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10年年8月份“偶然的”开始系统思考写作的。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是不是到了天命年龄而跟随孔子进行精神反思?
人是很奇妙的，也是神秘的，每个人都会在冥冥之中受到绝对精神的指引。这种绝对精神有物质的，有纯粹精神的，也有兼而有之的；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也有半糊涂半清醒的。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就是揭示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潜在的不同类型的绝对精神。
任何人类文化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比如中国的例子：
毛泽东在延安回答了黄炎培关于共产党如何避免中国历史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教训，这个问题毛泽东自认为在理论上找到了答案，但在实践中却惨遭失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政治文化问题实践解决的悲剧。
梁思成的后任妻子林洙，作为一个阅尽历史沧桑的中国普通文化代表，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说，她“想回到解放初期，那时充满信心希望，相信国家会越来越好，到后来你争我斗，现如今也看不出太多希望。”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写道，1937—38年抗战开始阶段，尽管战争极为残酷，伤亡很大，国土惨遭蹂躏，中国人民的物质条件艰苦无比，但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那时国民党政权赢得了民心，全国确实有一种新气象，毛泽东也认为“自从抗战以来，全国有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概，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一扫而空。”（见《新民主主义论》）
后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争和物质条件都没有比以前更为残酷和紧迫，但是国民党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而且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国民党因此而加速了腐败，腐化的速度像癌细胞扩散一样，于是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于是一度进入低潮的民主运动又开始转入高潮。
到了抗战后期，1944—45年，国民党已经不能控制舆论，那时同学们在学校里还没有听说过毛泽东思想一词，但是青年学生普遍的反对国民党，要求民主。何兆武认为这一政治文化背景是国民党政权后来被共产党迅速打败的根本原因，其实国民党是被自己的专制腐败文化打败的。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写道：
“1938—39年以后，形势逐渐成为一种相持的状态，虽然也打，但时战时停，不像开始那一两年大打特打。国民党在抗战一开头也是真打，牺牲也大，及至进入相持状态后就开始腐化了，军队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而且速度非常之快，这一点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抗战以前，左派、右派界限鲜明，抗战爆发便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可是自从1939年以后，国内矛盾又逐渐上升了。那年我刚入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壁报，写的文章大都带有政治性，左右两派又开始争起来，而且争得很厉害。那时候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左派，虽然不甚了解，但总以为左派是真正要求民主的，至于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的事了。解放前倒是右派非常敏感，认为凡是主张自由民主的，就是反国民党，就是跟着共产党跑。”
读这一段历史很有意思，现在人们往往认为要求民主的人是右派，但那时候民主人士却被看作左派，所以左右的政治标签，在中国常常是将人引入认识歧途的，比如常常有人将刘泰特贴上极左分子的政治标签，我感到对我的认知肤浅之至。
认识一种思想，关键是去认识他的思想逻辑，也即认识他把握事物相互联系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上升，去认识事物可能和应该的发展趋势，即所谓合理的必将是现实的。
何兆武叙述的历史，还有这样的启发：无论什么政党，只要是一党专政，就不可避免的腐败，国民党和共产党理论宗旨差别很大，但是实践结果却是越来越趋同，也就是说，政治文化其实形式便是内容，即专制的形式逃脱不了政治腐败的内容，毛泽东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彻底解决政权的腐败趋势，但是专制政治如同一种原罪，本性上它抵挡不了腐败的诱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实验失败的根本原因。
再探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治，开放初期全国人民是充满信心的，而经济的迅速发展却并没有带来社会精神相应的信心增长和希望，却是出现了岌岌可危的社会精神文化危机。
以上几个例子，都说明中国文化的命运会周期性的呈现历史危机。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专制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必然导致腐败，而腐败又必然导致政治文化周期性的毁灭性的危机。
为什么现在爱思考的中国人社会忧患意识是这么强烈？毫无疑问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已步入一个危机时期，谁否认这一点，要么就是纯粹物质性思考，要么就是极度糊涂，要么就是自欺欺人。
我思考中国文化，写大量文章，其实都是社会精神（文化）危机的条件反射。
现在中国文化的危机，归根到底是物质和精神矛盾的空前激化。
诚然，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和富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极其稀缺的，因此改革开放的开始，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经济口号，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治国理论，知识文化界几乎一致拥护。甚至“时间就是金钱”的思想，曾经流行十多年，也没有遭到多少人质疑。
中国历史文化的本质是倾向物质功利的，中国普通百姓在历史上也穷怕了，因此发财致富的政治思想，和中国百姓的世俗文化一拍即合，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历来也是普遍的沉溺于百姓的世俗文化，天马行空的独立自由精神罕见于中国文化经典，更是为世俗政治不容。包括笔者，当时也是随大流的纯粹物质功利性的思想认识。
但是，近几年随着物质经济的极度膨胀，我感到物质的力量开始飞速的扼杀人的珍贵的自然生命，它们不仅无孔不入的围剿生命的精神情趣，使脱离低级趣味的纯粹精神无处寄托到处流浪，日益沦丧；而且更加灾难性的是物质经济的盲目发展，开始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彻底毁灭人类的自然物质生存环境，其速度之快，其魔鬼一样的气焰之嚣张，足以让人产生
世界末日随时会降临的恐怖。
比如前几天媒体报道：中国大多数城市一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日子，城市天空是阴霾的天气。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谁都明白空气之于人的生命决定性的意义，另一个决定性的物质是水，而中国水资源的污染程度恐怕不亚于空气，只是水的污染更多的是往地下渗透，比较隐蔽和滞后。
以前未曾料到会有这种威胁到我们生存的到处泛滥的环境污染，以后我们也难以预料它几何级的加剧泛滥后将产生的恶性病变，仅仅这一点，就会使人对未来世界不抱希望。
现在的中国文化，海水一样的创造了大量新的物质，但是也牺牲和丧失了很多天然的对我们的生命最珍贵、最基本、最普通、最普遍的物质，即干净的水和空气。
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这两类物质哪种更加重要，但是正如朱德庸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大家都病了。我们的精英经济学家系统的思考过这两种物质的交换得失吗？根本没有！他们几乎千篇一律的是“只见树木（GDP），不见森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中国物质文明最集中、最富裕、最繁华的地方，现在全都被各种污染包围，真是应验了一句古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毛泽东时代批判“唯生产力论”，毛泽东是反潮流的，他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反对世俗文化的物质追求，毛泽东认为世俗物质文化的必然结果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受时代局限，毛泽东（包括马克思）还没有进一步去认识物质文化没有克制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老天爷的无情惩罚！
毛泽东反对“唯生产力论”，是特立独行的追求精神圣人的境界。
笔者认为，今天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任务也应该是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今天这一政治思想比较毛泽东而言有了更多的新的意义，甚至有和毛泽东对立之处：毛泽东思想是无神论，是天不怕！地不怕！而今天中国文化，恰恰需要的是：敬畏天！敬畏地！
2010年8月我发表了刘泰特谈话20《中国的问题首先要思考中国的文化》，迄今谈话已发表了近两百篇。这些文章无论是谈孔子、老子以及毛泽东、鲁迅，无论是谈中国文化的道、西方哲学以及基督教，无论是谈中国经济模式的困境、人民币汇率，等等，其实它们都在围绕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即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
认识思想伟人和政治伟人的根本，必须从他们关于物质和精神关系的根本立场入手，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和矛盾，也必须从这一文化精神入手，比如我五年来一直呼吁人民币要大幅升值，而我国政治之所以对人民币低估无为而治，最根本的思想原因，就是只见物质价值，不见精神文化的和谐价值，就是“唯生产力论”旧病复发，就是将中国传统的世俗物质主义文化发展到了巅峰。
令人欣慰的是，我的文章系统发表大半年后，中国政治最高层面，终于认识到文化价值问题当前的头等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开始大力纠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幼稚的经济发展思想，开始认真思考人民币升值这一现代金融经济的核心问题。
尽管时下开始的发展文化的拨乱反正是被动的，是身不由己为形势所迫，但是上上下下已开始逐步摆脱懵里懵懂、糊里糊涂的经验感觉性的经济文化发展思想，而去认识现代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这种深层次的根本就是如何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矛盾，就是重新建立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的统帅地位。
这种精神价值的统帅性，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对“道”的精神至上的绝对崇拜，以及毛泽东政权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第一性；而在西方文化，则一开始就将自由、平等、正义的普世精神价值，视为统帅市场物质经济发展的精神灵魂。
这种哲学伦理精神价值对物质发展驾驭地位的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长期的被无知的抛诸脑后，现在一切的重大矛盾，归根到底是对这一重大政治失误的秋后算账。
问题的艰难是，精神伦理价值的第一，中国应该是承袭传统血缘关系的道德，还是附和西方人权的普世价值？两者的选择绝不应该是非此即彼，而是需要天才创造性的理性结合，这种结合的条件，最最需要的是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理论（福泽谕吉就是日本的现代思想之父），现代中国没有优秀的政治文化思想家，就注定了中国目前还没有产生伟大的政治家。这就是现代中国文化外强中干的致命原因。
所谓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理论，是指杰出的普世文化思想的创造，这种杰出普世思想，能够认识和主张一种最普遍永恒的独立精神，因为它普遍永恒和独立，所以它绝对！
在孔子来看，这种普遍绝对精神是“克己复礼”，但是历史的局限，“克己复礼”的精神自由停留在自我修身养性的孤立状态。
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普遍精神是绝对自由发展。但是黑格尔又是现实主义，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思想，表现了黑格尔对现实中不自由的理解肯定；而凡是合理的又将是现实的思想，又进一步表现了黑格尔对精神绝对自由的历史性发展的坚定信仰，这样黑格尔不仅成功的衔接了现实的精神不自由和理想的精神自由，而且使他的现实主义不是通向不可知论、经验论、虚无论的机会主义，而是通向必然性的理想主义。
马克思的绝对（普遍）精神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简单的说是全人类的先公后私的价值文化，马克思运用的方法，学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几乎如出一辙。
毛泽东的绝对精神是与传统的自私观念彻底的决裂，这一点学习了马克思。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毛泽东的方法论是专制而不自由的，因此事实上也是离开了辩证法，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政治压迫文化以及西方金钱文化棍子棒打一样的全盘否定（东风压倒西风论），说明了这一点。
福泽谕吉的绝对精神是：必须有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才会有民族的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福泽谕吉是民族主义者，但又是个人人权价值主张者，福泽谕吉至今在日本享有思想文化顶峰的地位，是他的思想成功的代表了日本全民族绝对精神（普遍价值）的最有力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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