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河殇》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旧文一篇)
按：《河殇》是苏晓康、王鲁湘在上世纪80年代推出的影响最大的6集电视政论片，1988年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此片可谓是我国“改开”以后思想界最早鼓吹“全盘西化”思潮的代表作，流毒深广。1989年初笔者写就本文，对其进行批驳；但在赵紫阳主政“只许右派放火”的大背景下，本文得不到公开发表（1990年1月仅在本单位内刊得以刊載）。
如今，环视神州，更觉“买办西化”思潮为害之烈！今旧文重刊，感到仍有必要。
《河殇》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河殇》是一部反思历史、批判传统和着眼現实的政论式的电視片。是以站在时代前列的姿态来审视历史、回顾历史的，是以“智者”的身份来剖析历史和揭示我们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按理说，它应该让人们从中受到启迪、获得睿智，并得到鼓舞，汲取力量。
可是，当人们看完《河殇》并听完里面的“高论”后，只要他是一个能严肃认真地思考的人，他所得到的恰恰是一片迷惘，一种惆怅，甚至还有那种近乎陷于绝望与悲怆之中的无可名状。这是为什么？原来《河殇》根本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新思维”，有的只是向我们散布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怎样看待我们的历史？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以往过程的客观存在，是人民群众的创造。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当然，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因此，人们决不能无视自己的创造，决不能割断历史，决不能对历史搞虚无主义。
《河殇》的是怎样看待祖国的历史的呢？一言以蔽之，叫做一无是处，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请看：
黄河，是华夏文明即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土，是黄河流域以至我们整个祖国大地的象征；黄种人，是我们民族的本体；这些，应该说都是我们文明的根基，或者说是孕育我们古老文明的母亲。
可是，在《河殇》的画面里，通过它那特有的艺术语言却都变成了可诅咒的东西：黄河——是暴虐与灾难之源；黄土——是贫困与保守之根；黄种人——是愚昧与不可救药的云云众生。
中国的民族学里有一条龙的形象。长期来文学艺术家们喜欢把龙与中国古老的文化相联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之说。本来龙无非只是我们祖先图腾崇拜的反映，这里边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优与劣的问题。
可是在《河殇》的“高论”里，龙竟成了“自然界的横暴者”专制主义的象征；中国民间对龙图案的喜爱不仅被说成是“崇龙”，而且还成了“中国文化中”“寬容恶势力的成分”，成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所谓“圆滑世故、逆来顺受”的“民族性格”了。
中华民族有过许许多多伟大的创造，万里长城是遗留下来的伟大工程之一。可是《河殇》偏要大家相信：长城只是“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是所谓“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的表现，建造长城是“一种失败和退缩的举动”，甚至又是一种“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的“民族心灵”反映。
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涌现过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从传说中的黄帝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抗敌守土的戚继光、丁汝昌，凡此等等。应该说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祖国历史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可是在《河殇》里面，他们均成了被唾弃的历史罪人了。
《河殇》对祖国历史的否定达到了一味诅咒的地步：
他们诅咒黄河造成了“周期性的毁灭”；
他们诅咒中国人口多，中国人“素质差”导致经济落后，“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
他们诅咒祖先们创造的“农业文明”，使一代一代中国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为土地而生，为土地而死，以致落后至今；
他们诅咒历代农民起义制造了“周期性大动乱”，一再摧残“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
他们诅咒张衡只会发明浑天仪而提不出“地心说”理论，使中国的科学比西方落后了一歩，“就这一歩，中国人再没有迈过去”，永远落后了；
他们还以西方殖民主义的口吻，刻薄地嘲笑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的发明只是制造“几百年一贯制”的“火箭与花炮”，“至今还只发挥驱鬼避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一千年也没有酿成知识爆炸”。罗盘针的发明没使中国“成为海上强国”，“倒是引来了西方列强”；
他们诅咒传统思想文化，诅咒“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驱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即使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动了一阵子后，到头来仍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
……
够了，一句话：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坏的。从生存环境到芸芸众生，从政治人物到科技人员，从思想文化到发明创造，一切的一切，无一不都是专制、落后的表现。呜呼！自从有史以来，还有谁对祖国的历史采取过如此彻底的否定呢？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什么？！
怎样看待欧洲的历史？
《河殇》对祖国的历史，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立场否定一切；可是转过脸去，在对待西方历史时，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采取了一种“拜倒脚下”的欧洲沙文主义态度。
《河殇》信奉的是欧洲第一主义，崇拜的是某种牌号的“民族优劣论”。在他们看来，东方民族就是劣，西方民族就是优；亚洲文化就是劣，欧洲文化就是优；所谓的中国“农业文明”就是劣，所谓的西方的“工业文明”就是优；劣就劣到根，优就优到顶。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肉麻吹捧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他们就以满腔热情予以歌颂。什么“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地衰落了”，“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
欧洲民族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他们是天生的海洋民族，这种地理环境又造成他们具有“开拓”、“扩张的活力与文明的优势”，据说还具有“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而“这种超越土地限制、越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
在《河殇》看来，连欧洲中世纪的长期封建割踞也是好的，欧洲的专制主义也比中国好，因为它诞生了城市共和国。
《河殇》的根本就不敢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希腊文明以至近代欧洲的“工业文明”，说到底也是世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试问：如果没有古代大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能会有后来的希腊文明吗？难道希腊文字最终不是脱胎于古老的埃及文字的吗？如果没有美洲玛雅人的印第安文明，欧洲人能吃到土豆与玉米吗？如果没有中国的一无是处的所谓“农业文明”，会有近代欧洲的“工业文明”吗？难道不正是中国的这种“农业文明”创造出来的三大发明（专指火药、印刷术与罗盘）帮助了西方资产阶级实现了地理大发现，并最终战胜欧洲的封建主义、实現近代化的吗？当然，对于这些历史，西方的殖民主义是不愿意承认的。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历史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它并不取决于什么人的承认与否。然而，任何否定历史的人最终都必将被历史所否定。
中国的历史命运是什么？
《河殇》把中国文明归结为：华夏文明——内陆文明——农业文明——黄色文明；把欧洲文明概括为；希腊文明——海洋文明——工业文明——蓝色文明。认为中国文明具有“封闭、保守”与“专制主义”的特征，所以中国人天生具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民族劣根性；（这里，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的那种“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特性被一笔抹杀了！）而西方文明又具有“开拓、扩张”与“民主主义”的特征，所以欧洲人天生具有进取、外向与“意志力”等优越的民族性。
《河殇》以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再加上主观随意性的想象与武断，从而编造了上述一套“高论”。然后，再将东、西方的这些所谓的“文明”优劣性加以“比较”、“评论”，这样他们就又硬说自己已找到了未来中国的所谓“历史命运”。
那么，中国的“历史命运”是什么呢？《河殇》竭力鼓吹：
既然中国文明是从大河流域文明中的黄河文明发源的，而大河流域文明中的任何一种文明又据说都是“注定要衰落的”，“或早或迟一个个地黯淡下去”，那么人们就得去认命。为了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接受这种“历史命运”，“文明衰落了，我们不必哀伤”，只要能“勇敢地正视历史”，自觉地接受正在“席卷全世界”的欧洲“工业文明”，就能找到“蔚蓝色”的“海洋文明”的归宿。
《河殇》反复地使用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个模糊概念，故意以“农业文明”取代中国文明的含义，而用“工业文明”等同欧洲文明的内涵。其实，谁都知道，“畜牧文明”、“农业文明”，无非只是某些学者对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某种概括，它们并不专属于某一民族。
一般地说来，“农业文明”代表着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而“工业文明”则是指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状态。诚然，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漫长，绵延了两千多年，“农业文明”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决不等于我们今天仍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
反之，欧洲从17世纪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进程，可以说是最早地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但同样不能说，昨天的欧洲（整个中世纪）也是处在“工业文明”阶段。
所以从纵向看，不仅欧洲文明里包含着“畜牧文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同样，在中国文明里，除了古代的“畜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外，自然也包含着现代的“工业文明”。（早在50年代，当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的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了农业的比重）。
《河殇》所以要使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两个模糊概念，说穿了无非是让“农业文明”去代表落后，而让“工业文明”去代表先进。通过这种手法，他们就可以把先进的专有权归给了西方与欧洲；而把落后的桂冠奉送给东方和中国。
《河殇》的有意识地在镜头中安排了一组嘲讽马克思主义、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容。在这里，把社会主义统统归入到东方的“农业文明”而加以否定；强烈地反衬西方“工业文明”即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然社会主义不能使中国摆脱“农业文明”的落后，而资本主义又是那么富裕美好，那么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命运”是什么不就清楚了吗？！
说到底，《河殇》要给我们揭示的所谓“历史命运”就是：重走资本主义道路。难怪《河殇》竭力鼓吹“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必须取决于私有制改革的成功”，“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主张大力发展私有制，造成一个“中产阶级”来。
现在人们终于清楚了：《河殇》所以要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全盘否定祖国历史，一头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鼓吹欧洲沙文主义，目的就是要我们抛弃社会主义，抛棄自己民族的一切，复辟资本主义，去做西方帝国主义大国的附庸。
《河殇》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祖国历史采取全盘否定的做法，不由使人浮想起那种“不孝子孙骂祖宗”的横蛮嘴脸。这种逆子往往由于自己的不长进，就去恨那生他、养他、爱他，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大的贫穷母亲，却又乐于去谄媚偶而赐他一醉却一贯欺凌他母亲的富豪劣绅。呜呼，世间就有此等逆子、败类，为之奈何！
（原发表于上海《卢湾教育学院学刊》1990年第1期）「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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