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往往詬病漢家雜霸王之術，因及公羊學。至謂公羊學為制度化儒學。進入制度并支持制度并不等於屈從制度。這必須在歷史中明確。西漢的古文經學是脫胎於公羊學的，但他們是革命的製造者。總之，談論革命、受命的是公羊學，但公羊學是自然法層面的，所以兼容并整合了漢朝制度。繼之而起的高舉周公之禮的古文學卻相反，是著力於制度層面的。但古文學包含兩部分，一者是訓詁名物，因為要解讀古文古禮；一者是制度革命，這卻是爲了與公羊學對抗。公羊善於言受命，古文經也必須言受命。公羊樂於談制度之所以然，古文學便要長於恢復周公制作。後來古文家成功了，革命了，一些制度開始落實了，但卻天下大亂了。在今天所能看到的今文文獻如公羊解詁、白虎通中，公羊家對周制如井田、父老，也了如指掌。但公羊家的功績恰在於他們沒有被理想沖昏頭腦，要在漢朝實驗一下周制。或者，這些內容對公羊家來說只是博異語，甚至是後來古文家樂道，也就不得不隨著談論罷了。今天的古文文獻，一般以訓詁名物著稱，如許叔重的說文和五經異議，或者王子雍的殘本，即便是不太講名物的晉杜元凱，也似乎并無太多氣象。但如果注意劉子駿、賈景伯、服子慎的殘本，或者杜元凱駁斥之舊說，則古文之義理，本來源於抗衡公羊。況鄭康成身為公羊家而以古文著稱。遺憾的是，王子雍之後，周禮的中心性被取消，禮學集中到了喪服上，這是時代的墮落，是漢帝國榮光遠去的結果。周禮（周官經）的落實，是弔詭的事，新莽和他的大儒們失敗了，王荊公也沒什麽好結果，但北周之比附周禮，滿清之自吹官師合一卻是成功的。顯然，儒生所以失敗，是因為理想的熱情低估了現實的難度，而閏朝的成功，恰在於意在利用，可謂拿來主義。需要意識到歷史的軌跡，新莽的失敗注定了古文經學的轉型，康成是無為末世的素臣，但無力扭轉學術的轉變。王荊公的失敗，則造成了儒學在制度體系中的全面退縮。
2、政統和學統。如果說公羊學和漢朝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帝國沒落後，在宋朝終於再次一統的理學，亦在明朝實現了政統與學統的統一。道統包含兩方面，天子和聖人。三代遠去，則天子之位，與聖人之德，是有距離的，是分開的。為天子行政者，屬於正統。為聖人傳道者，屬於學統。德為貴而政隨之，故學統屬陽，而政統屬陰。一陰一陽，然後構成道統。今天往往把學界或者聖人系統看成道統的全部，那是陽亢，并必然是孤陽不生的。正統屬陰，其價值在於守成維穩，這在漢朝和明朝很明顯。漢初，天子并不否認秦朝的正統性。一如明朝直到嘉靖年間，雖然自稱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但歷代帝王廟是一直奉祀蒙元君臣的。為什麽？因為從帝王的角度看，他并不希望對前朝帝王要求太高，不希望看到儒生可以貶損帝王。從帝王廟罷祀，無異於奪爵。而儒林竟可以追奪皇權，這無疑是要謹慎對待的。這就是天子系統的保守性，和實利性。但對於儒林而言，恰恰不能忍受這種保守，要用道義革除妥協。所以公羊家一向否定暴秦，正如理學家至少子方希直一向否定蒙元。需要注意，一個理想社會并不是簡單的學統壓倒政統，或者政統壓倒學統，而是兩者各盡操守，陰平陽秘。漢明兩朝都因為學統獲得壓倒優勢，而造成了動蕩，偏離了政統所應有的職責。用現代的話語說，一個國家總是需要兩類人的，一類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抨擊政府，至少外表看來執掌正義；一類是政客，他們服從于國家利益，敢於為國家做別人所不敢做的各種事情。前一類人，構成了這個國家的威信。當外國人指責這個國家專制或者墮落的時候，他們可以推卸道：我們有某某知識分子，他們一直在自由思想，批評政府云云。後一類人則為國家提供堅實的基礎，如果被爆料，他們就來頂罪：那些暴行是我做的，我愛這個國家。因為前一類人，這個國家占據了道德高點，因為後一類人，這個國家有實力維護一切利益，包括道德的高點。
3、公羊學的具體貢獻在於：一、正統性（漢朝的合法性）。二、史觀（秦為閏朝）。三、王道（先王、素王、春秋）。四、經學（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五、春秋決獄。
一、由於公羊是所以制度，而不是制度本身，是自然公理，而不是憲法本身，所以公羊學并不需要與任何漢朝的現存秩序為敵。或者說，公羊家的素養保證了他們的理想衝動并不會造成社會解構的惡果。春秋為黑統的學說，蘇厚蓭解釋為公羊家曾經試圖為秦制法，這個說法從學術上不可靠，但思想有可取之處。秦朝是因為拒絕先王之道而被天下拋棄的。而陳勝舉義，孔氏抱禮器往，太史公（公羊家）入世家，可見當暴秦令天下絕望之際，君子亦如孔子出疆必載贄，凡有道，皆可為之輔相也。那么同樣，只要漢朝不明確背棄先王，非毀孝悌，則公羊家為漢制法，乃是自然之理。所以公羊之興漢，乃是其學理固然，非如某些人見漢朝雜糅霸術，內用黃老，便斥為不純，以漢儒為變節。公羊之優秀，正不落此瑣碎。漢自高祖、文帝，莫不以孝稱，而秦之詩書春秋博士，文景亦網羅之，此其葷葷大者也。其為人也孝悌，雖曰未學，於聖門何有？至於叔孫通、公孫弘、申公、轅固生、董子之各異，則賢者本來各具一體，不得以一人之高蹈而架空之，亦不必因一人之勢利而卑下之。因此公羊之特質，乃能承認漢朝之正統（俗曰合法性），并在漢制基礎上，漸漸擴充，上而為王道，為漢制法，為天人感應，下而興五經之學，以春秋決獄。在上者，雖不觸動漢承秦制，或黃老之術，但漸次有為，知所敬畏，有所立極。在下者，雖不求諸井田象刑，而能俾民向學，而倫常日用亦因循吏之援引春秋，而漸及於化。當然，客觀上，這也是秦火之餘，公羊家典籍不備，不足以提出具體制度的結果。總之，事實上公羊學和漢制是相互發明，密切合作的。站在今天，我們也不得不說，這是正統與學統的最佳狀態。
二、史觀，本身就是春秋的延續。史觀的核心，一個是效法三代，一個是秦為閏朝，漢朝以春秋為法。再細密一些，庶人舉義的陳勝、項王被視為諸侯。雖然項王和高祖曾殊死搏鬥，但漢儒對項王依然尊敬。為什麽？這是從道義上看的，超越了王朝的恩怨。推翻暴秦，是楚霸王的大德。謀殺義帝，對抗高祖，是其小節。義帝者，以事授之；高祖者，赤帝之應。然而二帝為亡秦而生，蓋天為生民亡秦也。天子者，誰救此民則當之，故不嫌庶人以三尺劍取天下也。然則楚霸王殺義帝，亢高祖，不掩其亡秦之大德也。北畤待我而成，河決金堤，蓋漢初未嘗不稱秦也。而漢儒必以秦為閏朝者，道義不正，誰與守國，其能久乎？
三、對先王的敬仰，六十四民九皇五帝三代的理想，孔子為素王，以春秋當新王，為漢之法的信念。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是孝在國家的體現。人知尊祖，則國亦當尊奉先王先賢。國若自以為是，自我作辟，則民對陰陽懸隔的祖先，或者身後興衰的子孫，又能有什麽責任感呢？
四、經學、太學，教育。需要注意，經學教育產生兩種人，一是博士或博士弟子員，一是循吏。漢以後談論教育往往忽略了後者。當然，漢朝的小吏是可以進身高官的，與宋明不同。這個結構體現了孔門四科，也意味著經學得以向全社會滲透，而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同時經學將涉及各個層面，而不僅僅是士大夫的修身養性。從這點上，漢學之偏於政治，也是必然的。
五、司法和教育，是對民眾傳播的要點。是春秋決獄，讓百姓感受到了仁政，從而感到了自然的秩序和內心的和諧。這在他們心中樹立起義理的威信，和對這個國家的情感。入情入理的司法，才能讓百姓信任國家。必須指出，宋明理學也是注重律條的，和今天某些似是而非的儒學觀念不同。
4、今天的公羊學，放下經學問題不談，從現代意義上講，把公羊比附為立憲，是一個絕對的敗筆。而且因之消解了對公羊學之哲學的探究。而架構在西洋信念之下的公羊學解讀，又能有什麽憲政可言呢？且不說公羊學的學理更主張因應現存的秩序，而不是全盤復古（或某化）。全盤復古是古文學的專長，而公羊學家在沒有古文學基礎的情況下誤以古文為今文，豈不新莽不如嗎？現存秩序本身是一個流變，即便你不試圖改變，他自己也注定要變，何況以現實論，這些年中國是變得太多，變得沒譜了，而不是相反。在一個變動不居的客觀條件下，即便建立起理想的會痛中西的制度，又能存續多少天呢？如果理學的變革可以實現，則理想的墮落也是倏忽而至的。所以，現代中國的關鍵并不是改制，而是立極。董子曰：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現在中國絕非無改制之名，而是改制之名甚囂塵上，而絕無不易之道充實其間。改制是制度，而不易之道則首先要立俗話所說的哲學。
不易之道不能立，我們的國家民族就如無頭蒼蠅。當年蔣先生提出三院制、太學制，有幾人支持？秋風先生介紹董子的憲政，便有人冷嘲熱諷。甘陽先生重詮通三統，結果也只是一人給一個版本。為什麽？因為這些具體措置，并不是公羊學可以推出的。
重要的，是道的回歸。（這其實很像宋明理學的工作。如果大家讀讀宋明的周禮學，看看宋明儒生如何評論漢武帝的失道，倒是有趣的事情，這揭示了公羊學的不足，或許也是古文經興起的一個因素。這裡所要表明的，只是理學并非沒有制度化建構。但理學家采取了與公羊家類似的態度，這值得進一步關注。）
在今天，體現公羊學性質的成就，首先是蔣先生的公羊學引論，并不在於這本書的學術性如何（我知道某些學術界的質疑。但我要告誡他們，他們還談不上什麽判斷力。如果連漢學、清學的差別都讀不出來，如果連判斷經義推斷的能力都沒有，那是沒有資格評論蔣先生的），而在於他繼承了公羊家的精神。引論非常痛斥古文家，這些觀點今天蔣先生已經收回。但類似清末公羊的這種特立門戶的手段，確實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這恰恰是與何邵公神似的。蔣先生的王道圖說，復興漢儒使用的元-天地人的思維方式，以對照宋明的太極-陰陽的思維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因為沒有刊印，注意到的人不多）。另外三重合法性不必被稱為公羊學，但作為對合法性這個俗語的準古典解釋，是非常重要的。柯如之先生以道塗洫溝引出扎扎實實的道學，雖有中西匯通的因素，但有助於大家更好理解漢學意義下的道，著實的道。先生強調一以貫之的仁通，是對莊子道通為一的超越，對於理解儒道，或認識儒學之抽象性是切要的。先生在論尼采的文章中提及西方古典學者與批判哲學家的分裂，從而制造了人民教師的缺失，從而呼喚思想與責任，或曰知與行的合一，雖然以西洋哲學為話語，但令理學家讀來也心有戚戚。先生提出人民共和的觀念，是接近古典公羊家的作風的，相對於諸多版本的通三統論，已經抓住了中心話語，謹期待進一步的發展。張宗賢先生指出內聖外王不可分離，本當貫通一體，指出公羊三樂是公羊的核心（三世說、獲麟而作皆與此相關），須以堯舜之樂，為宋明以來的孔顏樂處正本。此二說貌似對莊子而來，實則本於公羊，只是世俗徒知莊生所致。先生解說通三統為制度久行不能無弊，故存三正以備救正，蓋固有之義，唯先生敢道破而已。然則不論古之為漢制法，今之政治儒學，言制度者，莫不以為制度一立，萬事大吉，從而制度（立憲）乃成天下莫大之事。故雖形式上承認三正相救，但從不敢言及日久生弊的道理。這種做法，搞不好是會消滅掉公羊學的超越性，而落入現實失敗中的。與之相對的，便是理學家往往諱言制度，一者以為王者之事，儒生不得為之；一則以為雖有制度，已不能久，所以還要返歸人心。竊以張先生之論答之，則曰：立制度而行，王者之事，非儒生所能也。而儒生為王者存三正（不是三代，而是三正。三代會被理學家理解為托空的道義。而三正則確指制度相資相救的可能），是存制度以備將來，守文王以俟後聖，非立而行之，法素王，非僭天子也。若夫制度不久者，故夫子有三正之教也。不明乎夫子之教三正，是為人心之壞也。茍以正人心言之，亦當貴夫子之學，守三正之道，存他日之豫，乃成功夫。則公羊於諸生治心，亦莫大焉。若夫頌夫子而不學其王心，稱堯舜而不備以踐於時，國將日損而不能救，亦何忠信恒心可言？又張先生以公羊自有成法，蓋嘆解詁也。這對公羊學者，也是重要的考問，或曰今日的方向。藎仁先生論大明正統甚切，此春秋傳於宋儒，宋儒傳於明儒之的論，而近人忽之者也。人因謂先生欲朱明復辟，先生則曰：王者往也，設當日北伐勝，朝鮮李氏未必不能為天子。蓋滿洲竄亂是為夷狄，朝鮮守禮可主諸夏，此夷夏之經義也。學春秋者，貴乎治事，捨是何往？先生又論，今人必以天子傳家為非者，蓋今人無父慈子孝之樂，無宗廟德行之教也。故言及宗族，不過牟私門利；言及父母，亦不過垂垂老朽。今人自家如此，是以觀乎天子，亦以天子必私而已。然而古人父子有親，家風世繼，有一門節烈，死且不朽者。豈謂有家，便無公事？且今日私有財產，傳家無疑。彼壟斷產業，亦關萬億百姓，而不妨股權世襲。何獨天子不能世傳？曾謂天子不能舉賢以善謀此產業乎？竊謂明乎此，乃能識破今日政治。藍先生捨園謂世有政權，有財權，皆坊其為賤丈夫也。竊謂見政權之惡，而於財權熟視無睹，此新自由主義之政治正確也，喬姆斯基論之詳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昔者希臘邦各異政，是能平心論之。今無九夷之履，亦於中夏有所不明也。如之先生、藎仁先生則履而明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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