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崛起的步伐明显加速。但中国的崛起不应当只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应当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不能只是商品，也应当有文化。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有可能开创一条新的大国崛起之路，带给全世界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文明的复兴
近十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变化无疑是两个，一是美国由于两场战争及金融危机而日形衰落，二是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下迅速崛起。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各种危机纷纷暴露出来，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则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的时间突然提前。因此，“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再度成为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也热闹非凡。
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中，张维为是2011年最值得关注的学者。张维为认为，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的东亚四小龙或其它国家。以往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本身是学习和消防西方文明的结果，从政治制度到社会文化、经济增长等各个层面而言，本身并不对西方文明传统构成挑战。中国虽然也向西方学习了不少东西，但同时也保留了许多自身的特色，其中既有历史上形成的，也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积累的，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模式，并不与西方完全相同，从而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举例言之。时人多认为中国没有民主选举，因而政治制度落后，应予改革。但张维为则认为，中国的省级行政区的面积和人口规模都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规模，而中国领导人在进入中央高层之前，多数担任过两任或两任以上的地方领导人，因此，中国高层领导人虽然不如西方政治人物那样能言善辩、善于应付媒体和维护形象，但往往管理经验丰富，了解实际情况，决策行政都比较务实，不会为了一时的选票而做出什么伤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实际上，早在2005年，著名学者甘阳也指出过这一点。甘阳认为，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正如黑格尔说的，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
所以，西方人最盼望的是“中国能够规规矩矩地进入文明世界”，也就是按照现有的由西方国家制定的标准、价值观和规则“崛起”。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中国的崛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谈论这一点毫无意义，有意义的问题只是中国会以何种方式崛起，会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带来什么。因此，欧洲的顶级智库的研究人员们已经开始研究，中国人如何思考问题，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如何看待西方的文化等等。因为西方很清楚，中国崛起将会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乃至文化。
在经济制度上，中国一度很迷信自由市场理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将大量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给私人，成为民营企业，原有国企职工下岗失业。但在2004年叫停之后，国有资本实际上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技术研发项目（如大飞机）、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国资国企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比如举办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大型活动，基本保障多数由国企提供；中央作出开发新疆的决策之后，又是大型国企一马当先，投入巨资。可以说，国家已经学会了让国企在市场条件下发挥特殊功能。因此，国资国企在一些重要领域不进反退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步有序退出同时进行，形成国企与民企共存、共同发展的格局。
中国已经形成的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则和惯例既保证了中国过去的成功，未来当然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主动放弃。即使是为了“与国际接轨”而被迫改变，也会十分有限。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不是国际惯例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国际惯例。
变与不变
利比亚内战发生之初，各国纷纷撤侨，但中国的表现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是国家以高度重视的姿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撤运3万余中国劳工；二是相比于其它国家的侨民吵吵嚷嚷、争抢上船的现场情况，中国劳工列队上船时秩序井然，让旁观者感到震惊。因此有人戏言，实际上中国根本用不着撤侨，只需要从其中挑选一部分，发给武器，划定一个区域，即可自保，等待利比亚内战局势落定再作打算。
虽然国内常常能够见到对“中国人素质差”的批评，但多数所谓素质差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由于文化习俗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国民素质比别国差。真正能够体现一国国民素质的是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习惯和气质，如中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所享有的勤奋、节俭、聪明、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盛名。
而这种习惯和气质当然来自中国五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文明传统。因为中国农业的成熟和发展，中国人口迅速膨胀，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因此养成了精耕细作、勤劳简朴的生活习惯。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看到，王朝更替之际，人口减少，耕地抛荒，经济萧条，但只要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起来，有了基本秩序，生活相对安定，经济就会迅速恢复，人口增长，进入下一个繁荣周期，直到下一次政治秩序崩溃。其原因即在于，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经验中已经习惯了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来维持生活、繁衍后代、艰难而顽强地生存下去。
因此，在农业时代，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只要政治稳定，中国经济就会发展，人口就会增加。
晚清以降，中国受欧洲列强侵略，进入“三千年未有”的历史低谷。中国之所以会落到这般地步，一方面固然如以往论者所说，是因为中国仍处于农业时代而欧洲列强已进入工业时代；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政治系统崩溃，无法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秩序，无法将中国人组织起来。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看明清史，要上看财政货币，下看基层组织。其意义即在于此。同样是中国的农民子弟，在清朝军队和在北洋军队中表现迥然相异，在国民革命军中又与在北洋军队中不同，在共产党军队中又与在国民党军队中不同，就是因为各个时期的组织形式不同，因此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也不同。
新中国抗美援朝与晚清时抗日援朝实际上都一样，军队的主体都是农民子弟，但甲午战争中清军多数不战而逃，一溃千里，日军长驱直进，而新中国抗美援朝虽然代价惨重，但以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能在一场现代化战争中战胜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原因也就在于，清朝无法完成对农民的有效动员和组织，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又借此战重新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并为中国在日后重回世界经济体系争取到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今天能够崛起，不完全时因为新中国以来的种种政治、经济变革，也不是因为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而是早在几千几万年前中华农耕文明形成时即已奠定了文明基础，因而“天命所归是大国”。
但文明并不是形成之后即固定的、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中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但同时又能在历史运动过程中保持其核心特质不会出现太大变动，能够在不同时期经过某些调整之后仍然延续下来。历史上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复古革命
传统文化复兴近年来从民间到官方都有不少表现。
孔子现在已经成了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符号，中国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办孔子学院即是最好的证明。最近的则是文化部宣布，取消只发了一次的“孔子和平奖”，设立孔子和平公益基金会。今年初，还在天安门区域的国家博物馆门前竖起了孔子像，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迁走，但由于天安门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特殊象征意义，孔子像出现在这里仍然有着十分丰富的涵义。
在民间和学术界，这样的事情就更多了。不仅思想学术界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公开的媒体上频频出现讲《论语》、讲孔子、讲儒家文化的电视节目，即使在民间，汉服运动也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年轻人兴趣浓厚，并且发展到效仿先贤自办书院等，以复兴传统文化。每年各地都会出现一些穿汉服、祭孔子的活动，政府官员也经常参加此类活动。
但有不少人带有僵化的复古情绪，一切以古人为标准，来评判当下的人和事。这种复古是为了复古的复古，实际上是复辟。真正的复古本身应当是以“革命”为目标，即为了革命而复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才往往是革命运动。比如中国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并不是要盲目地学习古人，而是为了扫除社会上流行的八股文风。真正的传统文化复兴当然要有所取舍，因时因事制宜，保留其核心精神，在形式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以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端的政府官员参与民间的祭孔活动为例，支持者多称之为进步，以为这就是传统复兴，实则不然。《论语》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传统文化在今天当然应当复兴，但复兴不能是复辟，而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有所损益，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否则，像汉服那种只有观赏价值而不实用的东西，即使有人喜欢，也不可能大面积推广，更不可能贯穿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传统文化如果成了汉服那样，就很可悲。
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毕竟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变化剧烈，传统文化原来寄生的土壤——农村现在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以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论，今天因为人们迁徙频繁，家庭规模缩小，从原来的“大家”变为现在的“小家”，因此农村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社会里男女关系不平等为人所共知，而在今天，女性权益受保护较多，自然不可能再有夫为妻纲这样的观念。虽然如此，传统的重视家庭的观念在今天仍有其重要价值。只是今天的法律等社会机制对家庭常有撕裂作用，不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如最近外界议论较多的家庭财产婚前公证，虽然符合法治观念，但违背了传统的家庭财产共有制原则，而将家庭财产精确界定到了个人，从而便利了家庭的解散。因此，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法律的变更不能仅从司法人员操作便利角度考虑，也应考虑到其社会效应，尤其要考虑一般社会心理，不能仅以美国如何、欧洲如何决定之，更不能以极端个案为根据。
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就不能只是把原来的老一套重新拿出来，硬塞给人们，要人们在伦常日用中实践，而必须经历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和转化。但这个转化过程不应当是一个少数人主动创造出来、教给其他人的过程，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不断总结、不断检讨、不断发现、不断创新，辨别常识，凝聚共识，进而重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改变目前社会上众声喧哗、莫知所从的现状。
这方面，媒体和学者应当主动承担引导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要求看似高蹈，实际上不难。至少，做到不挑战社会基本道德共识和人伦底线不难做到。当代的“儒家”们，也要摆正姿态，放低身段，把自己看做这个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时时处处做导师状。
只有有了完成了这一步，建立起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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