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排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以公平、公有代表社会主义，自由、效率代表资本主义的话，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可能进行了两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其中一次是失败的，那就是王莽领导的改制运动；一次是成功的，那就是北朝儒家进行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前者导致了国家的大乱，而后者导致了北方经济的发展、隋朝的统一和隋唐的繁荣。
王莽改制的失败，主要是因为王莽改制触及了土地兼并势力的利益，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北朝儒家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就是经过长年的五胡乱华，土地兼并势力、当时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南迁或解体，北魏政权掌握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土地资源。所以北朝儒家能够没有负担、轻装上阵，改革基本上没有大的阻力。
北朝儒家通过制度建设，在全国推行儒家所倡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官田授亩，也就是均田制，制度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影响社会长期稳定的经济问题，北朝经济和人口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按照常理，南方的东晋和南朝社会相对稳定，战争少于北朝，并且号称华夏正统，人口规模应该大于饱经五胡乱华之苦的北朝。但事实是，北朝的实际人口规模要远远大于南朝。根据历史资料，北魏时期，北朝的人口峰值是3500万人，而南朝的人口峰值最多也就700万人。也就是说，北朝的人口总数是南朝的5倍。这应该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北朝稳定的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官田授亩制度。
北朝的儒家，主要来自西凉，因为在五胡乱华的时候，西凉地区没有完全沦陷，儒家经典文化被完整保存在当时当地的世族大家之中。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因为中原涂炭，人物凋零，便从西凉地区聘请名儒主持文化的恢复与重建。北朝儒家，因为没有之前汉晋、同时的南朝儒家所面临的土地兼并难题，更容易在政府的支持下确立土地国有和官田授亩制度，使孔子的政治理想在没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干预下得以顺利推行，为北朝的文化重建和经济恢复，创造了制度的条件。隋朝的统一和隋唐的繁荣，正是建立在北朝儒家所确立的官田授亩制度的基础之上。隋唐时期，中国的人口峰值不是出现在唐朝，而是出现在隋朝，可能就与隋政府对于土地资源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的比较彻底有关系。唐朝的衰落，和有可能与疯狂的土地兼并、生产资料公有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有直接关系。
北朝儒家的文化重建与制度重建，是中国儒家社会主义史上的头等大事。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政治上的科举制度的确立，为隋唐的全面繁荣创造了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理想制度平台。中唐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遭到破坏，只有科举制度保留了下来，中国儒家长大数百年的儒家社会主义实践宣告结束。但先贤们的儒家社会主义实践，却为现代中国推行儒家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可以富国强国的重要历史依据。
北朝儒家所创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科举制度，都是强调的公平、公正和平等。虽然，站在土地兼并势力的立场上，官田授亩制度好象没有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兼并更有效率，但是，这个制度确实实现了北朝的崛起、隋朝的统一和唐朝的全盛。也充分证明了儒家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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