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之特殊与共通性中，我们看中国文化。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才真接地感痛痒地觉到西方另一套文化之厉害。中间的封闭线揭开了，双方真接照面。西方也敞开了，摆在我们的眼前。此后就是双方互相较量互相了解的问题。接连几次战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英法联军，把满清政府打败了。打败政府并不一定打败我们民族。义和团是发自民间的一股力量，然而结果是八国联军进北京。这一仗是把我们的民族也打败了。（此义取自友人李定一先生。见其近着「中国近代史」。）这都尚未接触到西方的学术文化，只接触了他们的武力。知道他们的枪炮厉害。辛亥革命，对内是民族意识，排满，觉得那政府太不行了。对西方文化，言则是学得了他们近代化的政体，因而建造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改专制为民主。这是首先在政治意识上进了一步。所有取于西方者，在接触了他们的军事武力外，首先注意到了他们的政治形态。架子已安排好了，单等它生根，单等我们来充实它。但这就是个难题。这不能不有待于学术文化上之努力。
首先注意到西方学术的是严复的翻释。他翻释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群己权限论」，这里边的观念是中国学术里所没有的。他翻译这些，是让我们了解近代化的政治形态中的诸观念如自由，权利，宪法等之意义。他又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这是经济学。这也是中国所没有的。他翻译穆勒的「名学」，这是逻辑。也是中国所没有的。他翻译这些，是让我们了解西方人讲学之条理性与系统性，分门别类，分析综和，穷尽其理，以成「学」。这是西方希腊的一个传统。学之为学的观念即在此传统中养成。吾人名之曰「学统」。（此与「道统」不同。）这是中国人以前讲学所不具备的。他浸润于中国典籍很深，他用典雅的文字来翻释西方的学问。他的翻释不感觉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为对立，他并没有以为要吸收这些，非打倒中国文化不可。这倒不失为一个健康的态度。但是时代精神似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显出「神不守舍」的样子，要散，要塌下来。他那典雅的态度，收敛的精神，在历名事业上不得志，归而在烟榻上翻译，而显出的，并不能普遍，亦并不能继续下来。与他同时的那些举人进士翰林所谓知识分子，并不能懂得他所翻译的那一套。（其实这一套也并不真易懂。就是在今，日真懂的亦并不多）。也并不具备他有的那种训练。
所以中华民国的开国实在是虚弱的，并没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学术文化的精神作基础。只是袭取一个虚架子。而时代精神不是一个开国建国的精神，而是要散要塌下来放纵恣肆的精神。这个趋势，酝让暴发于五四爱国运动后的所谓文化运动。这个运动不是继承所翻译的学术精神而下来的，也不是配合新的政治形态而期由严复所翻释的学术而滋长壮大，以回应充实这个新的政治形态。如其如此，这还是一个建构的精神。但是时代精神不是这样，没有向这里走的预备趋势。在新的政治形态下的政府主持人也根本不了解这个政治形态的意义，根本无相应这个政治形态的政治意识。而社会上满清留下来的老知识分子不用说，就是所谓新知识分子，能像严复那读西书了解西学的也并不多。依是，朝野上下一切都在无主中。
新的政治形态并不足以作为吸引人注意用心的纲领。政府主持人一团糟，在那里胡闹。社会上的新知识分子则还是中国往时衰世大学生的老习气。辛亥革命所建造的民主共和这一新政治形态，由北京政府所代表的，大家不理了，把它搁在一边，另说别的。新知识分子只感觉到国家不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反省到文化问题。但他们的反省是非常之外在而直接，是以浅薄而轻浮。他们对于西方文化尚没有达到严复的那个程度，而只是道听涂说，外感地纷驰于其五光十色，而现成地检取其科学与民主，而对于中国文化，则已无严复的那种典雅的态度，（浸润于自己之典籍以译西学），而只是外在地直接地取否定的态度。他们把科学与民主视为文化之全部，而此两者又是西方的，所以也是西方文化之全部，是中国所没有的。中国文化有这两者，所以中国文化全是老的，而「老」以封建来规定，所以中国文化是封建的，过时的，全当否定。而且以为要吸收这个新的，必须去掉老的，视中国文化与科学及民主为不兼容的对立。
我们试看由西方的武力先把满清政府打败，继把我们的民族打败，最后把我们的文化打败。其实西洋人并未打我们的文化，当然无所谓败不败。文化是自已努力的事，是有弹性的，是随时滋长壮大或转形的。西洋人并不敢说打败我们的文化。外人所能打的只是外在的有形的东西，一定态的物质力量。两种物质力量相交绥，冲突便是打，谁强谁打败谁。把你的一定形态的物质力量打倒就算完，外此他管不着。所以打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己代人行事，起来自己否定的。这就叫做自失信心，自丧灵魂，此之谓「自败」。这种败才算是一败涂地。
牟宗三主着 《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51-252，学生书局，1992年9月订版七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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