合在一起的，正如梁山“好汉”的领袖们，他们是在人民之中，而不是在人民之上，发挥其领导作用。
第十二，监督官僚的公众舆论的传统
有人说在中国中古世纪公众舆论是不存在的。这是错误的。中国的文士贵族，特别是那些文官体系或官僚系统中担任公职的，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监督官吏也监督皇帝（谏官）。这些文官们都是坚持传统的教义。当和皇帝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并不妥协，因此他们一再放放逐或处死，但并不因此平息儒生们的抗诉。因此，在各个朝代中，文官体系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京师的知识分子，往往形成广泛和明智的舆论势力，而他们一般也能反映广大平民百姓的意见。
第十三，社会团结力量的传统
在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中，这都是在生活和思想上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首先我们必须谈一谈中国的大家庭制度。在中古时期，它确实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许多情况是和大家庭制度分不开的。例如，提倡不妒的美德；崇尚礼仪的风气；“顾全面子”的普遍现象，这是出于一种不要使别人难堪的意愿。大家庭的维系力量主要就是依靠容忍。1958年我在中国到处看到的是人民自觉自愿，满怀热情，共同努力提高生产和实现现代化；对古代文化的自豪感促使他们努力争取在现代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在公共卫生、社会服务、工业建设以及各种福利事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而这一切成就如果没有不同年龄，不同种类的体力和脑力工真诚自愿的合作与团结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谈到商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中国是有商会的，但是中国的商会从来没有起过像西方社会的商会哪样重大的作用；从来没有在国家政府中取得权力，从来没有侵犯过皇家官僚行政体系的权力。这是因为官僚政府故意限制了商人的势力。“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社会后来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因而也没有出现现代的科学？”
西方人认为城市是人民合法的安全保障。在中国人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中国的城市在根本上是皇家行政系统的一个环节。在西方国家，城市中往往由‘市参议员’或‘商业巨头’独立管理市政，公然对抗贵族而直接和统治的皇室挂钩。这种情况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是难以理解的。”
第十四，高度互助合作的传统
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在农民中间一向有高度的互助合作。在各个朝代，“村”一级的合作成分总是存在，虽然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所以中国现在政府成立初期所提倡的互助合作运动，其实并不是前所未有的，暂新的东西。在中古世纪，各县的行政长官（县丞）对于各个村子的事往往不大过问，只要各村的村长能够按时完成上交租税和征集壮丁的任务，他们就完全有权和当地的族长们共同商讨决定有关村上的土地使用，道路桥梁修建，以及其他有关公益的事务，这就是土地公有制下的村社自治传统。
至于人民公社，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目前中国已经普遍实施的合作社制度的进一步扩展。在原则上，这是符合中国社会的传统精神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劳动人民是能够接受的。
第十五，中国民主的传统
虽然中国的传统并没有受到著名的希腊文化的任何影响，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深深蕴藏着一种天生的民主气息。对于有才学的人，不论出身高低一律受到尊重；在儒家理论中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工人农民一贯尊重其人的尊严。“所有这一切在我们同中国人的交往中，以及在中国人自己相互关系中，都可以生动地体会到。此外我们不能忘记，两千年来中国主要的社会哲学学派的一条基本原理是：人民有权利和义务‘反对不符合儒教精神的君主’，这比欧洲的宗教改革者提出的类似论点还要早将近2千年。我想，我们可以断言：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从来没有西方国家所说的那种‘代议制’的民主政体，但是中国也绝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纯粹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中国是一个高度立宪化的国家（宪法是不成文的），是依靠风俗习惯进行统治的。”
第十六，中国人的唯物主义传统
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在许多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个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中国学者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是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的身边来了。”永恒哲学就是中国的非二元论的、有机的宇宙观。
欧洲人一直在神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的唯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欧洲人要想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那是多么的困难啊！一方面是原子传统，另一方面是唯心主义传统。这种二元论的冲突反映在无数无数的矛盾之中——必要和自由的矛盾，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情欲与禁欲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这一切就好像在一个宇宙性的大战役中的许多局部的交锋。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从来不存在的，因为，在中国，人世间的皇帝既是君主又是牧师。天子就代表天上的北斗星，一切星辰都围着它运转。
中国文化深刻的一元性不但有利于中国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永恒哲学的一种全面发展的形式；而且这和一党专政国家概念也是非常适合的，中国历史传统向来就是如此。
第十七，没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神学的传统
在中国文化中缺少某一种思想，最明显的就是它从来没有唯心主义思想的坚强传统。从庄子的著作中没有形而上学的思想。从整个说来，我认为更多的是神秘主义而不是形而上学。佛教思想对于中国的思想的发展来说，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佛教思想被看作是异端邪说。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尘世并不是虚幻的；贤明的政府和公正合理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正常的家庭生活是自然的人生之道；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拯救。因此，在中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神学思想。造物主和上帝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宇宙体现着一种天然的秩序，完全排除了法律概念。
第十八，中国人讨厌法律原则的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一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对编撰法典和讨厌法律原则的倾向。中国人有一种深刻的信念，认为任何案件必须根据它的具体情况进行裁判，也就是说，就事论事。虽然从汉朝后期每个朝代都有法学家编了不少的判例汇集，而且每个朝代都有钦定的法规。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法规从来没有起过像欧洲的查士丁尼法或其他伟大法典的作用。而且在中国人思想上“公正”的观念比“成文法”的观念要重要得多。同样地中古世纪的中国社会还有一种不喜欢法律诉讼的倾向。老百姓尽可能避免到那个要钱的县衙门去。
第十九，中国科学应用的传统
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上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十七世纪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从广义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开始占领先地位了。这是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重商主义和工业化的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拉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人的天赋才能。”
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东方文明中？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它不是封建社会。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一贯受到抑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家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纯朴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所缺少的。
中国人能够更好的把科学应用到人生事务上，这方面要比西方高明得多。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就习惯用浇注法制造农具了。
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并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
第二十，中国人有虚心听取意见的传统
以上各节所述，其目的是想通过一个对于伟大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者的目光为考虑现代中国问题提供一些历史背景知识。我没有任何企图想贬低现在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贫乏得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自己过去的历史，过分强调了过去妇女备受压迫，地主贪残凶狠等等阴暗方面，而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劳动者 2011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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